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数字化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

为进一步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税收征管数字化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关系,基于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加快了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并显著提高了企业增减债务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对权益融资调整方式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小规模、高盈利及外部审计质量较差的企业中,税收征管数字化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更明显。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智能化监管和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     

税收征管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金税三期的政策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2010-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选择金税三期在全国试点推行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应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政府加强税收征管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加强税收征管,总体上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具体分析,加强税收征管可形成"征税效应",抑制企业通过避税方式进行融资;加强税收征管可形成资金供需方之间的"桥梁效应",促进企业信用融资和贷款融资;加强税收征管形成"治理效应"抑制管理层代理行为,降低代理成本,促进企业外部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既有的政企之间信息不对称性和金融发展程度会影响税收征管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为深入分析税收征管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税收征管、法制环境与企业投融资活动

已有多篇文献强调税收征管的“治理效应”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却忽视了税收征 管可能存在的“征税效应”。本文立足于中国政企关系现实状况,着眼于系统评估税收征管的 “征税效应”对企业投融资活动的影响。基于2007-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发现： 严格的税收征管提高了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降低了公司投资-托宾Q敏感性,且上述效应 对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更显著。这意味着,税收征管会加剧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的融资 约束,损害其投资效率。本文还证实法制环境的改善有助于缓解公司融资约束,提升公司投资 效率。本文不仅为理解税收征管活动的“征税效应”提供了有益视角,更为改善企业投融资环 境提供了政策启示。     

纳税信用管理制度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影响研究——基于税收征管环境的调节效应

建立健全以纳税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对于提升税收治理效能和促进企业诚信纳税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以2015—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PSM方法,检验了纳税信用管理制度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纳税信用管理制度显著提高纳税信用非A级企业税收遵从度。(2)纳税信用管理制度通过降低外源性融资和企业绩效两条路径提高纳税信用非A级企业税收遵从度。(3)纳税信用管理制度显著提高位于诚信水平较差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的纳税信用非A级企业税收遵从度,表明纳税信用管理制度和优化税收征管环境在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方面存在替代效应。     

" 信息机制"还是"成本机制"?——大数据税收征管何以提高了企业盈余质量

本文借助"金税三期"工程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考察了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且对向上和向下的盈余管理均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而抑制了向上与向下的盈余管理,且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数据征管下所得税成本和向上的盈余管理程度相关,这一结果支持了"信息机制"假说.进一步地,大数据税收征管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在避税动机更强的企业中更显著.此外,大数据税收征管还导致企业采用了更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本文丰富了有关税收征管和盈余管理的文献,为大数据技术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参考.     

国际税收竞争对我国企业创新税收激励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为评估对象,利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国际税收竞争对我国企业创新税收激励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税收竞争的存在以及东道国专利盒制度的实施将会削弱我国税收激励政策的企业创新效应。进一步地,国际税收竞争的激烈程度对我国创新激励政策效应起到调节作用,东道国税率吸引力越大、纳税便利度越高、税收征管效率越高时,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的有效性越低。机制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和企业避税是国际税收竞争影响的主要渠道。异质性研究表明,国际税收竞争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税收激进程度较高、已享受较多政府补贴的企业,而当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强、税收征管数字化水平较高时,将对国际税收竞争的影响起到遏制作用。     

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与企业税收遵从——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2014年实施的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税收征管机制创新。本文将纳税信用评级披露纳入到'A-S逃税模型',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弱化了信息不对称,提高了纳税信用对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作用,进而激励企业提高税收遵从度。进一步,本文利用2009~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模糊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披露显著提高了企业税收遵从度,且对于历史逃税水平较高的企业作用更加明显。研究结论对于从柔性税收征管的视角提升国家税收征管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税收征管经历独董能降低企业税负吗

本文利用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经历独立董事与企业税负的关系,研究发现,税收征管经历独董可以显著降低上市公司实际税负,在运用分年度分行业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聘请本地税收征管经历独董能更显著降低企业实际税负,没有证据表明这类独立董事可以让企业适用较优惠的名义税率,而是通过影响计税依据来降低企业税负,相比于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税收征管经历独董对于降低企业税负具有独特作用。     

大数据税收征管如何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基于“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数字经济正改变着监管模式及企业行为,然而已有研究对数字监管的经济后果鲜有关注.基于交易成本和纳税服务理论,本文以盈余管理为切入点理论分析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有效性,以2010-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金税三期”政策刻画大数据税收征管并以此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检验.结果 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降低了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作用机理显示,大数据税收征管不但可以通过提高数据源的信息透明度和征管分析能力发挥“治理效应”,还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纳税遵从发挥“激励效应”.进一步发现,对于有向上操纵利润动机以及避税动机较高的企业,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盈余管理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本文丰富了大数据监管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数字经济环境下政府部门创新监管方式、提高监管能力,以及深化“放管服”改革提供了较为重要的经验证据.     

跨境资本涌入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本文基于2000-2015年47个经济体非金融企业数据,考察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经济体发生跨境资本涌入将显著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涨,跨境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涌入均产生加杠杆效应;跨境股权资本涌入通过资产价格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而跨境债务资本涌入同时通过资产价格和信贷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加强资本流动管理能缓解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冲击。本文为揭示跨境资本涌入的金融风险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对中国深化金融市场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外部冲击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税收洼地与横向税收转移——来自西部大开发的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以西部大开发为准自然实验,手工搜集了1998—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在西部大开发区设立子公司的数据来探究区域间税率差异引致的企业跨地区利润转移,进而揭示母子公司之间避税行为引致的税源背离问题。研究结果发现:西部大开发政策能有效地降低子公司的实际税率;位于高税率地区的母公司通过关联交易和关联借贷的方式将利润转移到位于低税率地区的子公司,以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这种效应在集团的流动性约束较高和母公司所在地税收征管力度较低时更为显著;由此带来的横向税收转移问题损害了高税率地区的税收利益,导致税收流失。本文研究为揭示地区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产生的原因提供了重要思路,为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税收征管能降低股价暴跌风险吗？

以2003-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股价暴跌风险为切入点,本文考察了税收征管在投资者利益保护过程中的治理功能、作用机理和作用边界。本文发现,更强的税收征管力度能够通过促使上市公司及时释放坏消息的方式,显著降低其股价暴跌风险,从而起到投资者利益保护的作用。但进一步的研究也发现,税收征管的上述治理功能只存在于民企及居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公司中。本文揭示了税收征管对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重要作用,强调了其作为外部治理机制的可行性和重要性。     

“金税三期”改革的税收征管效应研究：企业投资视角

“金税三期”分阶段实施的特征,为研究我国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效应提供了契机,本文以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金税三期”改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改革降低了A股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机制分析表明,“金税三期”形成征管效应,通过提高税收征管强度减少企业拥有的自由现金流,最终影响了投资水平;“金税三期”形成治理效应,通过抑制企业代理问题影响投资水平;“金税三期”形成监管效应,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影响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金税三期”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在非国有、机构投资者占比较低,对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影响更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金税三期”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本文结论有助于全面认识我国税收征管强度加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也能为“金税四期”改革的推行和效应提供经验证据。     

税收优惠、调整成本与R&D投资

借助税收优惠刺激企业研发,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解决R&D"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然而,税收优惠究竟能否激励企业R&D投资,国内外研究尚存争议。本文在考虑R&D调整成本情况下,对中国R&D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有助于刺激企业研发,但这一激励效应随着调整成本的增加而逐渐减弱,当单位资本的调整成本超过临界值0.012时,税收优惠对R&D投资的激励效应不复存在,目前有近93%公司的调整成本低于这一临界值,意味着中国现行R&D税收优惠政策总体而言是存在激励效应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激励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税收激进行为的外溢效应——来自共同审计师的证据

本文以2003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发现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具有通过共同审计师传导的外溢效应,即与税收激进的企业有共同外部审计师的客户也会体现出税收激进行为。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是企业代理问题的一种表现,审计作为企业的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对这种行为具有监督和抑制作用。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通过共同审计师的外溢效应体现出不同审计师之间监督作用的系统性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较高的地区税收征管强度对这种外溢效应具有抑制作用。     

大数据税收征管能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吗?

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大数据税收征管增强了税收治理能力,提高了对企业过度投资的监督力度。研究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提高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内部代理成本对企业过度投资产生抑制作用,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水平低、管理层持股数量少的企业更为明显。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夯实大数据税收征管平台的数据基础,提高金税四期工程等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数据整合水平,做好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放管服"改革,全方位动态服务企业。     

基于税收优化理论的税收征管优化

现行税收征管中的种种问题．严重制约了新税收模式效用的充分发挥,影响了征管质量和效率的全面提高。这就使得税收征管影响着税收优化的有效运行。长期以来,对税收优化的研究忽视了税收征管因素．但税收征管现实存在并发挥巨大作用。只有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牢牢把握依法行政．提高征管效率,优化办税服务等改革要件,精G构建“法治、公平、文明、效率”的税收征管局面．才能进一步提高新征管税制的运行质量和效率．确保税收征管优化整体目标的全面实现。本文从税收优化理论研究的角度对税收征管优化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井结合中国的实践,思考了具体的税收征管优化的现状、问题及措施。     

关于有效税收征管改革目标的几个判断

税收征管改革不是盲目的,而是有一定目标的,能够基本实现这些目标的税收征管改革可以称为是有效的。判断中国税收征管改革是否有效应从保持市场经济稳定、对市场机制不产生扭曲作用等方面入手。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税收激进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许多实体企业纷纷调整投资策略,将资金投入金融业,使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日益提高,由此带来的经济后果广受关注。目前,学术界对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的探讨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企业金融化对税收激进的影响也是一个亟待厘清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应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对税收激进的影响,并探讨融资约束、税收征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税收激进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提高、税收征管力度的降低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依据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程度锁定税收激进企业,加强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管控,制定提高企业流动性的税收激励政策,完善延期缴税制度。     

债务结构优化与企业创新——基于企业债券融资视角的研究

本文在我国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从债券融资的视角,探讨债务结构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融资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债券融资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研究表明:(1)债券融资能够通过降低整体债务融资成本并延长整体债务期限促进企业创新;(2)债券融资对于银行贷款存在溢出效应,即企业通过债券融资,还能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延长银行贷款期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产品市场竞争和代理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债券融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