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与比较

在不同时期,我国采用不同的货币数量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该研究以货币经济理论为基础,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对自1992年以来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1998年为分界点进行了分时段比较分析。总体而言,在1997年底以前,信贷规模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1998年初以后,货币供应量M2则是中介目标,同时也是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     

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进程中，原有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都已表现出了不适应新的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弊端。在对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进行比较之后，有必要以新的变量－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更好地促进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进而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互联网环境下对货币供应量的重新解读

我国中央银行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观测变量,国内金融学课程的框架则围绕货币供应量的计量、货币供应量的形成机制、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机制这一逻辑主线搭建。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正在挑战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取向及有效性,也在悄然改变商业银行存款货币创造的垄断地位,同时也为金融学的教学提出了全新的课题。     

货币供给量难已胜任我国贸币政策中介目标--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思考

我国自建立中央银行制度起,一直采用信贷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次金融失控的冲击后,国务院、中央银行酝酿了改革;在1993年将货币供应量引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并于1998年放弃信贷总量指标,使用货币供给量作为单一的中介目标.     

货币供给量难已胜任我国贸币政策中介目标——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思考

我国自建立中央银行制度起,一直采用信贷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次金融失控的冲击后,国务院、中央银行酝酿了改革;在1993年将货币供应量引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并于1998年放弃信贷总量指标,使用货币供给量作为单一的中介目标.……     

强化货币发行管理 适应职能转变

强化货币发行管理适应职能转变吴发灿，陈武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中央银行将从控制信贷规模为主向调控货币供应量为主逐步转变，改革和完善货币政策体系，强化金融宏观调控，以实现货币政策为最终目标。金融体制的改革势必要求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部门更新观...     

几种利率规则的比较及对中国的适用性研究

随着互联网金融、金融创新的发展,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已经很难适应作为货币政策的有效调控的手段。国外利率规则的实行已经近30年,而我国仍然实行货币供应量调控方式,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和引导。因此,应该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尽早采用合适的利率规则,降低经济的波动性,实现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持续性。     

社会融资规模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吗

社会融资规模是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的融资总额,其的提出反映了货币当局对信贷市场以外的信用创造行为的关注.当外在冲击来自于商品市场时,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造成的产出波动要明显大于以货币供应量为政策中介时的产出波动,其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的效果并不比货币供应量要好,但当外来冲击发生在货币市场时,社会融资规模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如果综合考虑到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范围不精准及不可控制性,社会融资规模并不合适作为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而只具有参考意义.     

货币统计与分析的基本框架

中央银行是货币供给的总闸门,其基本职能就是,有效地调节货币供应量,引导资金投向,以实现稳定通货、保持国际收支均衡,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目标。我国从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极大地加快了经济货币化进程,推动了金融改革的发展,提高了中央银行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中央银行要搞好宏观金融调控,不仅要有正确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调控机制,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还必须建立科学的、完     

我国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是一国货币当局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其实施的好坏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平稳发展。中央银行通过制定货币政策来达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经济目标,而货币供应量是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因此研究我国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利于中央银行制定、实施货币政策从而促进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     

混频数据信息下的时变货币政策传导行为研究——基于混频TVP-FAVAR模型

现实经济环境中,货币政策操作受到金融市场及宏观经济信息的共同影响.如何基于混频大数据信息分析货币政策行为机制是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混频时变参数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MF-TVP-FAVAR)模型.基于宏观经济及金融市场等多维度混频数据信息的实证结果表明:首先,MF-TVP-FAVAR模型在宏观金融混频数据中提取的金融形势指数(FCI)能较好地表征宏观经济先行趋势,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前瞻性信息.其次,混频TVP-FAVAR模型可以捕捉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的高频时变特征.与货币供应量相比,利率传导对产出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利率传导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愈发畅通,而信贷传导机制因财政政策搭配等问题日渐受阻.再次,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受到经济周期影响,无论产出效应还是价格效应,经济上行时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都比经济衰退时期更加通畅.价格型和数量型传导机制在经济下行时的作用效果均会减弱,但数量型货币政策更易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最后,货币政策对FCI的冲击响应具有时变性,说明金融市场信息冲击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具有结构性的动态影响.货币当局制定尤其是微调货币政策时应及时评估金融市场信息冲击的影响.     

我国货币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基于VECM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1996—2012年月度数据建立VECM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1)货币政策对投资及消费的刺激作用存在非对称性,货币政策对投资的刺激作用比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强很多。(2)货币和信贷都可以对消费发挥积极作用,信贷的作用稍强,货币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几乎为零,而信贷对投资的拉动作用很明显。(3)利率对投资和消费都有一定影响,但不显著。分析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信贷渠道拉动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通过进一步分析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发现当前应着力于扩大消费需求,而且目前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比货币政策有效。     

中国金融形势的动态特征与演变机理分析:1996-2016

本文分析了1996-2016年中国金融形势的变化趋势及影响金融形势的主导变量的动态特征,探究不同金融市场发展状况对中国金融整体形势及金融风险的影响力变迁。我们首次运用动态模型选择的时变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DMS-TVP-FAVAR)测算了中国月度金融形势指数,考察了货币政策、外汇市场和资本流动、货币市场、银行业、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非传统金融市场和国外金融市场对中国金融形势的差别化影响。研究发现,样本期内货币供应量一直是影响中国金融形势最主要的因素,非传统金融市场、外汇市场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国外金融市场对中国金融形势表现出主导性的影响。总的来看,对中国金融形势的动态特征与演变机理分析有助于及时识别潜在金融风险。     

金融周期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基于SV-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4-2016年的季度数据构建金融周期综合指数,用以描述金融市场景气程度;使用SV-TVP-VAR模型,围绕金融周期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周期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性特征:2008年以前金融市场繁荣对房价有稳定推升作用,2008年后该影响持续弱化;与之类似,实体经济对房价的影响同样自2008年起逐渐减小。这意味着,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国房地产价格对经济金融冲击的敏感度已经大幅下降,金融扩张可能难以再通过房地产市场有效带动实体经济的繁荣,相反,其反而可能导致银行贷款不良率的攀升,在金融系统内积累系统性风险。我国针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仅对控制贷款不良率的提高体现出积极作用,而且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产出及房价的随机波动率均呈显著下降趋势,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未来应更加重视房地产市场调控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的重要地位,遏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防范房地产市场引发金融危机。     

货币乘数影响因素的扩展分析

货币乘数是货币供应理论的核心变量,在当代经济金融环境下,货币乘数的大小和变化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监管部门监管要求、商业银行资产负债选择以及社会公众行为偏好的共同影响。本文在对货币乘数影响因素进行扩展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货币乘数决定模型,并进行了实证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监管要求对广义货币乘数的影响最大,货币政策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已不是决定因素,这也为我国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必要性依据。     

基于ARINA模型的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动规律研究

货币供给对我国货币政策运行乃至整个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意义,广义货币供应量的规模及其变化趋势直接影响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本文运用ARIMA模型,对1996年1月至2012年1月期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规律进行研究,并运用模型对给定样本期内的M2值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本文建立的ARIMA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精度。     

居民风险偏好与中国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DSGE模型的数量分析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随之呈现多样化特征。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以风险偏好为研究视角,对我国居民风险偏好水平变动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本文以标准新凯恩斯模型为基础,构造符合我国宏观经济现实特征的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对转型时期的最优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进行研究;为进一步强调货币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模型中引入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不可分的跨期效用函数形式。研究结果表明:(1)包含名义货币增长的混合型泰勒规则拟合我国转型时期的货币政策规则效果最佳,因此货币供应量仍是重要的政策工具;(2)与可分性模型相比,不可分模型拟合我国宏观经济现实特征的效果更优。在不可分效用函数下,与货币供应量相关的实际货币余额将影响经济的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使得居民风险偏好成为决定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当居民风险偏好水平上升时,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随之增强。因此,在选择货币政策实施时点上,应充分考虑市场中的风险偏好情况,从而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     

中国金融周期与横向关联:时空双维度相结合视角

宏观审慎政策关注各金融子市场在时间维度上的金融周期和空间维度上的横向关联。本文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视角,使用股票市场、货币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信贷市场的数据,测算2001—2019年中国金融周期和横向关联的波动特征、作用关系与频域叠加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时间维度金融周期与空间维度横向关联的波动趋势具有一致性。我国金融周期长度约为10.33年,横向关联波动周期的长度约为10.58年。从作用关系上看,首先,我国房地产周期达到波峰后,会对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产生较强的溢出效应。随后,股市周期达到波峰后,会向房地产市场和信贷市场产生较强的溢出效应。最后,我国信贷市场接受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溢出后,信贷周期会逐渐达到波峰。从频域叠加机理的角度看,我国金融子市场间横向关联的波动主要由中低频波段驱动,中低频波段横向关联的持续期在2个月以上。     

居民风险偏好与中国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DSGE模型的数量分析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随之呈现多样化特征。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以风险偏好为研究视角,对我国居民风险偏好水平变动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本文以标准新凯恩斯模型为基础,构造符合我国宏观经济现实特征的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对转型时期的最优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进行研究;为进一步强调货币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模型中引入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不可分的跨期效用函数形式。研究结果表明:(1)包含名义货币增长的混合型泰勒规则拟合我国转型时期的货币政策规则效果最佳,因此货币供应量仍是重要的政策工具;(2)与可分性模型相比,不可分模型拟合我国宏观经济现实特征的效果更优。在不可分效用函数下,与货币供应量相关的实际货币余额将影响经济的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使得居民风险偏好成为决定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当居民风险偏好水平上升时,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随之增强。因此,在选择货币政策实施时点上,应充分考虑市场中的风险偏好情况,从而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     

国库库存纳入货币统计口径的可行性分析

货币供应量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调控成本巨大,调控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扩大货币统计口径的范围,给出了M3、M4等货币供应量指标,以引起货币当局对全社会资金的重视。与此同时,我国国库库存余额逐年加大,季节性波动明显,国库库存变动对与货币供应量和宏观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货币政策操作中需要密切关注国库库存的运行变化。本文首先描述了我国国库库存与货币供应量的特征,并分析了两者关系;接着探讨了将国库库存纳入货币统计口径的理论依据;然后利用近十年的数据检验将国库库存纳入货币统计口径后的实际效应;最后得出:货币当局将国库库存变量纳入中介目标监控体系,将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在结论的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