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区域金融调控

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必然会产生区域间的金融差距，通过实施适度区域差别的金融政策是各国为控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而普遍采用的政策措施。为此，建立区域经济发展基金，加快不发达区域经济发展，实行金融政策区域化，赋予区域中央银行一定的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权和调控权，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金融保障是区域金融调控较好的选择。     

加强和改进基层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几点建议

(一)在努力实现货币政策总体目标的前提下，充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适时制定并组织实施区域金融调控政策1．制定和实施区域金融调控政策。坚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取向前提下．合理授权，实行分级控制和区域差别化操作，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既要坚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坚持总量控制，同时考虑区域经济的差异，统筹兼顾，因地制宜，利用货币政策和信贷杠杆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促进区域有一个合理的信贷增长，实现区域经济、金融的良性互动。     

金融政策在美国区域均衡发展中的作用及对我国的启示

金融政策通过信贷和货币政策引导金融主体行为选择和资金流动,可以提高欠发达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借以平衡区域金融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美国建立了较完善的金融体系,在政策上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的特点,使金融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目前我国处于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时期,金融政策在调控地区差距中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改革金融机构组织形式,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实行差异化的金融管理政策,同时健全信贷担保体制,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     

我国中央银行实施有区域性差别金融调控政策研究

我国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政策应当是全国统一性与区域差别性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区域金融的协调发展.为此,应借鉴发达国家金融政策与地区差异相协调的实践经验,在总行统一的政策框架下,赋予各大区分行一定的调控权,制定实施有区域差别的金融调控政策.     

我国中央银行实施有区域性差别金融调控政策研究

我国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政策应当是全国统一性与区域差别性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区域金融的协调发展。为此，应借鉴发达国家金融政策与地区差异相协调的实践经验，在总行统一的政策框架下，赋予各大区分行一定的调控权，制定实施有区域差别的金融调控政策。     

区域差异呼唤差别化金融政策

我国幅员辽阔,由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金融机构分布、金融市场发展以及微观主体偏好等方面的差异,区域间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导致了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别,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意图的实现.考虑到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现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应适当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这一因素,在坚持决策权统一的前提下,适当关注区域差异,有选择地进行区域差别化货币政策操作的探索,对不同区域在货币政策工具种类、力度上有所区分,以实现最佳的调控效果.     

统一货币政策须关注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

通过对转轨时期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成因与表现的分析,揭示以区域经济金融均衡运行为假设前提的统一货币政策与区域金融非均衡运行现实的矛盾,由此提出货币政策关注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可能路径.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研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及两者间的协调搭配意义重大.通过分别构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及金融稳定指数,运用动态时变参数TVP-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并以此来研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政策效应与协调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中短期和长期货币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不同;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实现金融市场稳定,但实施时要注意货币政策的影响;物价和资产价格涨跌不一致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对金融市场的调控可能会面临政策目标的相互"冲突",物价和资产价格出现"双涨"或"双跌"时,两政策互为"补充".     

论货币政策调控的区域效应与差别调控策略

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及金融调控对不同区域产生的效应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在于调控手段、工具运用、信息资源等局限,导致当前区域金融调控效应不明显。要强化区域金融调控体系,突出区域调控效果,关键应从强化分支央行职能、实行差别的金融调控政策、加强沟通与协调等方面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     

“双支柱”调控、政策协调搭配与宏观稳定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不同经济金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相关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实比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金融冲击时的稳定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宏观审慎政策确实是通过金融稳定渠道发挥作用的,从而与货币政策侧重实体经济(产出和通胀)的稳定效应形成了有效互补;三是不论是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还是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双支柱”调控框架都较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这说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不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在具体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变革

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和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挑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行一次职能的变革：它不再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肩负起为企业赢取竞争优势而保障一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使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充当保持和发展企业凝聚力的使，而且必须应用先进技术和业务外包改善工作绩效。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模型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外生性及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整体经济的转轨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必须采取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上，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是最优模型之一。     

币值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根本性失衡,无法充分完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功能,导致全球失衡和一系列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可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但是人民币长期稳定的国际化依赖于自身币值的稳定。在贸易结算和国际直接投资中推广使用人民币的试验,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积累经验,但是不能替代促进币值稳定的基础性改革,也不能代替寻找稳定汇率和通货膨胀的政策机制。总之,人民币国际化与否,应基于具体的利弊分析,而不是顺应所谓的全球化趋势。币值稳定对于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性不应低估。     

论征收草场使用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Stakeholde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stakehold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a simple economic model of the firm, with an objective function to maximize its market value. We look at the marginal claim of each stakeholder on the assets of the firm. It divides the voting rights based on the change in value of each stakeholder with a one dollar change in the value of the firm as a whole. We translate these conditions to relative voting powers on the board. While there are many claims in the academic and popular literature on sharing voting rights on the board, our paper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quantitative dynamic model of the power sharing in the corp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