我国经济法司法实施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法谚说"无救济,无权利"。我国经济法目前正面临着实体法蓬勃发展与司法救济制度短缺的困境。针对这一困境,本文旨在立足本土和实际,从经济法的司法实施现状出发,研究、探讨经济法的司法实施问题,以期实现经济法诉讼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的结合,并针对经济法特有的诉讼建立特别诉讼程序,实现经济法合理、效率的司法实施路径。     

论宪法基本权利之司法救济模式

为保障宪法所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各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司法救济制度,主要有普通法院诉讼模式和宪法法院诉讼模式。由于政治体制和司法传统的不同,这两种救济模式在救济途径、实施救济的法院、救济的适用程序等也不一样,并各有所长。     

论经济法可诉性的完善——以经济审判庭撤销为视角

完善经济法诉讼制度对实现经济法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但经济审判庭的撤销和传统诉讼制度的不足,使经济法可诉性在司法实践上陷入了盲区。经济法法律规范中亦存在大量经济法不可诉性的情形。基于此,为完善经济法的可诉性,在程序上建立经济特别程序,实体上明确规定经济诉权,建立经济法责任制度。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领域引入公益诉讼的理论探讨

2013年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自此公益诉讼正式走上立法舞台,并即将步入司法实践。本文从国内金融消费者维权困境出发,阐述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领域引入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领域实施公益诉讼的基本思路。     

民事能动司法的功能分析——以调解制度为视角

在我国目前的"能动司法"的大环境下",调解之风盛行"作为"能动司法"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烈探讨和争议。而最新颁行的民诉法修正案中"先行调解"入法也标志着我国立法对能动司法的肯定。结合我国司法的实际情况,借鉴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诉讼和解制度,切实贯彻自愿原则、合理界定调解的适用范围、细化瑕疵调解的救济情形,为法院调解活动设定必要的限度,才能建立民主、公正和富有效率的合意解决纠纷机制,这也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能动司法"的必经之路。     

全方位构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长效机制

第一组嘉宾发言精粹 [主持人]黄炜 中国证监会法律部主任 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司法救济机制的完善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背景下讨论投资者保护司法救济机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司法救济机制涉及相关主体权利义务为基础的法律责任制度的整体设计,包括诉讼法律制度的完善,比如诉讼方式、赔偿范围、司法专门化等复杂问题,还涉及投资者权益保护救济机制多元化的问题。从证监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始终认为,证券市场监管的主要力量不仅仅是证监会,更是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司法力量。     

试论经济法的可诉性及其实现

本文针对我国目前经济法的不可诉现象大量存在,认为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必然具有可诉性。本文分析了经济法可诉性缺陷的原因,并对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模式进行了探讨,认为我国应该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并且在我国当前的法制环境下人民检察院是经济公益诉讼原告的唯一适格主体。     

论经济法的可诉性及其模式选择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纠纷,经济法该如何更好发挥其作用,这不可避免涉及到经济法在现实中的适用,建立经济法诉讼机制便是实现适用的最有效手段。本文主要在论述经济法可诉性基础上提出经济法诉讼机制独特的模式选择。     

对经济法可诉性的探析

法能否有效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有无可诉性,并且应当有相应的诉讼保证机制加以保证。而经济法作为调整经济领域社会关系的法律部门之一,出于传统诉讼理论和机制的限制,可诉性缺陷比较明显,有些学者指出:经济法作为现代法,与传统法律部门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不可诉规范较多。[1]正是因为这些缺陷抑制了经济法有效地发挥作用,抹杀了经济法的可诉讼性。笔者通过对经济法的实现模式及可诉性理论进行探析,来证实中国经济法的可诉性。     

我国民事诉讼费用保险的创设价值与制度构建

公民享有接受法律救济的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责任。在某种意义上,诉讼救济是当事人消耗一定时间、金钱购买法院提供的法律服务产品——司法裁决,但是这种司法裁决并不是人人都消费得起的,作为一种昂贵的高成本消费,     

国家治理视野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功能省思——以环境公共利益救济为例

当下检察机关对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进行了大量制度创新,凸显了诉前程序的独立价值,并逐渐演变为由检察机关深度参与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机制。实践的突破对既有诉前程序理论与规范的冲击也随之而来,反映出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一体化的制度设计造成法律监督范围、管辖规则以及公共利益救济等方面的诸多矛盾,根源在于传统的诉讼思维遮蔽了诉前程序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独特价值。厘清诉前程序的功能价值,应将其从诉讼场域转向治理场域,实现从司法审查到协同治理、从程序警示到实质性救济、从事后救济到风险预防的三重转变,并从磋商程序的适用规则、检察机关一体化管辖以及协同功能的保障措施与限制措施等方面完善当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相关制度。     

聘任制公务员诉讼问题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明文的规定了聘任制公务员的司法救济,然而在实践中诉讼被告的资格问题和诉讼性质的问题却引发了相当多的争议,从立法目的等多角度来看,聘任制诉讼应当是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的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虚假诉讼治理思路的再思考——基于实证视角的分析与研究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虚假诉讼的规制以案外人权利保护为核心。在规则实施过程中暴露了权利保护滞后、手段单一、成本高、难度大等方面的问题。欲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转换思路,统一民、刑对于虚假诉讼范围的界定,将"虚假行为"主观故意"与"妨害司法秩序"作为虚假诉讼的构成要件,对于"单方实施的虚假诉讼"与"串通实施的虚假诉讼"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与程序。同时注意虚假诉讼的民刑衔接程序的设计。     

恶意诉讼的法律规制及权利救济

恶意诉讼损害了相对人的利益,使诉讼功能发生了异化,应当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在司法实践中,立案法官应当注意对诉讼的正当性进行必要审查。对于恶意诉讼的受害者来说,权利救济必不可少,并应得到制度的保障。     

美国证券投资者索赔的司法障碍

行政监管和司法救济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和证券市场规制的两种重要手段。美国证券投资者因证券市场发生的虚假陈述而受到损失,必须通过诉讼索赔,此举就表明美国行政监管并没有发挥有效作用。美国司法救济也并没有发挥有效作用,美国法官并不支持证券投资者索赔,通过许多判例给投资者索赔设置重重障碍。美国法官别出心裁,想出各种理由判证券投资者败诉,相关判例又将相关理由确定为规则,其中一些重要判例在中国尚未得到关注。美国证券诉讼的司法实践与中国的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通常假定正好相反:证券投资者胜诉的概率甚小。     

后疫情时代经济法应急保障功能再审视

新冠疫情破坏社会秩序,降低人民可获得感和幸福感,致使社会经济陷入困顿,恢复市场经济秩序已然成为全球各国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经济法作为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己任、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以促进经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宗旨的基本经济法律制度,在"战疫"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后疫情时代,经济法的应急保障作用亦应延续.为此,在行为论维度,经济法实施主体应强化分配及再分配措施的宏观调控功能,对中小企业实施纾困计划以帮助其稳步走出困境.同时,加大对重点行业、关键领域的市场监管,助推消费者合理权益的保障与实现.另外,在主体论维度,应全面践行"服务型"政府建设理念,落实便民原则,秉持非接触原则,实现应急管理措施的互联网时代变革.借此,不仅可以有效缓解疫情的负面经济冲击,更将彰显经济法本身所蕴含的规制价值.     

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是遏制环境违法行为和救济环境公益的重要法律手段。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美国环境法律中具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维护公民环境权益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美国法律中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将会对建立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浅析司法执行程序中“首封权”的性质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有对特定财产进行查封的司法财产保全形式。对于这种司法查封的性质(也就是俗称的"首封权")的认定却往往存在着模糊性,特别是在抵押权实现程序中,这种"首封权"与抵押物权谁的效力更大的问题上,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的困境。本文就将针对这一问题,对于"首封权"的性质进行一番剖析。     

论价格听证的救济制度

救济制度是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保障,然而当前我国关于价格听证制度的研究多数是探讨完善听证程序本身,而少有关注救济制度的文章.目前我国价格听证法律责任的规定过于粗糙缺乏可操作性,救济制度在实际操作中软弱无力.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制定统一的价格听证规则规范,并将建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将价格听证的救济有效纳入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中.     

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浅探

行政合同是一种新的行政手段,我国尚没有建立起与其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救济制度。行政合同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作用,需要建立不同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纠纷解决制度。行政合同的司法外救济制度建设的重点是修改行政复议制度,尽快建立行政仲裁制度。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济途径是将行政合同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建立与其特点相适应的特殊的诉讼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