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混改治理效果的资本市场证据——基于信息披露违规事件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信息披露违规视角探讨国企混改的治理效应并检验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企混改有效降低了上市国有企业信息披露违规概率、违规严重程度以及违规频率.机制研究表明,国企混改抑制了信息披露违规动机,但对信息披露违规稽查概率没有显著影响;不同治理情境下,国企混改对信息披露违规的抑制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后国企混改对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混改对虚假记载、推迟披露和一般会计处理不当三类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均有显著抑制作用;混改有效降低了股票换手率.本研究既为评价国企混改的治理效应提供了资本市场层面证据,也为进一步深化国企混改提供了政策参考.     

国企混改实践中的认识误区和未来突破的关键问题

通过梳理和逻辑分析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国企混改案例背后所揭示的事实,本文指出实践中存在的对国企混改的认识误区和国企混改未来突破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以国企之间的“混”或通过基金的“混”来代替民资背景战投的引入,并不能真正实现国企经营机制转换和公司治理制度完善的最终混改目的。未来国企混改突破的关键在于,其一如何通过公司治理制度设计,使民资背景的战投激励相容,愿意参与国企的混改;其二如何实现产业集团向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转型,真正实现国有资本监管体系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化。在转型路径选择上,存在委派董事参与公司治理、与民资背景战投组成有限合伙构架以及国资转化为优先股三种可能的实现路径。     

国企混改优化了多元化经营行为吗?

国有企业的过度多元化扩张和低效率多元化经营问题成为阻碍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困扰,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简称"国企混改")既可能因降低国企的政策性负担,又可能因抑制国企高管代理问题而优化多元化经营。本文以2007-2017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减负效应与治理效应的双重视角考察了国企混改的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企混改股权结构的深入度、制衡度和控制权转移以及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参与公司治理均有助于降低多元化经营程度,但股权种类的多样性却未产生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在国企混改优化多元化经营行为的路径中,股权结构发挥了减负效应与治理效应,而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主要发挥了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与中央企业相比,地方国企混改优化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的作用更明显;市场化进程和政府质量强化了国企混改股权结构对多元化经营程度的影响,而对国企混改高层治理降低多元化经营程度的效应无明显促进作用。最后,本文发现国企混改的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均提高了企业多元化经营的价值。     

新常态下国企混改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从新常态下国企发展现状出发,分析国企混改的原因和目标,提出当前国企混改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     

国企混改背景下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为发展混合所有制指明了方向,极大地鼓舞了国有企业改革创新、做强做优的信心.国企混改已进入试点和推广阶段,本文从国企混改着手,以"为什么混、和谁混、怎么混"为轴线,探讨混合所有制的内涵、原则和方法,研究国有企业混改保值增值策略,理顺正确推行混合所有制的思路.     

国企混改助推国有资本价值预算实施的思考

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及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求国有资产管理方式、管理目标及作用发挥要适时转变,通过国企混改构建起了从管理国有企业向管理国有资本转变、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向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转变的全新国有资产管理及国有资本运营体系,实现了国有资本运营收益及国有资本价值持续增长.与此相适应,国有资本运营收益及国有资本价值也要纳入政府预算.因此,要抓住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中国企混改深入的机会,以国企改革深入助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向国有资本价值预算的转变.国企混改深入所助推的国有资本价值预算实施,可以通过国企混改深入的指标、国有资本运营及效率增长的指标、国有资本价值预算的指标等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定性定量评价.     

外资欲参与国企混改 部分计划成立混改基金

<正>"我最近在和投行的人一起考察项目。"产权交易平台权易汇负责人张军向记者透露,"我知道,还有一些外资基金正计划成立国企混改基金。"而找到张军一同去考察国企混改项目的基金"甚至包括两家国外的主权基金"。但就该主权基金是哪两家,张军表示"现在还不能透露它们的信息"。国企混改正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国企混改的概念已经取代了上一轮"独角兽"的热点,正在引领投资。     

混合所有制改革、供应链协作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依据2009—2020年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量国企混改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供应链协作对二者关系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国企混改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供应链协作,包括协同供应链创新和增强供应链信任,在国企混改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促进作用在地方国企以及行业竞争程度更高、地区市场分割程度更低的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鉴于此,应继续推进分类混改以提升政策成效,发挥供应链协作的积极意义,促进供应链企业的联动发展。     

竞争类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股权设计问题探析

新形势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公有资本通过引入非公有资本共同参股构建利益共同体,其目的在于破除束缚国有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近年来,国企混改革总体呈现出全面加速的态势,但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本文以股权结构为研究视角,简要介绍混改中股权设计存在的突出问题,并结合国有企业具体案例,对合理设计国企混改股权结构提出相应的意见及建议。     

国企混合所有制能治疗僵尸企业吗？ —— 一个混合所有制类啄序逻辑

本文使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国际前沿方法识别出僵尸企业,然后比较了国企控股、国企参股以及转制民企这三种混合所有制改革策略治疗僵尸国企的效果。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僵尸国企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在多种混合所有制改革策略中,转制民企优于国企参股,国企参股优于国企控股,这形成了一种“国企混改类啄序”现象;然而,上述“啄序”现象并非对所有国企都适用,对于那些所处行业垄断程度高、企业政治级别高的国企,单纯民营化导向的混改对僵尸企业治愈的效果较差;最后,混合所有制改革治疗僵尸国企的主要渠道,是降低了国企的期间费用(主要是管理费用)。本文的结果为处置僵尸企业和渐进式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国企“混改”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了国企“混改”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国企“混改”过程中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动机。结果显示,非国有股东参股促进了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机制检验发现,非国有股东参股通过治理效应路径和融资约束路径共同影响了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具体表现为非国有股东参股带来的监督治理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均增强了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促使国有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上述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参股推动的国有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并非出于短期利益追逐,而是为了平滑企业投资进行的预防性储蓄。本文研究对于如何通过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所有制偏好论":国企改革深化的理论障碍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难以深化并取得实质性突破与进展,最深层次的原因不在技术与操作方面,而在于理论层面。"公有制偏好论"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最大的根本性障碍,而"私有制偏好论"又是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的误区。夺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胜利,必须从理论上实现从"所有制偏好论"到"所有制平等论"的根本转变。     

国有上市保险公司股权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浪潮的推进,对我国保险业来说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莫过于中国人寿和中国太保2007年先后回归境内上市.股权结构作为目前上市公司热门话题之一--公司治理的关键基础,探析它对我国国有上市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是迫切的、符合实际国情的.本文采用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考察了从2008年第一季度到2010...     

关键审计事项与公司业绩

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关键审计事项段落,丰富了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提升了审计报告作为桥梁的沟通价值。本文利用2017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的相关数据,研究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对于公司业绩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股权性质和内部控制质量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本文研究发现,披露关键事项越多,公司业绩越差,由于国有企业具有更多的政策扶持和资源优势,披露关键事项与公司业绩的负相关关系较弱,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水平可以提高公司的风险防控水平和决策质量,提升投资者的信任程度,因此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负相关程度较弱。     

非国有大股东对国企超额雇员的影响:成本效应还是激励效应

基于竞争理论的国企改革思路强调减少政策性负担摊派,基于产权理论的改革思路侧重于引入非国有资本,以解决产权不清晰与所有者缺位问题.本文尝试融合两种理论,以国企超额雇员问题为研究对象,从非国有大股东视角探究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研究发现:非国有大股东能够显著降低国企超额雇员,减弱超额雇员对公司价值的损害作用,且该治理作用会随非国有大股东相对力量的提高而增强;从作用机制来看,该治理作用不仅表现为劳动力成本尤其是员工薪酬的节约,还表现为内部薪酬差距和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兼具成本效应与激励效应;该作用在地区就业压力较小、劳动密集度较低以及劳动保护水平更低的环境下更为显著.     

公司治理结构研究中的误区

国有公司治理结构不能用委托代理论分析,原因在于全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委托代理关系。国有公司治理结构中行政权力授予关系是基本的,市场合约关系是辅助的。产权决定论认定国有企业的改革只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就会搞好,论据并不充分。明晰界定产权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前提和基础,但并不能自动带来企业的有效治理和高效率。国有企业只有从依赖政府转向市场竞争,不懈地追求管理控制,才能使企业组织发生变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大股东控制权对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大股东控制权实现过程中对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监督或冲突作用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股权性质和不同成长性公司中的不同表现。研究发现:大股东控制对管理层的作用显著影响股权激励效果;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明显,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大,管理层股权激励效果增强;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冲突,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差;高新技术企业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冲突;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第一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不明显的监督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从股权激励的公司治理环境角度解答了我国股权激励效果不佳的困惑,为不同类型的上市公司启用管理层股权激励方案时考虑适宜的公司治理环境特别是大股东控制程度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