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土地财政与宏观经济波动研究——基于贝叶斯估计的DSGE模型分析

利用贝叶斯方法估计模型参数,定量分析土地财政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表明：土地的出让收入构成了地方政府财政主要收入来源;土地出让冲击最高可解释34.21%的土地价格波动,土地需求冲击可解释超过50%的投资波动,并带来消费、投资及产出的正向响应,说明土地市场的供求关系是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通过影响土地价格传导至实体经济,放大了宏观经济波动。因此,改革分税制度、完善土地市场机制、制定科学的长期供地计划、加快土地市场改革进程,有助于避免供地行为本身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土地财政、房地产需求冲击与经济波动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纳入到一个DSGE模型框架中,刻画和分析其在经济波动的传导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运用中国宏观数据对模型进行了估计,识别出房地产需求冲击是导致房地产市场波动的主要冲击,并对模型在该冲击下的反应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的存在,一方面会显著地放大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另一方面会将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传导到实体经济,放大消费、投资和产出波动。同时,模型产生的脉冲反应与来自VAR的实证证据实现了较好的匹配。在此基础上的福利分析表明,土地财政带来了显著的社会福利损失,且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越强,福利损失越大。而政府通过土地供给政策的运用,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过程。     

财政宽松、货币协同及其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选用2004~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在经典新凯恩斯主义DSGE框架下,通过马尔科夫体制转换模型分析中国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组合范式,并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效应进行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的宏观政策规则属于货币被动和财政主动的PM/AF范式,在目前经济运行存在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等结构性矛盾的背景下,该范式可能较难把控政府债务规模和风险。因此,在货币规则方面,应实现货币政策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货币政策目标框架的清晰规范,是未来货币政策规则改革的方向;在财政规则方面,建议由主动型向被动型转变,应进一步确立旨在强化财政纪律的债务目标制,以有效防范财政风险。     

我国货币市场波动的政策效应分析

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如何导致货币市场的波动,一直都是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本文将重复博弈下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理论和跨时期效用函数的货币理论模型相结合起来,附加了供给冲击、政府对通货膨胀厌恶程度变动和政治经济周期等三个前提条件,并结合2001-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的相关数据,得出了货币政策会通过通货膨胀的货币传导进而引起货币市场的剧烈波动的结论。     

我国货币市场波动的政策效应分析

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如何导致货币市场的波动,一直都是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本文将重复博弈下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理论和跨时期效用函数的货币理论模型相结合起来,附加了供给冲击、政府对通货膨胀厌恶程度变动和政治经济周期等三个前提条件,并结合2001-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的相关数据,得出了货币政策会通过通货膨胀的货币传导进而引起货币市场的剧烈波动的结论。     

“稳增长”与“去杠杆”目标下的双支柱政策协调——基于供求冲击和金融摩擦视角

构建带有金融摩擦的DSGE模型,研究在供给面和需求面冲击下,各种不同类型的双支柱政策组合对稳增长与去杠杆的调控效果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当遇到技术冲击时,单独使用货币政策改变信贷供给状况可以较好地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也是金融危机之前未重视宏观审慎政策而只是强调货币政策控制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所在。面对正向房地产需求冲击,不适用于单纯采取大幅加息等总量措施,而应配合采取收紧LTV等宏观审慎政策,更有针对性地对房地产市场适度降温,避免对整体经济造成冲击,利率政策与LTV政策使经济增长和杠杆率的波动相对较小,政策组合更有效。     

宏观经济因素对银行体系脆弱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影响.Logit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银行体系脆弱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货币供给因素、投资因素及资本市场规模对银行体系脆弱性具有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较大.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货币供给对银行体系脆弱性具有负向冲击效应,投资因素对银行体系脆弱性具有正向冲击效应.研究结果可为建立健全银行体系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机制提供参考依据.     

财政货币政策和我国股市关联性:基于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对比检验

财政货币政策和股市关联性模型表明,宏观经济政策和股市可能存在强相关性。基于我国时序数据的脉冲响应函数检验结果显示,财政货币政策对股市作用存在阶段性并有着非中性和非对称性特征,即无论个体对政策冲击是否存在有效预期,政策变化对股市都将存在冲击效应。但二者对股市冲击持续时间有较大差异,财政政策冲击往往只存在短期效应,而货币政策冲击对股市长期波动却有显著影响。其中方差检验得出,财政政策对我国股市影响力相对更小。     

重大风险冲击的经济波动效应、金融风险效应与财政货币政策调控

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和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等重大风险发生会对经济活动和金融稳定造成巨大冲击。本文从商品需求侧与商品供给侧引入重大风险冲击并将“双金融摩擦”引入新凯恩斯DSGE模型来探究重大风险冲击的经济波动效应与金融风险效应，并分析财政货币政策对重大风险冲击的调控效果。研究发现：第一，在“金融加速器”作用下，重大风险冲击通过推高企业贷款违约概率导致金融风险水平上升和经济衰退。第二，当重大风险冲击对商品需求侧的影响大于对商品供给侧的影响时，经济波动加剧、金融风险水平上升。第三，下调企业所得税通过改善企业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降低金融风险；下调无风险利率虽然能够削弱重大风险冲击对经济波动的负向影响，但会导致金融风险积累。因此，为应对重大风险冲击，中国应做好对困难企业的财政支持与信贷支持，提高财政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宏观经济下行风险与金融风险的能力。     

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传导的时变效应研究——基于TVP-SV-VAR模型

开放经济下，伴随经济结构性变化、货币政策转型以及汇率改革等宏观经济信息同时出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变化成为了亟待研究的问题。为此，本文通过构建兼具随机波动和时变参数的VAR模型，刻画经济系统中货币政策冲击以及传导机制的时变性，并以此分析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当前宏观经济的微波化是由货币政策效用增强以及外部冲击规模减小共同引起的；第二，在开放型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伴随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为顺畅，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有所增强。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及时充分考虑人民币汇率等外部金融市场信息冲击的影响因素，并合理搭配政策措施，以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房价调控、地方政府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

在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背景下,房价调控能否使资本流向非房地产部门？房价调控如果触发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宏观政策应如何应对？本文基于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征事实,引入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将房价变动与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联系起来。研究表明,由于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贷款筹集收入,房价管控导致的地价下降会带来地方政府收入的下降,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不出现违约,那么房价管控带来的地价下降会降低地方政府从金融部门获得的抵押融资额,使非基建部门的融资成本下降,非基建部门投资和产出上升。而如果调控房价带来的地价下降导致地方政府出现债务违约,金融部门资产受损,使金融中介减少贷款和提高贷款成本,带来整个社会的信贷紧缩,经济中各个部门的产出大幅下降。进一步的政策分析表明,有必要在避免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的同时,使用财政资金补充银行资本金等多种方式稳定金融中介的资产负债表,从而将房价调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程度降到最低。     

以地融资、地方债务与杠杆——地方融资平台的土地抵押分析

中国的高经济杠杆率和地方债务风险受到广泛关注,目前较少研究地方债务中的银行贷款,而地方融资平台的土地抵押贷款是其中重要的融资来源。本文首次利用爬虫工具获取了中国土地市场网上的土地抵押数据,并且搜集了地方融资平台名单,通过对比融资平台和非平台公司的土地抵押信息,发现地方融资平台在抵押金额和抵押率上,都显著高于非融资平台的土地抵押。我们进行了各种稳健性检验,通过采用PSM方法,降低样本选择偏误,发现结果是稳健的。此外,本文还探究了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发现中西部的抵押金额和抵押率显著高于东部;未到期的城投债存量越大,土地抵押越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压力越大,土地抵押也越大。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融资平台获得的土地抵押较高,是出于地方政府强烈的举债动机和对信贷市场的干预,导致信贷资源的无效率配置。即使是土地抵押这种相对来说风险较小的融资渠道,依然可能蕴含着地方债务风险,这也为地方债务融资的抵押率高提供了证据。     

土地资产价格波动与经济中的流动性供给——基于以地融资视角的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土地资产价格波动与流动性供给之间的关系。在本文模型中,土地兼具生产资本与抵押资产属性,银行贷款同时受到投资需求、抵押品价值与信贷额度的约束。本文主要结论是:(1)土地资产价格在低于一个由基础货币供给决定的临界值后,能影响企业的抵押品价值并反映投资需求变化,故而与存款货币流动性供给正相关。这也使土地资产价格变化与企业杠杆周期一致且具有“预期自我实现”特征。(2)基础货币供给能够通过影响土地的流动性价值的方式来引导土地资产价格,前提是央行可掌握土地资产价格外生变化的原因。(3)信贷资产证券化会提高存款货币供给与土地价格的关联度,但也会削弱基础货币供给对土地价格的引导能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土地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效果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联机制,为房地产调控政策提供启示。     

住房价格、金融稳定与宏观审慎政策

本文通过建立包含异质性家庭、异质性厂商和金融机构的DSGE模型,分析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研究不同政策的选择和协调问题。研究发现,首先,由于政策的作用范围不同,不同政策会对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产生不同影响。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能够抑制住房需求和信贷供给,但也会抑制消费需求和产出;而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逆周期LTV政策和逆周期资本充足率政策在应对房价波动导致的金融稳定问题时更加有的放矢。其次,外生冲击的来源会影响政策的选择和协调——当经济波动来源于需求冲击时,固定LTV政策搭配逆周期资本充足率的宏观审慎政策、不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表现最优;当经济波动来源于供给冲击时,固定LTV政策搭配逆周期资本充足率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表现最优。     

转型期中国土地出让收入和价格的演变规律——基于财政分权与经济目标的视角

针对当前突出的“土地财政”问题,利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转型期我国土地出让收入和价格是否由财政分权和经济目标考核的共同影响。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通过出让更多的土地来获得收支平衡,导致出让收入增加和价格快速上涨;在经济目标考核下,地方政府会采取工业和商业混合发展模式,工业上采取协议方式低价出让土地与商业上采取“招拍挂”方式高价出让土地,两者之间差距逐渐扩大;房价和地区市场开放度也影响土地出让收入。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解释框架--基于“土地财政”的演进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型尝试解释中国经济的近中期增长模式。在考虑“土地财政”作用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两期世代交叠(OLG)模型说明基本原理,随后将两期模型扩展到多期OLG模型,进行参数校准和模型求解。研究表明,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将通过“土地财政”机制获得的资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企业部门资本重新配置、均衡条件重构,推动形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对占比的稳定均衡。在这一机制下,GDP和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上升但增速逐渐下降;资本的总体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优化速度出现下降,民营企业占比先增后稳。多期模型较好地刻画了我国1998—2017年期间经济结构变化趋势以及储蓄率、投资率、对外投资与外汇储备等宏观指标。随着“土地财政”作用的进一步弱化,持续推动技术进步、深化国企改革、深化金融改革等是实现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债务限额、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隐性债务是新预算法实施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关于地方政府行为的模型,探讨债务限额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影响。研究发现,为规避债务限额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增加,而增强财政透明度和审计力度有助于约束政府的预算外活动。本文还发现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两种不同的预算外融资方式的影响存在差异。利用2012-2017年间全国地级市层面的计量分析支持上述推论。     

货币政策、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基于金融加速器视角

本文建立一个包含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的两部门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且引入金融加速器以分析货币政策对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同时使用1999Q1至2015Q4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估计结果表明,两个部门的菲利普斯曲线都具有较高的价格粘性。外部融资溢价对两个部门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投资品部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更加明显。脉冲响应分析表明货币政策扩张时,投资品部门的产出和通胀膨胀上升幅度比消费品部门更大。理论模型的脉冲响应与VAR实证分析得到的经验事实相一致。金融摩擦导致的消费品和投资品部门需求结构的异质性是解释货币政策对两个部门影响差异的关键。数值模拟分析发现金融加速器机制主要改变货币政策对投资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对消费品部门影响改变较小。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加总技术冲击、投资边际效率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     

美联储政策变化、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包含国际投资者、外资企业和银行流动性冲击的DSGE模型来探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和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 美联储加息会导致我国产出、投资和通货膨胀的下降、汇率贬值、国际资本外流和银行系统流动性紧张。随着金融摩擦程度的增加和银行杠杆率的上升,美联储加息对我国产出、投资和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增强。(2) 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外资企业的投资、劳动需求和产出的下降,并对我国总产出、总投资和资产价格产生明显的负向外溢效应,进一步加剧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3)为应对美联储的利率变动,适当限制国际资本流动能有效稳定我国经济波动和改善社会福利,而实施固定汇率和央行盯住美国利率的政策会加大宏观经济的波动,并导致社会福利下降。     

住房耐用品、土地市场分割与货币失踪之谜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M2供给增幅远高于CPI上涨幅度,这一现象被学界称为“货币失踪之谜”。本文构建了一个两部门新凯恩斯货币模型来研究这一问题。当外部需求下降后,央行降低利率以提振经济,房地产部门和非房地产部门同时扩张。由于住房属于耐用消费品,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其需求对利率变化更敏感。利率下降后,住房需求相对普通消费品需求上升更多。因为存在土地市场分割,商住用地供给弹性较小,住房需求上升导致商住用地价格上升较多,地价上涨提升了房地产企业的抵押融资能力,房地产部门进一步扩张。普通消费品需求对利率反应小,需求较弱导致工业用地价格上升幅度较小,非房地产部门抵押融资能力小幅提升。因此,非房地产部门产出和CPI只温和扩张。Ramsey最优货币政策模拟表明,只有实现了房地产部门与非房地产部门均衡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