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金融改革与经济转型同步推进

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和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试点为深化浙江金融改革提供了两大引擎,将在推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中后期,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国际经验表明,这一历史阶段正处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如果转型升级不成功,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在经济转型升     

产业结构优化视角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与对策分析

在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情况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及经济结构调整,进而对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不可持续及不协调问题给予破解,已然成为目前中国在经济发展当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基础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对"中等收入陷阱"予以有效规避,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实现的关键。本文首先基于产业结构视角下对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中所存问题进行分析,探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体路径与对策。     

发达经济体愿景下开发性普惠金融的战略思考

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将普惠金融与经济转型升级有机结合起来.由于普及性普惠金融局限性明显,所以,为了实现进入发达经济体的目标,有必要大力发展开发性普惠金融.与普及性普惠金融的"供血功能"不同,开发性普惠金融是一种"造血式"融资并提供相关金融服务,着眼于社会不同层级经济主体之间的生产分工合作,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基于发达经济体愿景,提出了发展开发性普惠金融的基本框架,旨在促使整个产业链的价值提升,调整社会收入分配结构.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国家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需要完善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体制制度。本文浅析了我国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的原因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实现包容性发展,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争鸣与探索

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本文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为什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在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上不存在较大的争议,只是根据这些概念,我们难以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落入(或曾经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在于巨大的收入差距、外需萎缩与内需不足、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三个方面。而中国可能因为收入差距过大、人口红利消失、资源和环境约束、国际捧杀与遏制四个方面的原因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国民收入差距;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增长方式转型;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提升国际竞争能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措施。最后,本文从理论上和实证上探讨了中等收入陷阱未来的研究方向。     

产业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研究文献综述

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完善的金融扶持体系的支持,就此问题对相关的文献综述进行深入分析。本文主要从产业转型升级研究,金融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关系的研究等国内外已有文献展开探讨,揭示金融发展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为深入研究金融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提供理论参考。     

数字金融助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基于中国2011—2019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尤其强劲地表现在低教育水平、中西部欠发达以及物质资本投资水平较高等地区。同时,在机制检验中发现数字金融还可以通过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来赋能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鉴于此,应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助力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模型及实证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指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还是经济发展徘徊不前、落入长期停滞状态。文章在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揭示“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情景和条件,并进行实证分析,为中国及有关经济体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提供理论依据。     

论中国如何逾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历史证明这个阶段是能否完成产业升级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敏感阶段,即"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如何跳出"中等收入"的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至关重要,分析了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提出了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获得长期发展的对策.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启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人均收入跨越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中国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人口红利的优势逐渐消失,经济增长粗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缓睫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面临收入陷阱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能否规避并走出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摆在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面前。本文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角度提出解决中国现状的可行性对策。     

金融政策与经济低碳转型——基于增长视角的研究

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本文基于经济“增长”视角,从理论上分析金融政策在经济低碳转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清洁(绿色)与非清洁(非绿色)生产部门、定向技术进步、金融约束与金融政策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基于模型的理论证明与数值模拟,我们发现:(1)清洁部门相对非清洁部门更强的金融约束会推迟经济低碳转型过程、导致环境恶化,绿色金融政策能够缓解清洁部门的金融约束。(2)绿色金融政策能够增加清洁部门的产量,在一定条件下,还能促进经济实现低碳转型并阻止环境恶化。(3)通过金融政策推动经济低碳转型,相比部分财政政策具有成本效益优势;两类政策存在组合搭配的空间。(4)在疫情冲击后加大绿色金融政策力度,将有益于实现“绿色复苏”,并有可能以相对平时更低的成本,加快“碳达峰”与经济低碳转型的进程。     

金融发展理论国外研究的最新进展

金融发展理论已经由早期的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M-S范式经由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的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发展到以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新制度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已经由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扩展到各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研究内容从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扩展到金融中介、金融市场如何产生和发展,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结构问题扩展到不同金融体系的比较上,从具体的金融机构观扩展到一般的金融功能观,从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这样的显在问题深入到研究金融(自身的)发展规律等潜在问题,进而由仅考虑经济变量扩展到考虑正式制度变量再发展到考虑非正式制度变量,诸如历史、文化、宗教和社会习俗等制度背后更深层面的因素,由把制度变量当作外生变量处理发展到把制度视作经济体系的演化博弈的内生过程。     

我国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效应与策略选择研究--基于社会融资规模的视角

城镇化发展是经济发展由分散到聚集的过程,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效率的大幅提升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本文探索从社会融资规模视角分析金融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持效果,结果显示：社会融资规模增大和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下降在长期内均有助于城镇化发展,贷款占比提高在短期内能够迅速推高城镇化,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城镇化持续发展。因此,我国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的策略应从“做大总量、优化结构”方面入手,通过“顶层设计”、政策引导和市场化导向原则,形成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金融体系,推动直接融资快速发展,实现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有效融合。     

金融中介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基于广西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自然演进式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远不能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人为调整产业结构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手段。广西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而完善的金融支撑体系则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基于我国直接融资渠道不畅的客观现实,以金融中介为主的间接融资主体自然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融资渠道。那么,金融中介的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本文以广西及其14个主要城市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对广西金融中介的发展与其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金融中介的发展确实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一定的影响。     

工业革命、金融革命与系统性风险治理

本文以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为切入点,探讨工业革命、金融革命与系统性风险治理间的关系。在工业革命演进过程中,先进技术创新应用、经济结构转变和社会环境变迁,推动了金融业演进发展和升级;反过来,资本的快速积累和有效融通对科技进步转化为工业革命不可或缺,以现代商业银行、现代投资银行和创业投资体系为特征的三次金融革命分别是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如果制度规则建设和监管滞后,金融发展失序也会导致系统性风险逐步累积,引发金融危机,反过来催生重大金融体制或监管制度变革。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拉开序幕,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业集成创新有望成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征。我国是全球金融科技发展领先的国家之一,应统筹发展与安全,在金融科技带动下发挥好银行体系、资本市场、创投体系和金融科技企业服务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合力,同时做好风险防范,引导从业机构在服务实体经济和遵从审慎监管的前提下守正创新,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How Doe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ffect Economic Development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y Promoting Growth or Improving Distribution?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involved deepen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Using data from countries who have joined the “Belt and Road”,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affec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long the route. Findings show tha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a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nd per capita output growth while improving income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the effect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heterogeneous; such construction can substantially increase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ed and emerg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an greatly improve residents’ income distribution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sidents in emerg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Collectively, these findings identif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urbanization as important channels through which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an influ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金融倾斜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天津市为例,对1995--2010年金融倾斜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倾斜是天津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因,但产业结构升级不构成金融倾斜的原因;金融倾斜的两个构成要素中,直接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较为显著,间接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相对不明显。     

新时期民间借贷的功能定位及实践模式——基于河南省省情的思考

新时期随着我国中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和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在未来几年内将面临新的契机。随着国家新一轮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出台以及未来沿海中小企业逐步向该省梯度转移,现有资金融通渠道对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带动能力不足,其作用及影响难以持续性满足未来河南省投融资的总体需求。新时期如何认识这种民间借贷形式,以及如何合理引导它的资金融通功能,进而培育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拓宽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资金融通渠道以满足本地企业与沿海转移企业的协调发展,成为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课题。     

湖南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金融支持研究

论文系统全面的阐述了金融发展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并从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的视角。研究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实证表明：间接金融尤其是中长期贷款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直接金融也就是股票筹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的作用,但作用有限．最后从金融创新的视角。提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