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

通过构建科技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指数合成法计算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1-2015年的科技金融发展综合指数,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科技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差距显著,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在空间上表现出东部沿海地带"高高"集聚与西部欠发达地区"低低"集聚的特征;科技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省域金融集聚的空间非均衡与动态演进

从金融业三大支柱行业角度构建金融集聚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6—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熵权法测算出省域金融集聚水平,并结合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对中国金融集聚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中国金融集聚水平整体偏低,尤其是证券业集聚水平,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中国金融集聚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非均衡特征,具体表现为内陆和沿边地区水平低而沿海地区水平高的梯度分布态势。(2)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结果表明,全国总体差距在样本考察期内呈“上升—下降—波动上升—波动下降”的演变趋势;内陆地区区域内差距最大、沿海地区区域内差距次之、沿边地区区域内差距最小,沿边和内陆地区区域内差距逐步缩小,沿海地区因证券业集聚导致区域差距大幅提升而呈扩大趋势;无论是整个金融业还是三大支柱行业,沿边、内陆与沿海地区区域间差距较大,证券业和银行业问题尤为突出,区域间差距是造成我国金融集聚空间非均衡的首要原因。(3)Kernel密度估计表明,全国层面金融集聚水平呈上升趋势,但极化问题加剧;区域层面,各区域金融集聚水平均逐步提升,但区域内绝对差距呈扩大趋势,沿海和内陆地区多极分化问题均有所缓解,而沿边地区多极分化问题严重,沿海、内陆与沿边地区金融集聚水平分别集中在中高、中等和低水平。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特征及提升对策研究

本文构建了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和熵值法确定权重,利用人类发展指数计算公式对2008～2017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检验和Kernel密度函数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动态演变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普惠金融整体呈现东部、东北、西部和中部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省域间发展差距较大,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明显,超过83.9%的省份存在高高、低低的"俱乐部"特征。分区域来看,整体和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集聚于中低水平,存在"双波峰"两极分化现象,中部地区发展波动性较大,西部地区上升趋势较为明显。本文结论能够为统筹各区域普惠金融协调发展和推动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参考。     

中国省域金融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和核心要素,金融业总是以金融产业集群的形式出现并形成金融中心.研究金融产业集聚的方法不能忽视空间维度的相关性和异质性.显著影响金融产业集聚程度的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现阶段中国省域间的金融业集聚具有正的溢出效应,各省域应该加强相邻省域间的区域金融合作,并减少人为造成的相邻省域间的金融交往障碍.     

农村金融机构双重目标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熵权法测算我国2004-2017年30个省市科技金融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运用空间滞后（SAR）模型实证分析科技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科技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区域差异显著,随着时间变化二者上升幅度明显,差异有所改善;科技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二者在经济发达地区有高—高集聚现象,在经济欠发地区有低—低集聚现象;科技金融对全国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对经济发达地区正向空间效应更为显著,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城市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水平对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空间效应,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空间效应和门限效应的解析

我国金融影响区域经济的表现较为复杂,金融资源地理集聚与行业集聚特征明显.基于200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影响差异.结果发现: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空间效应分解发现,全国范围内金融集聚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相近.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门限效应回归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门槛效应,其促进作用会随着金融集聚强度的增加逐渐减弱.     

互联网金融空间集聚效应分析——来自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随着中国互联网金融产业的高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相关研究,但使用权威数据,对全国各地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状况进行深入分析的成果还十分有限。本文利用"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对全国范围内互联网金融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了正式检验和讨论。通过对335个地级市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的空间自相关进行分析,本文发现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地区集聚效应。此外,应用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即便是在控制了多个区域经济特征变量,区域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仍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     

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演进与发展趋势

在依托"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对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传统马尔可夫链和空间马尔可夫链方法解析中部六省所辖82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演进分布特征,嵌入"经济金融共生"理论,构建共生指数,从省域层面刻画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共生状态。研究发现:近10年来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呈现出非均衡性跨越发展态势,区域之间、年际之间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传统马尔可夫链分析显示,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保持稳定的概率至少为56.86%,同时也存在"马太效应";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表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生转移的概率存在空间依赖性。共生状态测度表明: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共生关系处在正向非对称共生状态,且逐步向正向对称共生状态收敛。为此,应从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协同机制、拓展应用空间、打造良性生态四个方面着力,提升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     

双重差分方法下的利率传导有效性因素分析——基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视角

摘要：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的数字金融发展指数,从全国和区域两个维度出发,使用基尼系数测算中国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基于核密度估计探讨其空间分布状态,并进一步采用传统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系统考察地区间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内部流动性和空间动态演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地区间差异较大,东西部地区差距最大,且有扩大态势;（2）不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的演变趋势趋同,部分地区“极化”现象明显,且不同地区数字金融的空间分布特征各异;（3）地区间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流动性随着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减弱,数字金融水平越高的地区稳定性越强,呈现“俱乐部”收敛特征。上述发现加深对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空间格局认知,并在此基础之上为缩小区域数字金融水平差异提供新的思路。     

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采用ML指数测算并分解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绿色经济效率,从时空动态视角评价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非均衡冲击特征,进一步通过构建空间杜宾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探究多重约束机制的影响.结果表明:(1)绿色经济效率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的增长效应,呈下降状的N形,经历了两个"低谷"和三个"峰值".从时间上,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冲击呈现阶段性特征;从空间上,两者存在空间关联效应.(2)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及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影响呈U形特征,且以本土效应为主,受"涓流效应"和"虹吸效应"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3)在金融集聚、城市化、对外开放、外商投资及人力资本的多重约束机制下,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冲击呈现出单门槛效应.     

金融产业集聚的空间动态演进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数据

论文运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格局变化,分析了中国省际金融产业集聚的动态演进过程,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1997～2013年中国省际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结论如下:(1)省际金融产业集聚空间演进存在差异性,呈现多区域金融中心发展的趋势。(2)省际金融产业集聚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表现为示范效应。(3)本省与临近省域金融发展、经济开放、工业化、区域基础设施等对金融产业集聚存在协同效应,而经济发展、城镇化对金融产业集聚存在空间竞争效应。(4)由于互联网金融发展和金融业对高端人才需求有限,使得人力资本并没有促进金融产业集聚发展。据此,笔者提出促进省际金融产业集聚发展的对策建议。     

呼包鄂协同发展视角下金融集聚效应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研究

金融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随着一个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会产生金融集聚效应,这种效应能够促进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引导区域产业结构升级。2016年内蒙古自治区出台《呼包鄂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年)》,标志着呼包鄂协同发展正式成为自治区重要发展战略。但是内蒙古和呼包鄂地区存在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大、金融资源单向流动、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等现象,严重制约着呼包鄂协同发展战略,使内蒙古在一定程度存在区域"金融洼地"现象和产业结构落后地区。本文通过呼包鄂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金融集聚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背景下展开研究,重点从金融集聚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关联性作为切入点,以理论分析为基础,对呼包鄂金融集聚效应的动因和过程以及金融集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做了深入的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到金融集聚效应综合因子得分,对金融集聚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空间集聚性进行度量,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框架上引入空间误差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SEM),实证研究内蒙古和呼包鄂地区金融集聚效应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内蒙古金融集聚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空间正向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在呼包鄂地区尤为突出,并对周边地区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流通产业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中国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以流通产业为例,选取我国2000-2015年省域面板数据,依据内生经济增长及经济增长假说理论,从总体减贫、内部要素、区域差异、空间溢出等四个维度提出假设,讨论流通产业发展能否有效减少贫困.研究发现:流通产业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减贫效应,且在第三产业内部构成中减贫效应表现突出;流通产业发展内部要素减贫效应存在显性差异;信息化水平减贫效应最大,劳动力、交通投资次之,人力资本减贫效应有待挖掘;流通产业减贫效应存在区域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流通产业减贫效应显著且高于中、西部地区;流通产业减贫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金融集聚对收入增长的溢出效应及区域异质性研究

金融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金融集聚。本文基于2010－2020年我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通过计算全国金融业的莫兰指数来确定金融三大产业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集聚的空间依赖性,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金融集聚对收入增长溢出效应的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银行业集聚对三大区域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保险业集聚存在对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正向的收入溢出效应,对西部地区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JP+1〗证券业集聚存在对东部与西部地区负向的收入溢出效应,对中部地区的溢出效应为正但不显著。因此,差异化的政策引导与区域间协调的金融资源配置对区域收入稳定增长意义重大。     

金融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

依据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省域空间面板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考量金融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及空间外溢效应。结果显示：我国省域城镇化率大部分集中在HH象限（高值集聚）和LL象限（低值集聚）,呈现较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全国层面,金融业集聚对城镇化的直接效应系数和间接效应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业集聚对本省城镇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具有正向的空间外溢效应,能促进周边省份的城镇化;分东、中、西区域层面,东部地区金融业集聚对城镇化具有正向的影响,且具正向空间外溢效应,但在中西部地区,影响均不显著。基于此,应加强金融业集聚区建设,构建金融业集聚推进城镇化作用机制,在东中西区域科学布局建设金融中心。     

中国五大城市群保险业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分布动态研究

本文选取2000～2018年中国五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地理信息系统、Dagum基尼系数、Markov链等分析方法,揭示五大城市群保险业发展水平的动态演变趋势,同时对保险业发展水平的空间敛散性和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研究表明,在全国保险业发展水平持续上升的同时,五大城市群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表现出"板块化"的空间集聚特征.从Dagum基尼系数来看,保险业发展的空间非均衡在城市群间、城市群内呈下降趋势,但城市群间的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从Markov链来看,五大城市群保险业发展水平的等级状态之间能够保持较高水平的流动性,保险密度的流动性多表现为向上等级的转移,保险深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概率也较大.考虑空间效应后,城市群保险业发展存在显著的绝对β空间收敛、条件β空间收敛以及俱乐部收敛特征,并且影响各个城市群保险业发展的因素不尽相同.因此,主张在明晰城市群保险业发展具有地域分异特征的前提下,应充分重视空间动态关联,提出缩小保险业发展差距、助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1—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应用自然断点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地理加权回归(GWR)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省域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显著空间集聚性和空间分布非平衡性;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呈正相关趋势,与第二产业占比呈负相关趋势,传统金融与教育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差异显著。     

金融集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集聚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推动实体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金融集聚水平较高,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亦较为明显;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集聚水平则相对不高,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强.此外,以技术创新作为门限变量可以发现,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且各地区的这种非线性关系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因此,我国要通过金融集聚推进区域经济增长,就必须强化区域间的金融合作,构建多层次金融中心,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实现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区域化差异分析

通过对我国各地区1985~2009年相关的年度数据建立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在我国不同区域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东部地区货币渠道发挥作用更加显著;西部地区主要依赖信贷渠道;中部地区则主要依赖货币渠道,信贷渠道作用极其有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区域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水平及金融生态环境等因素的不同以及总部经济效应的影响。因此设立区域化政策性金融机构及省域资金流动监管机构、协调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对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区域化择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的区域化差异。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空间差异与集聚效应

基于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地理特征,依据2006-2015年30个省市相关数据,测算农村普惠金融水平;建立空间自回归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检验普惠金融发展空间集聚效应.结果发现:各省市农村普惠金融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空间相关性逐年增强,局部空间差异逐渐缩小.普惠金融集聚与农民收入变化之间存在正空间相关性,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鉴此,应加强区域空间金融合作,提高保险业普惠度;加强地方政府之间交流合作,发挥普惠金融集聚辐射作用,推动农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