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基于风险态度的视角

基本养老保险为老年人口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能够有效缓解家庭养老压力，释放家庭预防性储蓄，并调整家庭资产配置结构，提高家庭资产配置效率，有必要从基本养老保险参与角度研究家庭资产利用率的提高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本文利用2013、2015、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城乡养老保险参与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降低了家庭配置金融性风险资产的可能性，提高了家庭配置金融性无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与对城镇居民、收入较低、养老经济压力较大或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具有更大的影响。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通过提高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调整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结构。因此，应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发展，发挥养老保险的经济效应，多渠道促进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缓解居民家庭养老压力，并着力提升居民金融认知水平，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     

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简述了我国家庭金融的发展概况以及家庭金融风险资产的"有限参与之谜",运用中国金融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家庭资产选择的特征,并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因素。本文研究发现,我国居民非金融资产持有率远高于金融资产,房产是居民持有率最高的非金融资产,资产配置不平衡,房产持有和社会保险都对居民参与股票市场造成影响。     

金融素养自信偏差、风险态度与家庭股票市场参与——基于CHFS2019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金融素养自信偏差、风险态度与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关系。研究发现,主观、客观金融素养及金融素养自信偏差都会提高居民股票市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区分金融素养自信偏差群体发现,相比金融素养评价中肯家庭,过度自信家庭显著偏好参与股票市场。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总体上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自信偏差对股票市场参与和配置股票资产占比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风险态度强化了过度自信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深度的促进作用,但没有显著削弱自信不足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风险态度与金融素养自信偏差的交互作用对非农户籍居民、高收入家庭、低学历家庭的股票市场参与会产生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强化居民的金融教育,同时提高投资者的风险认知水平,促使居民理性参与股票市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认知能力、社会互动方式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CFPS2016数据,研究认知能力与社会互动方式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认知能力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占比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线上社会互动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占比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大于线下社会互动,并对线下社会互动有挤出效应;而线下社会互动对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和持有民间借出资产占比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大于线上社会互动。异质性分析发现,认知能力在青年段对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与资产配置的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年段。     

幸福感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幸福满意度作为一种对生活的综合认知和态度,会影响到居民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其金融资产选择。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幸福满意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情况进行实证分。研究结果表明,幸福满意度与风险资产持有显著负相关、与参与股票交易显著负相关。此外,财富是影响家庭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或者商业健康保险、教育水平的提高、自有住房拥有率增加等,都有助于促进家庭对股票市场的参与及对风险资产的持有。     

后代特征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家庭人口结构是影响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重要因素,家庭人口中后代组成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家庭资产投资决策。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发现后代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配置比重,且数量越多影响程度越大。而后代性别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男孩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概率和配置比重,女孩对家庭资产配置行为均不会产生影响,且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东部地区和高收入水平的家庭。进一步验证了后代性别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渠道:有男孩的家庭因结婚买房带来的财务压力,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     

背景风险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经典资产组合理论为延伸,探讨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着重基于背景风险的视角,分析劳动收入风险、健康状况、商业及房产投资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利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家庭理财者的劳动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反向作用,相反健康状况和健康保障水平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正向作用,而商业及房产投资对风险金融资产表现为"挤出效应"。此外,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中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信贷约束、主观幸福感等因素并不显著。     

信仰与中国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宗教信仰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教信仰会显著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同时会显著促进家庭参与股票市场,而且宗教信仰会提升家庭持有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的比重。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互动会显著促进有宗教信仰的居民参与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宗教信仰者参与金融市场的重要原因,信仰不同宗教的家庭对金融市场参与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金融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需充分考虑信仰的潜在影响。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利用CHFS2015数据通过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乡总样本中配置股票对个人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配置银行理财产品对个人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基金、债券均无显著影响。但在城市、农村子样本中,不同风险资产配置又体现出差异性,如股票对幸福感的影响在农村不再显著。我们还发现,我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极低,股票比重较大,结构有待调整。     

住房资产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住房资产与金融资产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逐渐向住房资产金融产品化发展,成为一种新型金融产品,呈现出货币化和金融化的趋势。本文使用probit模型、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采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问卷调查微观数据(CHFS)对住房资产价值细化,从住房增值、住房贷款和住房总值三个方面对居民家庭风险金融市场进入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住房总值和住房增值对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住房贷款对其具有正向影响。(2)住房贷款对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有负向影响,住房增值和住房总值对其有正向影响。(3)幸福感在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和住房增值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安全感在居民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和住房贷款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未来预期在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与居民家庭是否拥有住房贷款中存在调节效应。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完善金融市场和优化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政策建议。     

家庭社会网络与保险市场参与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家庭社会网络对商业保险市场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网络对居民参与保险市场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拥有更多社会关系的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越大。居民一旦参与保险市场,保险市场参与程度会随着家庭社会网络扩展而显著提高。此外,本文发现家庭收入的提高、风险偏好、社会保障水平的增加和良好的健康状况都会推动家庭参与保险市场。注重家庭社会网络间的互动是促进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发展的有效手段。     

户籍属性、住房拥有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分析了户籍属性与住房拥有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拥有本地户籍显著提高了家庭拥有住房率,并且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市场的可能性和风险资产比重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家庭经济条件、人口学特征和投资风险态度等因素后仍然稳健。住房拥有对家庭风险资产市场参与、参与程度产生正效应,但是统计上不显著。进一步探讨户籍地位的城乡差异效应后发现,农业户籍地位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资产的投资倾向。     

社会互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社会互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适当增强社会互动会促进家庭更多地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增加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提高金融资产的分散化程度,优化资产的配置效率。但当社会互动达到一定程度后,过度的社会互动则会抑制家庭参与风险市场,减少风险资产的投资比重,降低金融资产的分散化程度以及资产配置的有效性。因此,家庭需要建立适度而高质量的社会互动,这有助于家庭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上海市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现状及对策分析

通过设计涵盖家庭基本信息、风险偏好、理财现状及未来理财期望等内容的调查问卷,随机对680户不同收入水平的上海居民家庭的资产配置状况进行数据采集与分析,对比不同收入家庭的风险偏好测试结果,我们发现上海居民家庭整体上都是风险厌恶的,但低收入家庭的风险偏好往往强于高收入家庭,同时不同收入家庭在资产配置时都存在着行为金融学上的非理性行为。结合家庭未来的期望理财计划和国外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状况,我们认为:居民家庭应当结合自身家庭收入及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资产配置的策略,转变观念,优化资产配置;而对于政府,应加快完善市场制度以降低居民预期的不确定性,同时鼓励、监督、引导金融部门开发适合居民需求的金融产品。     

人口抚养负担、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配置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家庭人口抚养负担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抚养负担的增加会降低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倾向,并降低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而且少儿抚养比相对于老年抚养比具有更大的负向影响。家庭人口抚养负担对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影响更大。此外,本文发现家庭资产的积累、家庭收入的增加、风险偏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会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风险资产。经营个体工商业和购买自有住房则会"挤出"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而年龄则呈现非线性的关系。     

风险偏好、金融素养与家庭经济脆弱性

家庭经济脆弱性反映风险冲击对家庭消费和福利的影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当下，中国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VEP法构建家庭经济脆弱性指标，实证研究了在面临风险冲击时居民风险偏好和创业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民风险偏好显著降低了家庭经济脆弱性，金融素养对家庭经济脆弱性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从净效应来看，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居民风险偏好，进而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能够更有效地降低脆弱性较高家庭陷入经济困境的可能性。此外，合理配置家庭资产是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有效途径，城乡二元差异以及家庭是否参与保险对居民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产生了显著影响。鉴于此，本文研究结论为家庭遭受风险冲击时的风险选择以及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住房预期收益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基于CHFS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住房预期收益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建立两期模型考察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较高的住房预期收益提高家庭的房产比重,进而对风险资产配置产生挤出效果。较高的房产比重和风险偏好会放大高住房预期收益对风险资产配置的挤出效果,而较高的金融可得性则缓解这种挤出效应。住房预期收益对无房家庭、一套房家庭和无房贷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的挤出效应超过有房家庭、多套房家庭和有房贷家庭。     

风险态度与居民财富——来自中国微观调查的新探究

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在风险资产回报率剧烈波动的现实背景下,考察居民风险态度关于财富的函数形式对于研究家庭资产配置和相关市场政策的福利影响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使用代表性家庭调查数据,首次通过构建绝对和相对风险态度的指标,系统分析了我国居民风险偏好与财富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居民的绝对风险厌恶系数是财富的减函数,相对风险厌恶系数是财富的增函数,从而拒绝了常用于经济学模型假设的常绝对风险厌恶(CARA)和常相对风险厌恶(CRRA)偏好。进一步,我们发现背景风险可能是财富对风险态度的作用渠道之一,财富的变化改变了投资者面对的背景风险水平,继而改变其风险厌恶程度和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这意味着平抑经济过度波动等控制背景风险的政策将有助于提高居民金融市场参与的积极性。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

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断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对中国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配置规模,其中金融知识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互联网参与程度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凸显。因此,应当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不断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降低金融投资风险,通过提高中国家庭的互联网参与程度等来优化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结构。     

集体主义文化与风险金融市场参与 ——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文化是其中重要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引入多维集体主义文化,探讨家庭风险金融"有限参与"这一经典议题.研究发现:多维集体主义文化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减轻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同样成立.路径分析表明,集体主义文化会使家庭偏好高风险并促进家庭社会互动,从而促使其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结论表明完善的资本市场政策需要充分考虑文化与观念因素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