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金融、碳市场调节与高质量增长

本文将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纳入统一理论分析框架，构建包含家庭、厂商、金融部门与政府的四部门DSGE模型，研究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对经济增长量和质两个方面的影响及其最优组合方式。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碳排放强度限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提高碳配额拍卖比例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且对低碳部门的冲击强于高碳部门；第二，转型金融在支持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同时，能够减缓和对冲碳市场调节收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第三，转型金融和碳市场调节各自都存在一定的政策局限性，单独使用可能影响经济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第四，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存在着最优组合，强化两项政策的协调配合可望实现经济社会的帕累托改进，为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精准有力的政策支持。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将碳市场调节纳入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强化其与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协调好稳经济增长与促低碳转型在短期、中长期的关系；第二，强化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的政策目标协同和调控时机协同，形成最优政策组合；第三，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研究创设“低碳转型支持工具”，支持企业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第四，完善转型金...     

绿色金融政策会提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构建绿色发展政策体系，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本文基于2017年我国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政策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施后，实验组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上升；(2)企业较高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能够缓解绿色金融政策对债务成本的影响；(3)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施后，债务融资成本上升更为显著。本文为继续深化绿色金融改革、促进经济结构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可持续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减排技术内生化,建立带有环境约束并包含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绿色金融通过支持绿色创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制。这一理论得到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中介效应分析的支持。本文为绿色金融的经济学建模提供了新的思路,推进了绿色金融的“功能”理论,论证了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绿色创新渠道”,这意味着绿色金融不限于对少数清洁行业的支持,针对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内部环保技术升级的金融服务也至关重要,是未来绿色金融政策需要关注的问题。     

绿色金融助力“减碳”的实践与思考--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绿色转型的整体推进,绿色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减碳”催化剂作用不可或缺。本文从兴安盟绿色金融实践来看,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尚存短板和制约因素。需要各级政府、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等部门合同发力,从完善绿色低碳金融服务体系,加大货币政策定向支持,强化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优化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加快推进转型金融发展等方面提升金融支持“减碳”的能力和作用,推动金融服务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吗？——来自工业上市公司的绿色转型证据

经济绿色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企业的绿色转型发展是经济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环节。本文以2012—2019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绿色转型的评价指标,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分析研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对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能够显著促进试验区内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升,进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进一步分析得出,试验区内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和政府政策支持对企业绿色转型有所促进,但其对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影响却未达预期。本文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政策效应评估和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层面的支持和直接经验证据,为各地区制定绿色金融政策提供了参考。     

碳中和目标下的绿色金融创新路径探讨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对强化国家科技力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也为绿色金融的发展带来了新动力。在央行工作会议重点提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和“十四五”阶段经济转型的背景下,针对目前绿色技术和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普遍存在的缺少相关标准、激励创新机制、融资难等系列问题,建议丰富绿色金融投融资渠道和产品创新体系,完善绿色金融标准,构建市场化的绿色技术创新的金融体系,发展激励创新制度和国际合作框架,积极推进碳金融创新,建设绿色基础设施,推动地方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和气候融资试点,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绿色金融创新发展路径进行探讨,为“十四五”期间绿色低碳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绿色金融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研究

绿色金融有助于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双碳”目标的达成也有赖于绿色金融的资金支持。我国作为碳排放量第一大国，且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建设发展时期，探讨如何以绿色金融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双碳”目标十分必要。本文在理清绿色金融支持“双碳”目标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找出现阶段我国绿色金融在支持“双碳”目标上面临的需求和障碍，然后从政策保障、市场体系、组织体系三个层面提出以绿色金融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的针对性举措和改进思路。     

“双碳”背景下转型金融政策助力钢铁行业低碳转型研究

在“双碳”背景下，推进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是“十四五”时期重要的战略任务。本文以2016年颁布的《关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作为转型金融政策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转型金融政策对钢铁企业转型研发和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非钢铁企业，转型金融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钢铁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和转型项目投资水平；同时抑制了钢铁企业债务融资，尤其是流动性较差的债务融资。机制分析表明，转型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在不同钢铁企业间存在差异性，对高新技术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具有明确的低碳、减碳项目或活动的企业具有更强的研发、转型投资促进作用；对非高新技术企业、国有企业、和暂不具有明确的低碳、减碳项目或活动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融资约束。     

政策规制、绿色金融与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战略管理和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制度政策环境→意愿&能力→行为”理论框架，分析政策规制、绿色金融对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选取河南省274家高碳企业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正向影响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意愿和能力，市场激励型规制的作用大于命令控制型规制；绿色金融政策、企业转型意愿和能力正向影响其转型行为，企业转型能力在绿色金融政策对其转型行为的作用中具有中介效应。最后，文章从优化政策规制工具，加快构建转型金融框架，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加强政策宣传和配套服务等方面对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金融支持“双碳”目标的新趋势——2023年绿色金融趋势展望

随着中国“双碳”战略的持续部署，金融支持“双碳”目标也在持续推进，并围绕着新政策、新领域、新实践呈现三大趋势。一是新政策，转型金融与绿色金融成金融支持“双碳”目标的“双支柱”。做好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有效衔接是未来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政策重点之一，G20转型金融框架为中国转型金融政策体系构建提供指引。二是新领域，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发展理念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推动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融合发展或能为二者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和创新空间。三是新实践，金融机构“净零”从承诺到实施。全球范围内作出“净零”承诺的金融机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而金融机构“净零”目标如何从承诺走向科学碳目标的设定、实施、核算与披露日益受到关注，其中碳核算与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凸显。     

金融发展、产业升级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在引入结构转型的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重点考察了金融发展(包括金融深化和金融结构)对于产业升级促进作用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给定一国的发展阶段,不仅存在最优技术进步方式和最优产业结构,还存在一个对于金融深化程度的“最低要求”,低于这一临界值的国家将难以实现下一阶段的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产业升级对金融深化程度的要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先快速上升、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缓慢递减的特征。在资本积累相对有限的约束条件下,中等收入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模仿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需要首先实现金融深化程度的提升,并推动金融结构转型和制度完善,以实现对创新型产业的有效金融支持,否则很可能陷入“模仿陷阱”,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揭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产业升级、金融发展和制度完善“三位一体”的转型过程。     

金融发展理论国外研究的最新进展

金融发展理论已经由早期的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M-S范式经由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的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发展到以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新制度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已经由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扩展到各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研究内容从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扩展到金融中介、金融市场如何产生和发展,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结构问题扩展到不同金融体系的比较上,从具体的金融机构观扩展到一般的金融功能观,从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这样的显在问题深入到研究金融(自身的)发展规律等潜在问题,进而由仅考虑经济变量扩展到考虑正式制度变量再发展到考虑非正式制度变量,诸如历史、文化、宗教和社会习俗等制度背后更深层面的因素,由把制度变量当作外生变量处理发展到把制度视作经济体系的演化博弈的内生过程。     

我国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效应与策略选择研究--基于社会融资规模的视角

城镇化发展是经济发展由分散到聚集的过程,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效率的大幅提升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本文探索从社会融资规模视角分析金融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持效果,结果显示：社会融资规模增大和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下降在长期内均有助于城镇化发展,贷款占比提高在短期内能够迅速推高城镇化,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城镇化持续发展。因此,我国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的策略应从“做大总量、优化结构”方面入手,通过“顶层设计”、政策引导和市场化导向原则,形成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金融体系,推动直接融资快速发展,实现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有效融合。     

金融中介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基于广西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自然演进式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远不能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人为调整产业结构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手段。广西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而完善的金融支撑体系则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基于我国直接融资渠道不畅的客观现实,以金融中介为主的间接融资主体自然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融资渠道。那么,金融中介的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本文以广西及其14个主要城市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对广西金融中介的发展与其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金融中介的发展确实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一定的影响。     

工业革命、金融革命与系统性风险治理

本文以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为切入点,探讨工业革命、金融革命与系统性风险治理间的关系。在工业革命演进过程中,先进技术创新应用、经济结构转变和社会环境变迁,推动了金融业演进发展和升级;反过来,资本的快速积累和有效融通对科技进步转化为工业革命不可或缺,以现代商业银行、现代投资银行和创业投资体系为特征的三次金融革命分别是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如果制度规则建设和监管滞后,金融发展失序也会导致系统性风险逐步累积,引发金融危机,反过来催生重大金融体制或监管制度变革。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拉开序幕,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业集成创新有望成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征。我国是全球金融科技发展领先的国家之一,应统筹发展与安全,在金融科技带动下发挥好银行体系、资本市场、创投体系和金融科技企业服务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合力,同时做好风险防范,引导从业机构在服务实体经济和遵从审慎监管的前提下守正创新,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How Doe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ffect Economic Development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y Promoting Growth or Improving Distribution?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involved deepen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Using data from countries who have joined the “Belt and Road”,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affec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long the route. Findings show tha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a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nd per capita output growth while improving income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the effect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heterogeneous; such construction can substantially increase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ed and emerg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an greatly improve residents’ income distribution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sidents in emerg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Collectively, these findings identif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urbanization as important channels through which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an influ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发达经济体愿景下开发性普惠金融的战略思考

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将普惠金融与经济转型升级有机结合起来.由于普及性普惠金融局限性明显,所以,为了实现进入发达经济体的目标,有必要大力发展开发性普惠金融.与普及性普惠金融的"供血功能"不同,开发性普惠金融是一种"造血式"融资并提供相关金融服务,着眼于社会不同层级经济主体之间的生产分工合作,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基于发达经济体愿景,提出了发展开发性普惠金融的基本框架,旨在促使整个产业链的价值提升,调整社会收入分配结构.     

金融倾斜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天津市为例,对1995--2010年金融倾斜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倾斜是天津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因,但产业结构升级不构成金融倾斜的原因;金融倾斜的两个构成要素中,直接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较为显著,间接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相对不明显。     

湖南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金融支持研究

论文系统全面的阐述了金融发展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并从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的视角。研究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实证表明：间接金融尤其是中长期贷款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直接金融也就是股票筹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的作用,但作用有限．最后从金融创新的视角。提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对策建议。     

新时期民间借贷的功能定位及实践模式——基于河南省省情的思考

新时期随着我国中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和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在未来几年内将面临新的契机。随着国家新一轮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出台以及未来沿海中小企业逐步向该省梯度转移,现有资金融通渠道对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带动能力不足,其作用及影响难以持续性满足未来河南省投融资的总体需求。新时期如何认识这种民间借贷形式,以及如何合理引导它的资金融通功能,进而培育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拓宽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资金融通渠道以满足本地企业与沿海转移企业的协调发展,成为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