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改前后、BH模型及经验证据

股权分置改革后,二级市场股票交易价格成为控制性股权协议转让成交价的重要依据,这与股权分置改革前以每股净资产作为定价基础已有本质区别。本文在评述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计量模型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对私有收益计量模型产生影响的角度,对大宗股权交易溢价模型(BH模型)进行分析与改进,提出测度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股权分置改革前模型和股权分置改革后模型。     

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变化研究

通过实证分析比较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变化。研究发现:股改后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有小幅下降;流通股比例与控制权私有收益呈负相关,且负相关程度在股改后加强;权益负债比与控制权私有收益呈负相关,且负相关程度在股改后减弱;行业相关性与控制权私有收益呈正相关,且正相关程度在股改后加强。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已有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适合我国股改时期特点的测度模型,并选取2006～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528宗股权转让交易作为样本,测度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规模,结果表明:控制权转让比例越大、公司财务状况越差,控制权私有收益规模越大。     

资本投向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攫取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资本投资形成控制性资源，为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创造基础的理论阐述，以2005—2007年在沪深两市A股市场的公司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决策中资本投向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投向的资本投资与控制权私有收益攫取水平正相关。（2）就固定资产、股权并购、无形资产三种资本投向而言，股权并购方式取得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代价较低，但控制性股东占有被并购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比例也较低。（3）不同投向下的资本投资，在形成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同时并没有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而增加控制权共有收益，很大程度上是形成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自利行为。     

关联交易、控制权收益与盈余质量

控股股东通常使用关联交易追求控制权收益(包括私有收益和共享收益)。在不同控制权收益驱使下,关联交易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也完全不同。本文使用2001、200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发现,当控股股东持股在50%及以下时,更多通过关联交易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结果降低了盈余质量;而当控股股东持股超过50%时,偏好通过关联交易获取控制权共享收益,最终提高了盈余质量。     

大股东私有收益与并购绩效问题的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近几年出现的上市公司并购失败案例的增多,许多学者从规模、股权等方面都作了研究。去年九月份的国美控制权之争将众人的目光引到控制权私有收益上。本文总结了近几年学者们研究的私有收益与并购关系的结论,在面对日益频繁的并购活动时,如何能在并购前就分析出公司大股东的动机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     

合理掏空动机、超额掏空动机与控制权私有收益

以2004—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控股股东的”合理掏空动机”与”超额掏空动机”伴随着现金流权的上升呈现的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这两类动机都会引致控股股东对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逐,但是二者的作用机理却是完全不同的;（2）伴随着现金流权的影响,控股股东的”超额掏空动机”之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正向效应和”合理掏空动机”之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负向效应的综合作用结果是不同的。     

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目前全球大多数公司都采用集中所有权的股权结构,这一结构易使得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因此为抑制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攫取,保护公司相关者,促进公司的积极发展,明确影响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因素便显得十分重要。本文通过对研究影响控制权私有收益因素研究的梳理,发现了影响控制权私利的三大因素,并对此进行总结。     

大股东收益对公司价值影响的研究——基于上市公司2005—2008年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我国2005—2008年存在控制性股权转让的69个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超控制权收益攫取的视角,研究了控制权成本补偿与超控制权收益的划分以及大股东收益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大股东在控制权转移过程中获取的控制权收益都是超控制权收益,其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我国存在控制性股权转移的上市公司的公司价值与现金流权比例正相关,与控制权比例不相关,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以及超控制权收益显著负相关,与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等不相关。     

大股东收益对公司价值影响的研究——基于上市公司2005—2008年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我国2005—2008年存在控制性股权转让的69个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超控制权收益攫取的视角,研究了控制权成本补偿与超控制权收益的划分以及大股东收益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大股东在控制权转移过程中获取的控制权收益都是超控制权收益,其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我国存在控制性股权转移的上市公司的公司价值与现金流权比例正相关,与控制权比例不相关,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以及超控制权收益显著负相关,与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等不相关。     

上市公司大股东掠夺及预防机制实证研究

控制权私人收益体现着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通过考察1997～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平均来说比较高,整体上有下降趋势;在东中西三大区域中,西部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最高。并且研究结论得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法治环境的改善、加大股权的制衡度等可以降低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的实证研究

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水平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控制权溢价水平高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低于巴西、阿根廷等国家，但仍处于较高的水平；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持股水平与控制权收益成正比关系。控制权的隐性收益水平过高，必然阻碍证券市场的顺利发展，应当着手解决控制权收益过高的问题。     

市场化进程、法律保护与超控制权收益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5—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的相关数据,本文验证了我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法律保护水平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超控制权收益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上市公司所处环境的市场化进程、法律保护水平与超控制权收益负相关。我们还发现对最终控制人的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其所能获得的超控制权收益水平越低。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环境,进一步提高我国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完善法制化水平,以及建立对最终控制人的股权制衡机制,对抑制控制性股东侵害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价格与价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控制权转移价格是控制权转移的核心,价格应以价值为基础。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方法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转移价格是否以控制权价值为基础。研究发现控制权转移价格与控制权理论价值是相关的,但相关性不大。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转移价格的制定有其合理性,但控制权转移双方对企业的收益能力的重视程度不够,控制权转移价格较多的受非价值因素影响。     

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下的公司价值——基于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为探究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对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价值的作用机理以及影响程度,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基于控制权私人收益的理论模型。然后,本文以121家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现金流权、控制权、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率以及影响公司价值的诸多因素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率平均为62%,并且此分离程度在东亚为最高。另外,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价值与现金流权比例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与控股股东的“掠夺性分红”行为有关;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价值与控制权比例显著负相关,与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比例、负债规模、净资产收益率均不相关,与公司规模显著负相关;公司规模与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率显著负相关。     

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绩效的实证检验

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股股东利用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普遍通过非公平关联交易、违规信息披露、市场操纵等方式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非法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等角度,通过逻辑回归分析,分别对股权分置改革时期、后股权分置时期中国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的绩效进行实证检验,这为制定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的后果与对策研究

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是大股东获得私有收益的主要途径之一,它不仅损害了上市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而且严重破坏了证券市场的秩序。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的方式及其后果,提出了解决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的对策建议。     

大股东控制、政府控制层级与公司价值创造

本文着眼于公司价值的边际增量——投资绩效,从相对更短的价值链,研究了大股东控制、政府控制层级在我国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与效率,以深入探究所有权结构与公司价值关系的迷雾。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发现: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在公司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与效率和终极所有权性质密不可分,大股东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对市县级政府和非政府所属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产生了消极影响。具体而言:市县级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上市公司的投资绩效受到堑壕效应的消极影响,但利益趋同效应仅在非政府控制上市公司中有所显现;股权制衡对市县级政府和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投资绩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外部治理机制缺失下制度创新的代价——基于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的案例研究

本文以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为例,研究双重股权制度这一创新的控制权结构安排在外部治理环境变化时的成本收益权衡。研究发现,"合伙人制度"使阿里管理层获得了相比现金流量权的超额投票权,在登陆美国资本市场前,阿里管理层利用该制度攫取了大量控制权私有收益;登陆美国资本市场后,阿里则因"白皮书事件"受到资本市场严厉惩罚。阿里在美国上市前后的外部治理环境变化直接导致阿里管理层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成本大大增加。研究表明,在外部治理机制缺失的环境下,"合伙人制度"这一制度创新反而会成为管理层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工具,严重损害外部投资者利益。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私有收益与公司并购行为的研究

为了检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是否可通过改善公司治理,进而达到抑制高管为了获得私有收益而积极推动企业发生并购行为的目的,本文采用2008~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私有收益与公司并购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将会加剧中国上市公司管理者为了满足其私有收益而积极推动公司并购行为的发生;研究还表明,相较于货币性总薪酬的增长,公司管理者从公司并购行为中获得了更多在职消费部分的私有收益。此外,本文在理论层面上完善了我国有关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并购的相关研究,在实证层面上为上市公司的治理提供了经验数据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