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财务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家庭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家庭债务积累和财务杠杆率上升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总支出和住房支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住房支出对日常生活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拥有住房产权的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其财务杠杆率上升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无住房产权家庭、高收入家庭的财务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第三，住房支出在家庭财务杠杆率增加消费总支出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而举债带来的还本付息压力在家庭财务杆杆率反向影响日常生活开支过程中发挥了明显的遮掩效应。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合理控制家庭部门财务杠杆率的上升，谨防债务过度积累给家庭和社会消费带来的负面影响；坚持“房住不炒”政策，缓解居民购房支出压力；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充分发挥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应。     

主观幸福感、风险异质性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Binary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对家庭储蓄参与概率影响为正,对股票参与概率影响为负,对商业保险参与概率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基于家庭风险偏好分类的实证分析发现:家庭主观幸福感与储蓄参与概率之间存在一定的风险异质性,与股市参与概率之间存在一定的趋同性,而在商业保险参与概率上风险异质性不显著。指出各金融机构应与居民建立完善、高效的沟通机制,以满足居民多元化金融消费需求;金融监管机构应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体制机制改革,为投资者搭建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     

数字金融助推了家庭债务风险吗?——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以CFPS数据库2012—2020年五次抽样数据为样本,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中国家庭债务风险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第一,数字渗透和金融自由化等市场因素导致过度授信和过度借贷,破坏了家庭负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第二,数字金融使用广度和金融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推动了家庭负债上升,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则会对家庭债务风险发挥一定缓释作用;第三,数字金融通过房地产价格渠道提高了家庭房贷负债比,对家庭债务扩张产生中介效应;第四,数字金融对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对高负债家庭、城镇家庭和东部发达地区家庭作用显著,但强度随家庭收入上升而下降。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结果均支持本文研究结论。     

债务异质性假说与资本结构选择理论的新解释

西方资本结构选择理论是有局限性的。建立在债务同质性假说基础上的西方资本结构选择理论对中国企业资本结构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因为针对经营性负债与金融性负债的异质性假说更符合中国国情。经营性负债与金融性负债是具有异质性和互补性的两类负债,依恃债务异质性假说,主流的啄食顺序理论和权衡理论都需要重新解释。     

住房负债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北大核心

家庭住房负债水平的提升可能会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正规住房负债与非正规住房负债对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本文利用2013—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正规住房负债显著促进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非正规住房负债显著抑制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其中,有息借贷家庭受到的抑制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财富水平是住房负债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正规住房负债对经济发达地区家庭、多套房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非正规住房负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家庭、一套房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从住房视角为非正规金融领域研究提供了文献补充,为规范资本市场、防范债务风险、突破家庭财富约束等方面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数字金融对居民负债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构建Probit和Tobit模型分别考察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是否产生负债行为和家庭负债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负债行为和家庭负债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数字金融对家庭负债率的影响会因居民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不同而产生异质性,即数字金融对中低学历和中低收入家庭负债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在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本文对释放数字金融红利、警示过度负债带来财务风险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中国家庭居民的债务素养及其影响研究

针对中国家庭居民债务素养研究缺乏的现状,采纳CHFS的大型实地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中国家庭居民债务素养的具体表现及其对经济、健康、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债务素养包括五大维度、六个指标。研究表明,债务素养可通过影响家庭创业概率、消费结构升级进而作用于经济发展;"健康中国"的理念离不开高债务素养的居民;保持其他控制变量不变,高债务素养能显著提高家庭的幸福感,是社会幸福的根基。相关政策建议包括:债务素养多维度的积极作用和影响迫切要求将中国居民债务素养的建设提升到战略地位;积极采纳互联网金融服务以有效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及促进居民健康水平;完善其他配套措施以保证债务素养作用渠道的畅通。     

中国银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究——基于5家股份制上市银行的分析

运用中国5家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2003～2007年的季报数据,首次在其资本结构研究中同时考察权益和负债比率的动态调整问题,结论表明中国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权益比率与负债比率的决定机制互相依赖;非债务税盾、银行规模、管理层持股对股份制上市银行权益比率与负债比率的影响都非常显著,而破产成本、国有股比例仅显著影响权益比率,成长性与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仅显著影响了不可作为资本的负债比率;中国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的存款类负债更多地受到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选择银行职工人数作为工具变量,较好地解决了模型中规模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数字化转型与银行行为：基于银行负债结构视角

以中国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负债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于商业银行负债结构的调整具有正向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银行行为的重塑，包括调整分支机构数量、高管占比和高学历员工占比等。这三种机制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银行行为的调整会放大数字化转型对负债结构调整的正向影响。同时，数字化转型对银行负债端结构调整的正向影响具有异质性，因银行类型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而异。     

住房“借款”与“还款”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来自CHFS微观调查数据的最新证据

本研究在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探讨负担住房负债及还清住房负债对创业活动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利用2013年、2015年、2017年、2019年多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面板数据，考察住房负债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同时考察了还清住房负债对家庭创业的作用。研究发现，与没有住房债务的家庭相比，住房负债会降低家庭参与创业活动的概率，但家庭一旦还清了住房负债，其财务抗风险能力和风险偏好增强，从而提高家庭参与创业活动的概率。此外，研究也发现还清住房负债对“一套房”家庭的创业活动产生了正向的显著推动作用，而对有“多套房”家庭的创业活动则缺乏如此显著的影响。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