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参与能有效预防家庭支出型贫困吗? ——来自561户调研家庭的证据

"防返贫风险"是"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一项重要任务,金融市场参与能否有效预防重大风险冲击造成的家庭支出型贫困值得深入研究.基于2018年561户家庭的调研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支出型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参与能有效发挥金融工具的风险管理、资金融通、资源配置等功能,通过平滑生存型消费、积累发展型要素和增加家庭总收入降低家庭支出型贫困发生的概率.此外,该结论在低风险金融投资参与的家庭也成立,但在高风险金融投资参与的家庭则不明显.进一步发现,数字金融市场参与也能有效缓解家庭支出型贫困,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则能有效增强金融市场参与的减贫效应.结论为研究金融减贫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可为未来提升脆弱性家庭内生发展动力及克服支出型贫困的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社会保险、风险态度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基于2019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社会保险变量后，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究了社会保险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之间的关系，并采用工具变量克服基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地，基于KHB方法检验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拥有较多种类的社会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和风险金融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针对职工群体的社会保险险种相比针对普通居民群体的险种更能促进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相比城市居民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社会保险对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居民影响更显著；社会保险水平提升会使居民更为偏好风险，进而促进其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此外，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险和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水平低于正式就业群体。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金融市场参与、风险异质性与家庭幸福

本文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金融市场参与通过风险和收益对家庭幸福产生影响。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发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从投资风险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投资的风险异质性对家庭幸福有显著影响:家庭参与低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参与高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降低家庭幸福。从民间借贷参与中,本文发现家庭参与民间借出款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民间借贷投资风险对家庭幸福的异质性影响也是存在的,高风险借出款对家庭幸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为理解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与幸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人口抚养负担、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配置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家庭人口抚养负担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抚养负担的增加会降低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倾向,并降低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而且少儿抚养比相对于老年抚养比具有更大的负向影响。家庭人口抚养负担对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影响更大。此外,本文发现家庭资产的积累、家庭收入的增加、风险偏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会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风险资产。经营个体工商业和购买自有住房则会"挤出"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而年龄则呈现非线性的关系。     

金融监管如何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来自CHFS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金融监管是引导金融机构合规运营、保障金融市场有序运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条件,可能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决策。本文利用地方金融监管数据和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所做的研究发现,金融监管强度的提高将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提高家庭资产中风险金融资产的份额;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监管主要通过提高家庭信任程度、降低家庭风险厌恶概率路径,来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监管强度提高还可改善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多样性;中央金融监管与地方金融监管的协调配合,有利于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上述结论为研究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为金融监管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支持。     

信仰与中国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宗教信仰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教信仰会显著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同时会显著促进家庭参与股票市场,而且宗教信仰会提升家庭持有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的比重。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互动会显著促进有宗教信仰的居民参与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宗教信仰者参与金融市场的重要原因,信仰不同宗教的家庭对金融市场参与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金融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需充分考虑信仰的潜在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下外汇风险暴露研究——基于国际财务管理视角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且结构单一,金融市场易受外部因素影响,因此参与"一带一路"活动的企业所面临的外汇风险较大。本文通过分析重要"一带一路"国家货币价值、债务指标,提出了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企业采取综合外汇避险工具、国家信贷支持以及多边金融机构协助等途径化解该风险。     

家庭个人投资股票的风险分析与控制原则

随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及金融理财产品的日趋丰富,家庭个人越来越多的参与到金融市场活动中。然而股市的"二八法则"将大量亏损者和少数获利者区分开来。本文通过数据分析了我国家庭个人投资股票的盈亏状况,指出当前家庭个人投资股票存在的问题,并给出针对股票的风险控制建议。     

社会互动影响老年人金融市场参与吗？——基于CHFS201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居民投资行为的老龄化影响是近年来经济学、社会学研究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如何有效提高老龄人口的金融市场参与程度，积极释放老年群体金融消费活力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出综合性社会互动指标；其次，采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社会互动对老年群体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发现社会互动强度越高，老年人越倾向于参与正规风险金融市场；再次，通过逐步回归和KHB中介检验法对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内生性互动能通过信息获得、情感认同以及社会规范三种渠道来部分影响老年人的正规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研究结论为老年人参与金融市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视角。据此，政府应充分关注社会互动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于老年金融市场的效用，发挥内生互动机制在降低信息关注成本、提升金融素养与建立合理风险偏好上的积极作用，从而提高家庭金融健康水平，改进投资策略、控制投资风险、提高资产收益、促进金融市场繁荣。     

信贷约束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北大核心

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对不同类型、不同渠道及不同强度的信贷约束进行了多维度的全面界定,并分析了信贷约束对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认为,总体上,信贷约束对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来说,相比于供给型信贷约束,需求型信贷约束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抑制作用更大;当家庭面临机构和私人双重信贷约束,或受信贷约束强度更大时,其金融市场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更低.作用机制方面,信贷约束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进而抑制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信贷约束对年轻和老年家庭,以及较低财富水平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抑制作用更大.     

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简述了我国家庭金融的发展概况以及家庭金融风险资产的"有限参与之谜",运用中国金融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家庭资产选择的特征,并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因素。本文研究发现,我国居民非金融资产持有率远高于金融资产,房产是居民持有率最高的非金融资产,资产配置不平衡,房产持有和社会保险都对居民参与股票市场造成影响。     

户籍属性、住房拥有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分析了户籍属性与住房拥有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拥有本地户籍显著提高了家庭拥有住房率,并且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市场的可能性和风险资产比重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家庭经济条件、人口学特征和投资风险态度等因素后仍然稳健。住房拥有对家庭风险资产市场参与、参与程度产生正效应,但是统计上不显著。进一步探讨户籍地位的城乡差异效应后发现,农业户籍地位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资产的投资倾向。     

开放性人格特征对家庭金融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论文主要分析了家庭的开放性人格特征对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采用了"大五"人格特征维度下的开放性维度衡量开放性人格特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发现家庭的价值观越开放,家庭参与金融市场投资的可能性越高;收入越高,开放性人格特征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就越大。此外,开放性人格特征的边际效应从东部到西部递减,东北地区例外。论文还发现了从开放性人格特征到家庭金融参与的一条重要影响路径——课外阅读。最后指出,政府要重视开放性人格在金融市场投资中的作用,培养具有开放性人格的青年,为解决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率低、中国家庭储蓄率居高不下等问题提供一个可行的思路。     

背景风险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经典资产组合理论为延伸,探讨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着重基于背景风险的视角,分析劳动收入风险、健康状况、商业及房产投资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利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家庭理财者的劳动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反向作用,相反健康状况和健康保障水平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正向作用,而商业及房产投资对风险金融资产表现为"挤出效应"。此外,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中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信贷约束、主观幸福感等因素并不显著。     

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宏观事实与微观机制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不仅能够通过“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也能通过金融资产需求作用于金融结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首先,本文基于宏观数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伴随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金融结构更偏向间接融资,且以金融行为来衡量的风险偏好程度显著下降;其次,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微观主体对金融资产需求的角度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金融结构的影响机制,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风险资产参与行为及风险态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老年人口占比越高,家庭参与股票或基金投资意愿及比重越低;对于已持有风险资产的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比重会降低。此外,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风险态度,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升会显著降低风险偏好程度,这是其影响家庭风险资产参与行为的重要渠道。     

私人信息、公开信息与中国的金融市场参与

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家庭对金融市场的有限参与是制约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015年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未能参与金融市场。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了私人信息和公开信息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以及两者的影响差异。基于2015年CGSS数据集的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拥有金融市场私人信息或者能够充分获取公开信息都会显著提升其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家庭获取公开信息的渠道越广泛,经由各种渠道获取的公开信息越多,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就越高。总体而言,充分获取公开信息比拥有私人信息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更大,这是源于个体对两种信息质量预期的不同。公开信息具有比私人信息更广泛的信息来源和更强的可验证性,这提升了家庭对公开信息质量的预期,为其提供了参与金融市场的更大激励。对中国而言,改善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以及政策承诺的可信性有助于提升家庭对公开信息质量的预期,从而鼓励家庭参与金融市场。     

饮酒习惯会影响家庭风险资产投资吗?——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从资产配置广度和深度入手,探究居民饮酒习惯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饮酒习惯对于家庭风险资产的参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影响机制的分析中,社会网络在居民饮酒习惯和家庭风险资产参与中充当着部分中介作用,即居民的饮酒习惯部分通过社会网络来影响居民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同时,长期的饮酒习惯容易产生"风险偏好"效应,即能使风险规避型的居民更多参与风险资产的配置。     

我国保险业面临的风险与风险管理

顺应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民族保险业呈现出快速成长的势头.但是,近年来国际社会金融危机迭起,金融市场风险因素快速增长,来源扩大;金融市场风险所包含的能量明显上升,金融市场风险由一般风险程度上升为危机程度的几率提高.作为我国金融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保险业和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保险企业,虽然没有受到金融风暴的直接冲击,可是,在金融市场发展中,金融机构已经开始派生出自身较为庞大的市场,从而与保险、证券等形成既相互联系又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独立的基金等市场.当某一市场爆发的危机较为严重时,彼此的联系就会使另外一些市场难以独善其身.因此,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寻求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道路,已成为中国保险业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重要课题.     

住房财富、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组合选择——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使用CHFS(2011)的调查数据考察了住房财富对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决策及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房产财富的增加会显著提升家庭对金融市场的参与概率,也会提升家庭对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即使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及子样本回归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果从微观上表明,房产市场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不仅不会抑制、反而会促进其他金融市场的发展。     

后代特征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家庭人口结构是影响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重要因素,家庭人口中后代组成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家庭资产投资决策。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发现后代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配置比重,且数量越多影响程度越大。而后代性别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男孩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概率和配置比重,女孩对家庭资产配置行为均不会产生影响,且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东部地区和高收入水平的家庭。进一步验证了后代性别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渠道:有男孩的家庭因结婚买房带来的财务压力,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