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2004～2013

本文选择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作为分析对象,收集整理了其2004~2013年间10年的投入产出数据,运用与Malmquist指数相结合的DEA模型来测算其全要素生产率,再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科学精确的数学分解,得到反映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原因的两个重要指数:技术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通过对DEA输出结果的观察与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2004~2013年间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技术上的失败,而技术效率略有上涨;(2)16家商业银行中建设、工商、农业和光大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回落趋势较为明显,南京和宁波银行的上升趋势较为显著;(3)10年间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呈现明显的转折:2005~2006年处于降低阶段,2007~2008年处于平稳阶段,2009~2011年处于增长阶段,2012~2013年处于下降阶段,其中2011年增长最为明显,而2012年下降最为明显。     

中国再保险公司效率实证分析

利用数据包络法(DEA法)中的CCR模型及BCC模型分析了在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再保险公司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并对效率变化作出解释;利用Malmquist指数模型分析了我国再保险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做分解分析.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商业银行资源配置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基于成本效率及成本Malmquist模型的实证分析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步入快车道,商业银行需要不断寻找资源要素配置整合的最佳方案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本文引入投入要素价格构建成本效率、配置效率框架下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模型,研究了35家上市银行2016-2018年成本效率与配置效率框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成本效率低的原因主要在于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的变化;资源配置的技术退步造成了资源配置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而配置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又是成本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按照成本效率与成本全要素生产率两个维度将样本银行分为4种类型,并根据划入类型的不同提出差异化的管理措施。     

区块链技术与农业保险融合发展通道及机制研究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步入快车道,商业银行需要不断寻找资源要素配置整合的最佳方案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本文引入投入要素价格构建成本效率、配置效率框架下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模型,研究了35家上市银行2016-2018年成本效率与配置效率框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成本效率低的原因主要在于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的变化;资源配置的技术退步造成了资源配置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而配置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又是成本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按照成本效率与成本全要素生产率两个维度将样本银行分为4种类型,并根据划入类型的不同提出差异化的管理措施。     

考虑结构变化的经济增长要素贡献率研究

本文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82-2012年度统计数据为基础,将研究区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有所下降,而资本投入贡献稳中有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利率上升幅度较大,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应更重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改革红利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基于DEA-Malmquist法的中国区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测度

本文利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法对我国31个省市2008—2017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进行动态分析,并对2012年和2017年的测算结果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分析发现,我国区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不高,2012年和2017年都处于前沿面有效率的省份只有5个,26个省市处于无效率状态。2008—2017年各省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差异较大,东部明显高于西部,中部波动较大。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是导致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而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影响较弱,同时外部危机和内部政策冲击明显。     

中国传媒产业要素市场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2013-2017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数据,采用C-D生产函数法和Malmquist指数法分别测算中国传媒产业的资本、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度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中国传媒产业劳动力要素存在较大的负向扭曲,资本要素存在负向扭曲和正向扭曲两极分化现象,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不稳定现象。用一般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发现中国传媒要素市场扭曲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且劳动要素扭曲度效应大于资本要素扭曲度效应。结果表明,中国传媒产业全要素增长的一部分贡献率来自于要素市场扭曲,这在长期内会抑制中国传媒产业发展。因此,降低市场壁垒,促进市场竞争,消除要素市场扭曲,有利于提升传媒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黄金上市公司经营效率的动态评价

黄金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水平是衡量我国黄金产业综合竞争实力的最重要标准。文章采用Malmquist指数方法,依据我国黄金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面板财务数据,从动态角度对我国黄金产业的效率水平及演化趋势进行了分析与评价。研究表明：2007-2012年,我国黄金上市公司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年均5％的衰退趋势;技术进步效率是制约我国黄金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考察期内,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未发生明显的增减变动。     

我国信托业经营效率实证研究:2007-2010

通过对我国信托业49家信托公司2007~2010年经营效率的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信托业各年度的技术效率普遍较低,4年均值仅为0.585,这主要是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不高导致的;运用Malmquist指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信托业全要素生产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达9.9%;从其构成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效率的变化,技术进步变化值虽然逐年有所增长,但是整体出现技术退步。     

中国信托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Malmuiqst生产率指数测算了国内37家信托公司2004-2009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中国信托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54.4%,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变化(40.7%),技术效率变化的贡献较小(9.8%)。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影响我国信托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面板模型,检验结果表明费用率和资本充足率等因素是降低信托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变量,公司规模、资产收益率和市场份额则是提高信托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变量。通过系统GMM(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SYS-GMM)估计方法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了分析,发现面板模型和系统GMM方法估计结果较为一致。     

中国银行业结构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在深化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科学评价银行业的结构性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区别于早期针对个体样本的技术性TFP增长研究,本文通过构建并分解加总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对我国银行业以及不同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及来源进行有效评价。结果显示,研究期间,我国银行业的结构性TFP增长表现良好,其中,整体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力;进一步分解发现,制度创新改善和加总的个体技术进步推动了银行业结构性TFP增长。在整体效率变化方面,加总的个体技术效率变化和结构效率变化都有待提高,其中,范围效率变化是抑制结构效率改善的主要因素。考虑不同类型银行,制度创新变化对所有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都影响显著,加总的个体技术变化对股份制和地区性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贡献更突出;加总的个体技术效率变化、结构效率变化、范围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对不同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作用有限。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解释框架--基于“土地财政”的演进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型尝试解释中国经济的近中期增长模式。在考虑“土地财政”作用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两期世代交叠(OLG)模型说明基本原理,随后将两期模型扩展到多期OLG模型,进行参数校准和模型求解。研究表明,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将通过“土地财政”机制获得的资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企业部门资本重新配置、均衡条件重构,推动形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对占比的稳定均衡。在这一机制下,GDP和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上升但增速逐渐下降;资本的总体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优化速度出现下降,民营企业占比先增后稳。多期模型较好地刻画了我国1998—2017年期间经济结构变化趋势以及储蓄率、投资率、对外投资与外汇储备等宏观指标。随着“土地财政”作用的进一步弱化,持续推动技术进步、深化国企改革、深化金融改革等是实现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融资成本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央行担保品政策视角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陆续出台且支持力度不断强化,政策效果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将绿色金融政策和绿色转型纳入可持续投资(ESG)资产定价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风险资产均衡收益和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其次基于绿色债券纳入央行合格担保品这一准自然实验,分别从企业融资成本和绿色创新两个角度实证检验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降低绿色债券的信用利差为绿色企业提供融资激励,同时通过提高棕色债券的信用利差给棕色企业的绿色转型带来倒逼促进作用。(2)这一影响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内作用更为显著,但随时间推移逐渐弱化。(3)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融资途径显著提升了棕色企业的绿色创新,倒逼棕色企业绿色转型。     

金融资源配置、技术进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及内外部条件的变化,科技创新已成为新时代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本文以金融驱动技术进步的视角,构建内生增长DSGE模型,分析金融资源配置、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佐证了我国技术创新的逆周期性,并发现金融资源在企业生产性投资与创新投资之间的分配,可以通过改变生产要素投入规模和技术进步率两种途径影响经济增长,且这两种影响之间存在“跷跷板”关系,但后者更具主导性。在此基础上,诠释了金融、技术与经济的动态传导机制:经济扩张期,企业生产规模扩张,金融资源对生产性投资的支持增加,对创新的投入相对减少,技术进步率放缓;经济收缩期,企业缩减生产规模,金融资源对生产性投资的支持减少,对创新的投入相对增加,技术进步率提升。本研究的政策启示为,面对当前发展新矛盾、新挑战,应把握发展新格局、新机遇,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机制,鼓励创新投资,充分发挥股权市场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支持作用,并辅以稳健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为企业创新提供良性的宏观环境,激活企业创新需求,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环境税率、双重红利与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税、污染存量和预期寿命的世代交替模型,研究环境税对环境红利和经济发展红利的影响。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研究表明,环境税能够实现双重红利(环境红利和经济发展红利),这契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从传导机制看,环境税通过负收入效应使得资本积累下降,同时,环境税通过健康效应使得预期寿命延长,这又使得资本积累增加。环境税通过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影响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此外,环境税率上升使得用于环境治理的政府支出增加,这使得经济更容易产生环境红利。基于内生增长框架的分析表明,环境税有助于摆脱“环境贫困陷阱”,这为解释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提供了一个参考机制。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新古典增长框架和内生增长框架下,均存在最优的环境税率可以极大化人均产出和经济增长率。本文认为,合理的环境税率有助于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基于DEA方法的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研究

以DEA模型为基础,对2007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我国税务机关目前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均处于一个较低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决定征管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有技术手段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税务人员数量过于庞大是造成征管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estimate the effect of China’s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growth using larg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or the years 1990 to 2009. Using the nonparametric stochastic frontier data envelopment approach, we analyze how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related to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two components of TFP. The study shows that Chinese financial developmen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FP growth via technological progress rather than efficiency change. The faster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takes place, the better it could correct the mismatch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hus promoting TFP growth. The results imply that China needs to both further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perfect the regional financial system.     

基于融资视角的中国金融结构与金融稳定研究

通过对中国金融运行的实证检验和分析发现,以银行中介和金融市场划分的两种金融结构各有优势,只要能够满足金融资源高效配置的金融结构都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必对金融结构进行人为的割裂。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转化投资的高效率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这样一对突出矛盾,其主要原因是金融资源的配置失当,这是当前中国金融稳定的潜在威胁,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对金融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分析——兼论分税制改革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

本文利用1979～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将我国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考察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把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占GDP的比例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对三大地区人均GDP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在我国同样成立;但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均不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停留在增加资本积累上,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不大;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将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