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产业升级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在引入结构转型的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重点考察了金融发展(包括金融深化和金融结构)对于产业升级促进作用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给定一国的发展阶段,不仅存在最优技术进步方式和最优产业结构,还存在一个对于金融深化程度的“最低要求”,低于这一临界值的国家将难以实现下一阶段的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产业升级对金融深化程度的要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先快速上升、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缓慢递减的特征。在资本积累相对有限的约束条件下,中等收入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模仿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需要首先实现金融深化程度的提升,并推动金融结构转型和制度完善,以实现对创新型产业的有效金融支持,否则很可能陷入“模仿陷阱”,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揭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产业升级、金融发展和制度完善“三位一体”的转型过程。     

突破创新种芒果

我国大部分芒果产区在气候上属次适宜区，海南省南偏西南沿海一线，才是极早熟芒果的最佳生长带。十余年来，通过台湾农艺师先导引领，海南省南部四县的芒果种植户创新热情甚高。先后成功引种了“白象牙”、“台农一号”、“红金龙”（又名红贵妃）、“金煌”等芒果品系，生长表现甚至比在台湾还出色。近年来，我国芒果产业虽突飞猛进，但因条件制约，优质芒果不多。品相平平的芒果，成熟期集中，储运保鲜技术又落后，导致不少芒果园收益不高甚至连年亏本。要想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在技术上和管理上必须有突破与创新。本文作者在琼南从事芒果栽培多年，自2003年起主持乐东阳光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冲坡果场技术工作，5年间，果场年年丰收，经济效益显著。两年前，全面主持该公司5000亩果园的生产，对一些老大难果场大刀阔斧地进行结构性调整，迅速改变了落后的生产面貌。作者已逐步摸索出一套在琼南经营稳定高收益规模芒果园的经验，每亩果园年纯利少者1500元，多者3000元。在此，特将张一林先生的琼南反季节芒果栽培实践与体会奉献给读者。     

金融政策与经济低碳转型——基于增长视角的研究

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本文基于经济“增长”视角,从理论上分析金融政策在经济低碳转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清洁(绿色)与非清洁(非绿色)生产部门、定向技术进步、金融约束与金融政策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基于模型的理论证明与数值模拟,我们发现:(1)清洁部门相对非清洁部门更强的金融约束会推迟经济低碳转型过程、导致环境恶化,绿色金融政策能够缓解清洁部门的金融约束。(2)绿色金融政策能够增加清洁部门的产量,在一定条件下,还能促进经济实现低碳转型并阻止环境恶化。(3)通过金融政策推动经济低碳转型,相比部分财政政策具有成本效益优势;两类政策存在组合搭配的空间。(4)在疫情冲击后加大绿色金融政策力度,将有益于实现“绿色复苏”,并有可能以相对平时更低的成本,加快“碳达峰”与经济低碳转型的进程。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不完全合约视角下的公共品负担理论

地方政府出于维护和提高公共福利的目的,有激励待社会资本进入后,利用PPP合约的不完全性对PPP项目进行行政干预(例如,调低公共品的收费价格),后果是社会资本的利益受损,这是社会资本作为公共品提供者面临的"公共品负担"。基于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博弈模型,本文揭示了在不同发展阶段,地方政府推广PPP模式的不同最优策略。20世纪90年代尝试开展PPP模式时,由于PPP项目数量较少且市场对基础设施需求旺盛,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是事前给予社会资本优厚条款,待社会资本进入后,再以施加公共品负担的形式提高公共福利,避免社会资本获得过高的私人利益。不同于过去,当前PPP模式被作为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和稳定地方投资的重要政策工具,但当前我国基础设施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已大幅提升,如果地方政府仍然事后对社会资本施加公共品负担,将严重弱化社会资本的进入激励,引发PPP项目落地难、实施效率低等问题。本文指出,当前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是通过合理界定自身权力边界,减少地方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唯此才能提高社会资本的进入激励,让PPP模式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保障公共品供给的重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赶超战略与大银行垄断——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很多资本高度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需要大量资金维持生产运营,若无法获得足够的银行贷款以致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倒闭,极易引发动荡。本文研究发现,在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下,为确保“重要而不能倒”的国有企业获得足够的银行贷款而不破产倒闭,不适合采用放开银行准入以促使银行竞争的方式,反而应限制银行准入,控制银行数量。原因在于,放开银行准入增加的仅是中小银行,其资金动员能力有限,与国有企业的规模特性不相匹配,更重要的是,大量中小银行进入会分流大银行的存款,降低大银行的资金动员及服务国有企业的能力,导致国有企业的贷款成本和破产风险因此而上升。本文指出,一个国家的银行业结构内生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限制银行准入的政策安排通过在金融方面支持国有企业,在改革初期起到了维护国防安全、保障国计民生和维持社会经济稳定的作用,为平稳推动改革创造了条件。     

中国影子银行发展中刚性兑付的形成与治理机制

长期以来，刚性兑付被视作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扭曲性特征之一，然而刚性兑付这一隐性规则在中国影子银行发展之初就存在。本文研究表明，刚性兑付的作用在中国影子银行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具有差异，决定因素是刚性兑付的资金来源。早期刚性兑付的资金主要来自资管机构的自有资金，刚性兑付把资管机构变成投资风险的实际承担者，不仅倒逼资管机构审慎投资，也让投资者对资管机构产生了信任，因此早期的刚性兑付既是一种自律机制，还是一种信任机制，让中国影子银行在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实现资管规模的快速增长。然而，资管机构自有资金的增速落后于资产规模的增速，以至于在一定时点后资管机构不再能够以自有资金维系刚性兑付，只能依靠“拆东墙补西墙”等方式，但这样的做法不仅不可持续，反而会诱发风险、掩饰风险，此时政府应当强制打破刚性兑付。本文能够为政府在不同时期对影子银行和刚性兑付态度的转变，以及2018年资管新规“破立结合、双管齐下”的治理逻辑提供解释。     

上市公司为何不愿现金分红:税收成本抑或公司治理——来自股利税改革的经验证据

如何促进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是社会各界长期关注但仍未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本文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号)文件的实施为自然实验,从管理层动机出发考察股利税成本和公司治理机制谁是决定公司现金分红的更深层次因素。研究发现,在差别化股利税政策实施年份,上市公司分红意愿和水平显著提高,并且管理层持股越多,现金分红增加的可能性越大,而在股利税不变的年份则不存在这种关系,表明股利税调整能够激励管理层根据自身利益提升现金分红。同时本文还发现管理层因股利税调整而提升现金分红的行为符合投资者利益。异质性分析表明,降低股利税对管理层分红动机的提升作用仅在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或制度环境较好时发挥,表明相对于股利税,公司治理机制是影响现金分红的更深层次因素。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降低股利税能够达到促进上市公司进行分红的目的,但要充分发挥股利税促进分红的积极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