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誉减值与公司业绩预告行为

近年来,商誉减值引发的公司业绩“暴雷”风险成为资本市场的热点话题。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商誉减值对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商誉减值提高了公司自愿披露业绩预告积极性,但降低了业绩预告精确度和准确度。机制检验表明,商誉减值通过增加双重代理成本降低业绩预告精确度和准确度;坏消息、卖空机制下,发生商誉减值的公司通过降低业绩预告精确度和准确度以维稳股价的动机更强。进一步分析表明,商誉减值降低业绩预告精确度、准确度的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分析师跟踪较少的公司中更显著,在自愿披露公司与强制披露公司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结论对政策制定中防范商誉减值风险、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实证证据。     

关于新形势下商誉减值测试的探讨

为强化商誉减值的会计监管,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提高资本市场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证监会于2018年11月印发了《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文章根据对该文件的理解,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两种情况下的商誉减值测试进行了浅析。     

中美企业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准则及执行效果分析

本文对中美企业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准则进行了比较,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对中美企业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准则的执行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美国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准则较为完善,执行效果也好于我国。目前我国多数企业对分摊到资产组的账面价值进行了披露,但绝大多数企业都未对商誉减值原因、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及估计现值时所采用的折现率进行披露。可借鉴美国的部分做法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准则,同时,建议上交所借鉴深交所的成功经验,尽快建立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完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考评与监管。     

商誉不当减值行为:类型界分、原因剖析与规制策略北大核心

近年来,随着国内并购市场趋于活跃,不合理的高商誉和不规范的商誉减值问题日益突出,亟需构建合理、有效的商誉不当减值行为规制体系,以优化全链条资本市场治理体系。实践中,商誉不当减值行为呈现为确认阶段的不合理高估、计提阶段的规避行为和激进行为、披露阶段的欺诈等样态。商誉不当减值行为易发、频发,主要原因在于公司并购决策失当、业绩承诺机制异化、商誉会计处理规则过于原则化以及商誉信息披露监管机制孱弱。针对商誉不当减值行为的多样性以及诱因的多重性,要采取统合规制的策略,整合公司法、会计法和证券法等多部门法在规制公司并购决策、商誉会计处理以及信息披露欺诈等方面的协同优势,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规制体系。     

商誉披露问题研究

当前,上市公司对商誉会计信息的披露存在披露模糊、不充分、不及时、有效性较弱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通过进行IASB、FASB有关商誉信息披露准则的对比以及基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应细化相关会计准则,细化无形资产与商誉的区分依据并披露业绩承诺的相关事项,在后续计量中实行商誉摊销与减值并行的计量方式。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的商誉减值问题探究

近年来,在上市公司转型扩张战略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的兼并重组已成为资本市场的主旋律,并在并购重组后引发了巨大的商誉泡沫。本文以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现状为基础,对商誉减值计量方法进行分析,提出通过对外强化商誉信息披露、加强外部监管、内部完善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等方式减少商誉泡沫,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新《资产减值准则》的经济后果分析

新会计准则体系中《资产减值准则》(以下简称新准则)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它和2001年“资产减值”制度及2001年相关准则(以下简称现行准则)相比进一步完善了资产减值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披露。经济后果观认为:会计准则作为生产与提供会计信息的规范,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而是一种具有经济后果的制度。所谓“经济后果”是指企业会计政策的变化将会对企业的管理者、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新准则在可收回金额计量、已计提的减值准备不允许转回、商誉采用减值测试法等方面发生变化,它的实施将会     

外部审计对非审计类信息披露的正向溢出效应——基于年报审计质量与商誉减值预告的视角

本文以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为背景，研究了该文发布后年报审计质量对商誉减值预告的影响及原因。研究发现，高质量审计能有效促使公司在应当预告商誉减值时进行预告。审计质量影响商誉减值预告的原因在于年报审计的溢出效应，具体通过两条影响路径实现：一是高质量审计能够提高预告信息的可得性，体现在当商誉所涉及的子公司数较多或非疫情突发期间时，高质量审计对商誉减值预告的积极影响更大；二是高质量审计具有督促作用，能够降低公司不预告的动机，表现为当公司内部控制较差或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时，高质量审计对商誉减值预告的积极影响更大。本文结论丰富了审计溢出效应和商誉信息披露方面的研究，对监管部门精准监管和投资者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上市公司公开承诺履行的监管:现状、不足与改进

现行的监管制度虽对上市公司公开承诺的作出、履行情况进行了规制,以规范承诺相关方的公开承诺行为,但对公开承诺履行的监管规则还不够具体,仍需进一步细化.事前监管应着重引导和规范承诺的作出,并强化对承诺要素的规范;事中监管应细化信息披露要求规则,进一步完善临时信息披露制度;事后监管应重视激励机制的作用,强化监管不应只规定各种类型的惩罚措施,应明确规定承诺履行行为的激励机制.     

企业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和商誉减值

本文以2008-2016年A股年初有商誉余额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司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对于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本文发现:(1)公司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计提有显著的影响,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公司更可能提取商誉减值准备.但相比牛市,未达业绩承诺的公司在熊市更可能提取商誉减值准备;非重大并购比重大并购的公司更可能在业绩承诺未完成时提取商誉减值准备.(2)业绩承诺期结束后,承诺期内完成业绩承诺的上市公司(特别是通过盈余管理完成承诺的公司)的商誉减值准备会显著提高.我们也对商誉减值计提的信息含量进行了讨论,发现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公司提取商誉减值会提高商誉减值的信息含量,降低未来股价崩盘的风险.本文的研究对理解商誉减值计提的行为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业绩承诺的商誉减值足额计提了吗北大核心

并购标的业绩承诺未达标与商誉减值是当下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研究了根据并购标的业绩承诺未完成情况计提的商誉减值是否充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并购标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可被视为并购标的未来获取现金流能力的信号,业绩承诺完成越差,计提的商誉减值越多。但无论是按照“参照公司”测算出的商誉减值预期值,还是按照业绩承诺在并购时影响商誉的幅度,基于业绩承诺未完成情况计提的商誉减值总体上是不足的。进一步地,当业绩承诺距离到期日较远、或净空值较大时,上述商誉减值不足问题更严重;证监会《第8号文》的发布和交易所的问询监管对商誉减值不足问题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进一步检验还表明,按本文方法识别出的商誉减值不足样本与事后监管方识别出的商誉减值问题样本具有高度一致性,说明本文的判断方法对商誉减值的会计实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的几点修改建议

一、引言为了系统规范企业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和相关信息披露,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与趋同,我国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正式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以下简称资产减值准则),对可能发生减值资产的认定、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资产减值损失的确定、资产组的认定及减值处理、商誉减值的     

完善境内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披露监管的建议

以行政规章和证监会规范性文件为主体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披露制度已在国内证券市场初步建立,但囿于实际控制人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披露主体相关权限及配套措施的匮乏,特别是责任追究机制的不健全,目前制度的执行效果不甚理想.本文在借鉴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的权益披露规定经验的同时,根据大陆市场法制和监管环境的现实,就现有监管框架下可行的完善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监管措施进行了探索.     

商誉减值计提动因及其外部审计监管——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商誉计提减值可以较好地为报表使用者提供商誉价值和企业资产价值的真实信息,但是由于商誉计提减值的过程中涉及大量的估计和判断,计提减值准备的动机使得上市公司在稳健性的名义下仍可能存在盈余管理的空间。本文选择了2007-200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商誉减值计提的动因及其外部审计监管。研究发现,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计提是基于其未来收益能力的下降而非盈余管理行为,商誉减值计提越多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这也从侧面进一步验证了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效果。     

浅议完善我国上市银行信息披露的监管机制

一、上市银行信息披露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一）信息监管协调机制不完善 众多部门均对上市银行拥有监管权,多头监管固然可以增强监管效果,但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各监管部门均自行制定、实施信息披露的规范与监管政策,独立组织检查活动,分别执行处罚措施,这不仅浪费了监管资源,而且增加了上市银行的披露负担。     

标的企业业绩承诺与并购方商誉减值——盈余管理和审计质量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中签订业绩承诺协议的定向增发并购重组事件为样本，研究标的企业业绩承诺对并购方商誉减值的影响，考察盈余管理及审计质量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标的企业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并购方商誉减值正相关，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负相关，即目标方业绩承诺设置越激进、完成情况越差，并购方商誉减值规模越大。（2）商誉减值存在着并购双方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其中标的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强化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商誉减值的正向关系，而并购方的盈余管理行为会抑制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规模的负相关关系。（3）审计质量会弱化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商誉减值的正向关系以及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规模的负向关系，即提高审计质量能够抑制标的企业的业绩承诺激进行为和并购方利用商誉减值“洗大澡”的行为，降低并购方的商誉减值风险。（4）进一步研究发现，目标方参与公司治理具有两面性，即目标方股东担任收购方的董事、监事或高管，一方面会推高标的企业的业绩承诺水平，另一方面会激励标的企业努力完成承诺业绩，对收购方的商誉减值风险产生正反两种影响。     

中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失真与监管研究

从实际证券市场操作中存在的虚假信息和内幕交易、投资者获取信息成本、社会历史原因、上市公司利益驱使和筹资需求等方面分析了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原因；信息披露失真的表现形式；信息不对称对社会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针对证券市场存在的信息披露失真问题，从完善法律监管体系、倡导信息透明、规范会计核算准则、发展市场金融工具、强化新闻媒体监督作用等方面提出完善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和监管体系的措施。     

我国上市银行信息披露规范体系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一我国上市银行信息披露规范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披露规范不统一。我国上市银行监管机构众多,多头监管决定了目前信息披露相关规范分散于《企业会计准则》、《商业银行法》、《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等诸多法律规章之中,且各家监管机构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我国绿色债券监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绿色经济发展,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持。绿色债券作为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多方关注。但是,我国在绿色债券的监管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绿色债券的认定标准不统一,缺乏权威、不够规范绿色认证评估体系和绿色债券信息披露等。本文主要从建立保障绿色金融发展的法律体系、构建统一的绿色债券标准体系、明确绿色债券评级、构建较为完善的绿色认证评估体系、统一并细化规范信息披露标准、加强信息披露指引和完善自律监管和社会公众监督体系等方面,提出完善绿色债券的监管体系的建议。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

知情权是金融消费者的基本权利。披露与金融交易相关的信息是金融机构和有权部门(特别是金融管理部门)的重要义务。但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多地关注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义务,而对有权部门的信息披露责任却关注不够。本文在阐释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管信息披露概念的基础上,针对有权部门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完善我国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管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