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分析

自2003年底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2005年7月21日,央行宣布人民币升值2%,放弃钉住美元,采用了参考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但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作用一直存在争论。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对影响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外因素进行分析,并研究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宏观经济冲击效应的强度和影响期限。通过汇率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和脉冲效应分析,本文发现,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消费的冲击是长期的,而对国民收入和投资的影响是中期的,对M1具有正向冲击,对M2在当期具有正向冲击,之后便为负向冲击。另外,人民币升值对进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出口有微弱的倒V型的正向冲击作用。尽管从国内外因素看,人民币升值趋势在一定时期内仍然会持续。但本文研究发现,担心人民币升值危及出口、FDI流入及就业显然是多余的。     

土地价格、土地财政与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在一个包含金融加速器的新凯恩斯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土地财政和政府隐性担保融资机制,借此考察在土地财政体制下土地价格的波动特征、驱动因素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同时使用2004Q1到2016Q1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土地需求冲击、土地供给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驱动中国土地价格变动的主要因素,货币政策冲击和土地供给冲击是引起短期土地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土地需求冲击在长期中驱动了土地价格波动。数值模拟结果发现,土地财政对宏观经济波动具有放大效应,正向的土地需求冲击将推高土地价格,并通过抵押约束机制引起宏观经济波动,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将放大该效应,并进一步对土地价格形成正向反馈,从而引起宏观经济更大的波动;在土地财政体制下,正向的土地供给冲击有助于抑制土地价格上涨,并减少宏观经济波动。     

机构集聚、风险传染与香港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本文研究作为银行金融机构集聚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经受外部冲击后银行系统脆弱性的内生性及传染机理。本文把系统性风险的形成划分为共同冲击和相互传染两个过程,选取香港上市银行2006年到2011年的股价收益率为研究对象,分别研究中资、港资及外资三个组别的金融机构个体风险特征,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通过测量香港银行体系的条件风险价值,判断香港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并分析影响香港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外生性因素和内生性因素。结果表明,外资银行对共同冲击的抵抗能力较强,而港资银行的抵抗能力优于内地银行;金融机构间的传染和风险溢出效应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增加,而且不同规模银行对于系统性风险的溢出程度不一样,规模较大银行的溢出效应较为明显。     

利率市场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DSGE模型的研究

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必将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引致宏观经济变动。通过构建包括家庭部门、企业部门、金融部门和中央银行在内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利率管制、部分市场化、完全市场化三种情形下模拟货币需求冲击、技术冲击、贷款冲击、利率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货币需求冲击和利率冲击对经济产生负向影响,技术冲击和贷款冲击对经济产生正向影响,前者随利率市场化程度的上升而增大,后者随利率市场化程度的上升而下降。我国在利率完全市场化后,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利率变动以平滑宏观经济波动,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和调控效果。     

利率与股价之间的价格溢出效应与波动溢出效应

基于具有外生变量的二元VAR-MGARCH模型对中国货币市场利率和股价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利率和股价之间基本不存在价格溢出效应;货币市场利率和股价序列均表现出时变方差的特征和波动的持久性特征,货币市场和股市之间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货币供给的正向冲击对利率的影响是正向的。     

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测度与实证研究

中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混合型脆弱性,是一般意义上的脆弱性与体制转轨的制度摩擦造成的特殊脆弱性的混合物.本文运用宏现经济法来测度1985～2006年间中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程度及其分布,并采用Logit模型对影响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诸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分别从宏观经济层面、中现金融层面、微观银行层面反映其对银行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VAR模型的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实证研究

银行业比其他行业更容易出"故障",其根源在于其内在的脆弱性。脆弱性一旦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银行以致金融和经济危机。从银行体系脆弱性实证研究着笔,重点分析中国银行业脆弱性程度、原因、影响因素以及舒缓建议,并运用VAR模型就众多宏观经济变量和金融变量对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阐述影响我国银行业脆弱性的因素构成及其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模拟出我国银行业的季度脆弱性趋势。     

国际资本流动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及短期波动

本文从国际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均衡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包含中美利差和体制转型因素的人民币汇率的行为均衡汇率模型,测算了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及错位程度,并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宏观经济基本面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分析表明:从1997年～2007年,人民币汇率并未显著偏离其均衡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外国直接投资、贸易条件、国有企业比重在长期和短期内都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正向冲击,而开放度则表现为负向冲击。政府支出在长期内对汇率表现为正向冲击,而在短期内表现为负向冲击。中美利差在长期内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但在短期内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冲击。本文建议我国政府控制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和速度,密切关注资产价格,并采取利率等多种政策工具收紧流动性。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应加强对非法跨境套利资本的打击力度,以避免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造成重大冲击。     

影子银行、货币供应与股市市值关系的实证研究

影子银行已经成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货币供应和股市市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利用2008—2015年的月度数据,通过构建VAR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影子银行的发展会扩大货币供应量,但是影响并不显著。股市市值上涨对影子银行规模扩大的影响非常显著。货币供应和股市市值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对股市市值有着正向冲击,但是股市市值的上涨对货币供应量则有着负向冲击。影子银行的发展对金融市场造成了冲击,应当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     

我国货币政策多重非对称效应实证检验

实证检验表明：在不同的年份，我国经济或受到正向货币供给冲击，或受到负向货币供给冲击；我国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并不总是同时处于地区经济周期的繁荣或衰退阶段；我国不同调控方向的货币政策对处于地区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四地区经济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即存在货币政策多重非对称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