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不确定性与管理层自愿业绩预测

本文以2006-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总部所在省份的省委书记变更作为政治不确定性的衡量,研究了政治不确定性对于管理层自愿业绩预告和预告精确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官员变更的当年,管理层会更倾向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并且业绩预告的精确度也会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政治不确定性对业绩预告自愿披露倾向和精确度的影响在民营企业、新任官员为外部调任时、分析师跟踪人数更多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最后本文也从资本市场反应的角度进行了补充检验,发现市场在政治不确定性更高时对业绩预告的反应也更强烈。本文的发现对于理解政治不确定性的微观影响及管理层自愿业绩预测的作用都有一定的贡献。     

企业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和商誉减值

本文以2008-2016年A股年初有商誉余额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司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对于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本文发现:(1)公司并购中的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计提有显著的影响,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公司更可能提取商誉减值准备.但相比牛市,未达业绩承诺的公司在熊市更可能提取商誉减值准备;非重大并购比重大并购的公司更可能在业绩承诺未完成时提取商誉减值准备.(2)业绩承诺期结束后,承诺期内完成业绩承诺的上市公司(特别是通过盈余管理完成承诺的公司)的商誉减值准备会显著提高.我们也对商誉减值计提的信息含量进行了讨论,发现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公司提取商誉减值会提高商誉减值的信息含量,降低未来股价崩盘的风险.本文的研究对理解商誉减值计提的行为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上市公司自愿业绩预告动机研究

随着业绩预告制度的实施和演进,我国资本市场上逐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自愿业绩预告,这对于缓解管理层与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是什么因素激励上市公司管理层自愿披露业绩预告?通过借鉴西方的自愿信息披露理论,并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背景,本文提出了我国上市公司自愿业绩预告的三类动机:资本市场交易、管理层股票收益和管理层能力信号传递,并以2001-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此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融资需求高、管理者利益协同程度高、会计业绩好的上市公司更有动机自愿披露业绩预告,并且国有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动机更弱。     

外部审计对非审计类信息披露的正向溢出效应——基于年报审计质量与商誉减值预告的视角

本文以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为背景，研究了该文发布后年报审计质量对商誉减值预告的影响及原因。研究发现，高质量审计能有效促使公司在应当预告商誉减值时进行预告。审计质量影响商誉减值预告的原因在于年报审计的溢出效应，具体通过两条影响路径实现：一是高质量审计能够提高预告信息的可得性，体现在当商誉所涉及的子公司数较多或非疫情突发期间时，高质量审计对商誉减值预告的积极影响更大；二是高质量审计具有督促作用，能够降低公司不预告的动机，表现为当公司内部控制较差或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时，高质量审计对商誉减值预告的积极影响更大。本文结论丰富了审计溢出效应和商誉信息披露方面的研究，对监管部门精准监管和投资者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机构投资者能抑制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吗？——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巨额商誉减值风险是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诱因之一。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风险。分类来看,相比非独立机构投资者,以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及QFII为代表的独立性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商誉减值风险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通过提供并购前咨询服务和改善公司并购后绩效来抑制商誉减值风险。本文研究揭示了机构投资者发挥了有效的监督治理功能,对防范商誉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上市公司自愿性业绩预告的行业同群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自愿性业绩预告的行业同群效应。实证结果表明,A股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业绩预告行为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即上市公司发布业绩预告的概率和精确度受到同行业其他公司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规模较小、CEO缺乏经验、分析师关注度低、行业竞争激烈的公司,自愿性业绩预告的同群效应更显著。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制度的建议,包括加强行业协会建设、提高上市公司竞争性、聚焦行业龙头、完善监管部门激励与约束机制等。     

ESG表现降低并购商誉及减值风险了吗

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ESG表现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显著降低了企业并购商誉规模和商誉减值风险。机制研究发现,ESG表现通过治理效应和信号效应路径抑制企业并购商誉规模和降低商誉减值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并购溢价率高、商誉减值风险高、绿色并购、相关行业并购时,ESG表现降低并购商誉规模和商誉减值风险的效果更加明显。此外,外部金融监管进一步强化了ESG表现对并购商誉的抑制作用。     

业绩预告披露与盈余管理研究

盈余管理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业绩预告作为上市公司未来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与现金流量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评估及其投资决策。从业绩预告披露的特征方面出发,研究业绩预告披露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包括业绩预告的性质、预告精确度、预告误差分别与盈余管理程度的关系,结果发现：发布业绩预告的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更高。预告精确度以及预告期间与预测当期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预测误差与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当消息类型不同的时候,预测的强制性与否以及＂变脸＂对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不同。结论支持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迎合业绩预告披露的说法。     

并购商誉减值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9年至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商誉减值如何影响股价崩盘风险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商誉减值与股价崩盘风险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商誉减值促进了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结论显示:当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越差时,商誉减值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越明显;当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低时,商誉减值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越明显。本文结论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等相关文献,为公司缓解股价崩盘风险提供了科学依据。     

女性高管能否改善业绩预告质量？

近几年业绩预告相关问题频发,利用业绩预告误导市场、牟取私利的案件屡见不鲜,引发投资者、债权人对业绩预告质量的担忧,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成为眼下实务界与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大热点。在女性高管群体日益壮大、影响力逐步提升的大背景下,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察女性高管对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高管有助于提高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具体包括业绩预告的准确度、业绩预告的精确度以及业绩预告的积极性。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内部寻租动机较强的企业,或外部治理环境较差的企业,或核心岗位高管为女性的企业,女性高管对业绩预告准确度和精确度的提高作用更为明显。本文不仅丰富了女性高管的相关研究,拓展了业绩预告分析的文献,也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监管机制具有重要启示。     

关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高商誉监管的几点思考——以甘肃辖区监管为例

文章总结了甘肃辖区商誉的总体情况,分析了商誉的形成及减值的监管案例,指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有业绩承诺相关制度环境不完善、公司商誉减值信息披露不规范、资产评估市场秩序尚未建立、审计机构利用专家工作时未勤勉尽责,提出了提高业绩补偿可执行性、规范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完善监管问责机制、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完善商誉配套制度等相关对策建议。     

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偏差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的视角

利用我国A股2012-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偏差与偏离方向如何影响股价崩盘风险,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对两者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公司业绩预告偏差与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正相关;与悲观偏差相比,业绩预告乐观偏差才会加剧股价崩盘风险,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缓解业绩预告乐观偏差加剧的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业绩预告需要强制披露、披露越及时及披露坏消息时,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由此证明,高质量内部控制在缓解因业绩预告乐观偏差加剧的股价崩盘风险中发挥重要作用。     

分行业信息披露能提高业绩预告质量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分行业信息披露是注册制下高质量监管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沪深交易所分批次颁布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行业信息披露义务是否改变了公司的策略性信息披露行为。研究发现,要求上市公司披露行业经营性信息能够提高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且信息透明度、分析师关注度、法制环境、业绩预告属性和经营风险在分行业信息披露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中发挥着调节作用。会计稳健性和会计信息可比性是潜在机制。本研究有助于理解以行业为属性的信息披露政策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披露行为的影响,同时对完善我国业绩预告制度也有一定的启发。     

商誉披露问题研究

当前,上市公司对商誉会计信息的披露存在披露模糊、不充分、不及时、有效性较弱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通过进行IASB、FASB有关商誉信息披露准则的对比以及基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应细化相关会计准则,细化无形资产与商誉的区分依据并披露业绩承诺的相关事项,在后续计量中实行商誉摊销与减值并行的计量方式。     

并购潮背景下上市公司合并商誉计量问题研究

中国证券市场的并购交易自2013年以来呈现爆发式增长,其中蕴含的商誉减值风险也不断加大。本文首先探讨商誉的本质和计量,认为现行会计准则采用"总计价账户论"的间接计量方法计量商誉,是商业价值的主观判断和可靠性、谨慎性等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之间的一种平衡。其次,从扣除商誉前后的资产负债率的变化、商誉减值对净利润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了商誉计量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并提出通过合理设置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条款、充分识别无形资产、分步收购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这一风险。最后,探讨了商誉后续计量,从商誉减值测试的困难性、外部商誉内部化及商誉摊销的优点三个方面论述了支持商誉摊销的理由。     

标的企业业绩承诺与并购方商誉减值——盈余管理和审计质量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中签订业绩承诺协议的定向增发并购重组事件为样本，研究标的企业业绩承诺对并购方商誉减值的影响，考察盈余管理及审计质量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标的企业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并购方商誉减值正相关，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负相关，即目标方业绩承诺设置越激进、完成情况越差，并购方商誉减值规模越大。（2）商誉减值存在着并购双方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其中标的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强化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商誉减值的正向关系，而并购方的盈余管理行为会抑制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规模的负相关关系。（3）审计质量会弱化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商誉减值的正向关系以及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规模的负向关系，即提高审计质量能够抑制标的企业的业绩承诺激进行为和并购方利用商誉减值“洗大澡”的行为，降低并购方的商誉减值风险。（4）进一步研究发现，目标方参与公司治理具有两面性，即目标方股东担任收购方的董事、监事或高管，一方面会推高标的企业的业绩承诺水平，另一方面会激励标的企业努力完成承诺业绩，对收购方的商誉减值风险产生正反两种影响。     

商誉不当减值行为:类型界分、原因剖析与规制策略北大核心

近年来,随着国内并购市场趋于活跃,不合理的高商誉和不规范的商誉减值问题日益突出,亟需构建合理、有效的商誉不当减值行为规制体系,以优化全链条资本市场治理体系。实践中,商誉不当减值行为呈现为确认阶段的不合理高估、计提阶段的规避行为和激进行为、披露阶段的欺诈等样态。商誉不当减值行为易发、频发,主要原因在于公司并购决策失当、业绩承诺机制异化、商誉会计处理规则过于原则化以及商誉信息披露监管机制孱弱。针对商誉不当减值行为的多样性以及诱因的多重性,要采取统合规制的策略,整合公司法、会计法和证券法等多部门法在规制公司并购决策、商誉会计处理以及信息披露欺诈等方面的协同优势,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规制体系。     

关于新形势下商誉减值测试的探讨

为强化商誉减值的会计监管,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提高资本市场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证监会于2018年11月印发了《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文章根据对该文件的理解,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两种情况下的商誉减值测试进行了浅析。     

中美企业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准则及执行效果分析

本文对中美企业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准则进行了比较,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对中美企业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准则的执行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美国商誉减值信息披露准则较为完善,执行效果也好于我国。目前我国多数企业对分摊到资产组的账面价值进行了披露,但绝大多数企业都未对商誉减值原因、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及估计现值时所采用的折现率进行披露。可借鉴美国的部分做法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准则,同时,建议上交所借鉴深交所的成功经验,尽快建立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完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考评与监管。     

大所审计能抑制商誉减值异常吗？

审计师在资本市场中对企业会计异常的识别发挥至关重要作用。本文以2007-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大所审计能否对商誉减值异常产生抑制作用。实证结果发现，相比经过小所审计的公司，经大所审计的公司商誉减值异常水平较低。经过Heckman两阶段回归、随机样本匹配等一系列方法的稳健性检验，该结果未发生改变，说明大所审计能有效约束客户公司商誉减值异常行为。区分不同类型的商誉减值异常行为，研究结果显示，相比商誉减值激进行为，大所审计对商誉减值规避行为的约束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大所审计对商誉减值异常的抑制效应在信息环境较差的公司更加显著；大所审计可作为机构投资者、内部审计委员会的替代机制，对商誉减值异常产生抑制作用。这些结论拓展了对商誉减值和审计师的研究，对加强商誉减值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