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DEA分析

金融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式和速度,但我国目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导致金融资源较大程度的错配,并且会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障碍。然而研究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文献相对较少,因此采用DEA方法测度我国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并对其进行技术有效性、规模有效性和投入冗余额和产出不足额的测算,从而得出结论：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存在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因此提高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必由之路。     

数字金融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双循环背景下如何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了数字金融指数,从理论和经验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地区创新程度、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但对于地区平衡发展的作用并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通过提高信贷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促进经济增长,可通过提升技术成果的市场化转化程度和提高非国有经济占比促进地区创新,可通过提升市场环境与中介服务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可通过影响技术进步和消费升级而推动产业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在不同发达程度、不同境外投资占比和不同国际化程度的地区存在异质性影响。拓展性分析表明,政府关注程度的上升对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建立和完善我国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的进入和退出机制

当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摆脱低迷的一个重要出路。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只有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推动技术进步，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高新技术产业对于资金的大量需求，要求金融体系提供效率足够高、规模足够大的金融支持。没有高效率的、覆盖高新技术企业运作全过程的金融支持，就不可能有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其中风险投资资金在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中具有导向性的作用。     

持续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

<正>高水平科技创新需要金融体系的鼎力支持,金融支持可以通过金融资源配置促进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并能有效分散风险当前,科技创新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核心因素及第一动力,而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倚重金融的鼎力支持。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指出,要持续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     

金融发展、企业创新与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银行部门,考察了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模型的理论分析表明,在均衡状态下,金融发展可以提高经济中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缓解信息不对称,有效降低了研发部门的外部融资成本,从而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并推动经济实现更高速的增长。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中国31个省份2008—2016年的面板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相关结果表明:(1)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2)在工业化程度、外商投资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政府支出水平较低、人才资源相对短缺的地区,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3)企业研发创新可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且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揭示了“金融发展—企业创新—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传导机理及其在中国的体现,从而为金融支持创新型经济增长的改革逻辑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和经验基础。     

区域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及作用渠道——基于浙江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引言及文献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如何,对于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安排金融发展优先次序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内涵。如果金融发展具有"供给导向"功能,则改善金融结构与提升金融规模的政策安排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倘若金融发展对金融增长的作用仅限于"需求跟进",那么政府强调发展金融或许对经济增长而言变得相对次要。针对此     

开发区层级与域内企业创新:激励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基于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的对比研究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各地各层级开发区能否激励域内企业创新,对于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与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级开发区不同,本文以2007-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手工收集整理的开发区域内企业信息,对比研究了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表明,与国家级开发区显著促进域内企业创新投入不同,省级开发区表现出负向抑制作用。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也存在明显差异:国家级开发区通过税收优惠、政府补助和融资支持等“政策效应”,以及金融资源、研发人才和经济主体的“集聚效应”激励企业创新;而省级开发区的发展更容易受地方经济竞争的影响从而挤出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国家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中央国有企业中更明显;省级开发区的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研究为我国优化各层级开发区建设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测度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和福建省的比较分析

文章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研究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下称“长三角地区”)和福建五省(市)2005~2019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探讨影响五省(市)之间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因素,了解不同区域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和福建省历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较高、波动较小,外部经济环境及政策变动易引起效率波动;技术进步率对全要素生产效率呈正相关关系,技术进步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技术进步是解决当前全球及我国面临的经济增速放缓问题的重要突破点,通过理论分析表明,金融发展通过对企业技术研发提供资金和分担科技创新的风险,以及通过对高校、教育培训机构和贫困学生提供贷款培养出更多科研创新人才等途径对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虽然目前我国金融规模的增长对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金融效率的提高却对技术进步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果启示我国在放开金融管制、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时也应重视金融效率提高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的管理和防范,并应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科研创新的重视,促进社会资金和资源流入科研创新领域。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及政策思考

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金融规模效应渠道和金融结构效应渠道。本文基于跨期最优化条件,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下分析了金融发展、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合1994－2009年的数据,运用门槛回归（ TR）方法,实证检验了不同渠道下我国农业投资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受我国农业组织形式相对落后和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严重不足等因素影响,在不同渠道下我国农业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即当金融影响渠道超过“临界值”时,农业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显著降低。因此,积极探索和创新农业组织形式,加快培育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强化农村金融供给,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融资成本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央行担保品政策视角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陆续出台且支持力度不断强化,政策效果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将绿色金融政策和绿色转型纳入可持续投资(ESG)资产定价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风险资产均衡收益和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其次基于绿色债券纳入央行合格担保品这一准自然实验,分别从企业融资成本和绿色创新两个角度实证检验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降低绿色债券的信用利差为绿色企业提供融资激励,同时通过提高棕色债券的信用利差给棕色企业的绿色转型带来倒逼促进作用。(2)这一影响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内作用更为显著,但随时间推移逐渐弱化。(3)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融资途径显著提升了棕色企业的绿色创新,倒逼棕色企业绿色转型。     

绿色金融、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可持续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减排技术内生化,建立带有环境约束并包含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绿色金融通过支持绿色创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制。这一理论得到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中介效应分析的支持。本文为绿色金融的经济学建模提供了新的思路,推进了绿色金融的“功能”理论,论证了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绿色创新渠道”,这意味着绿色金融不限于对少数清洁行业的支持,针对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内部环保技术升级的金融服务也至关重要,是未来绿色金融政策需要关注的问题。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解释框架--基于“土地财政”的演进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型尝试解释中国经济的近中期增长模式。在考虑“土地财政”作用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两期世代交叠(OLG)模型说明基本原理,随后将两期模型扩展到多期OLG模型,进行参数校准和模型求解。研究表明,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将通过“土地财政”机制获得的资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企业部门资本重新配置、均衡条件重构,推动形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对占比的稳定均衡。在这一机制下,GDP和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上升但增速逐渐下降;资本的总体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优化速度出现下降,民营企业占比先增后稳。多期模型较好地刻画了我国1998—2017年期间经济结构变化趋势以及储蓄率、投资率、对外投资与外汇储备等宏观指标。随着“土地财政”作用的进一步弱化,持续推动技术进步、深化国企改革、深化金融改革等是实现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扭曲因子、进口中间品价格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网络结构一般均衡模型事后核算方法

基于BF(2020)模型框架,本文构建了嵌入间接税、成本加成和进口中间投入品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网络结构一般均衡模型,并提出了一种扭曲—调整的索洛余值的事后核算和结构分解新方法,进一步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WIOD数据库等编制了与模型匹配的社会核算矩阵,实证测算分析了1997—201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结构变化。研究表明:(1) 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且两者存在明显此消彼长的“跷跷板”特征,劳动的贡献相对较小且贡献率呈下降趋势。(2)纯技术效率变化一直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主要贡献部分,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07年是其分水岭,受技术模仿后发优势逐步式微的影响,技术进步速度下滑,但2012年后受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影响,纯技术效率逐步提升。(3)扭曲因子配置效率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贡献由正转负,进口中间品贸易条件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贡献率由负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大背景下,资源配置效率变化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但2007—2012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扭曲因子配置效率出现短期恶化并拉低了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银行业结构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在深化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科学评价银行业的结构性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区别于早期针对个体样本的技术性TFP增长研究,本文通过构建并分解加总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对我国银行业以及不同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及来源进行有效评价。结果显示,研究期间,我国银行业的结构性TFP增长表现良好,其中,整体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力;进一步分解发现,制度创新改善和加总的个体技术进步推动了银行业结构性TFP增长。在整体效率变化方面,加总的个体技术效率变化和结构效率变化都有待提高,其中,范围效率变化是抑制结构效率改善的主要因素。考虑不同类型银行,制度创新变化对所有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都影响显著,加总的个体技术变化对股份制和地区性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贡献更突出;加总的个体技术效率变化、结构效率变化、范围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对不同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作用有限。     

银行体系、技术冲击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运用新凯恩斯的DSGE模型研究金融效率、经济结构变化对技术冲击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印证了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技术进步不仅可以刺激产出、消费和投资,还可以降低社会总体价格水平,而金融中介效率、资本收入份额和折旧率的高低都不会影响技术冲击的传导路径。同时,本文的研究还显示,作为金融中介的银行体系效率越高,技术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越小。该结论意味着,在当前阶段我国应着力提高国内金融体系的效率,以保证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     

金融创新、R&D与经济增长

在Uzawa(1965)、Lucas(1988)和Jones(1995)内生增长的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金融创新部门,研究了金融创新、R&D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创新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率,还会通过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间接地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同时,三部门人力资本分配的变动受到生产函数中参数的影响。不同的金融创新产品对R&D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美联储政策变化、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包含国际投资者、外资企业和银行流动性冲击的DSGE模型来探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和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 美联储加息会导致我国产出、投资和通货膨胀的下降、汇率贬值、国际资本外流和银行系统流动性紧张。随着金融摩擦程度的增加和银行杠杆率的上升,美联储加息对我国产出、投资和资产价格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增强。(2) 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外资企业的投资、劳动需求和产出的下降,并对我国总产出、总投资和资产价格产生明显的负向外溢效应,进一步加剧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3)为应对美联储的利率变动,适当限制国际资本流动能有效稳定我国经济波动和改善社会福利,而实施固定汇率和央行盯住美国利率的政策会加大宏观经济的波动,并导致社会福利下降。     

工业革命、金融革命与系统性风险治理

本文以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为切入点,探讨工业革命、金融革命与系统性风险治理间的关系。在工业革命演进过程中,先进技术创新应用、经济结构转变和社会环境变迁,推动了金融业演进发展和升级;反过来,资本的快速积累和有效融通对科技进步转化为工业革命不可或缺,以现代商业银行、现代投资银行和创业投资体系为特征的三次金融革命分别是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如果制度规则建设和监管滞后,金融发展失序也会导致系统性风险逐步累积,引发金融危机,反过来催生重大金融体制或监管制度变革。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拉开序幕,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业集成创新有望成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征。我国是全球金融科技发展领先的国家之一,应统筹发展与安全,在金融科技带动下发挥好银行体系、资本市场、创投体系和金融科技企业服务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合力,同时做好风险防范,引导从业机构在服务实体经济和遵从审慎监管的前提下守正创新,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