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经济法的终极关怀——质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被许多经济法学者认为是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种以经济学领域的效率价值替代法学领域的公平价值的认知是危险的。经济法作为对民法的补充和矫正的法部门,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以社会公平为指针的。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轨迹和具体法律制度运作效果评价都必须经受公平原则的检验。因此,公平是经济法的终极价值目标,"效率优先"的命题在经济法中不能成立,只有在实现公平的前提下,才有真正的效率。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税收影响

在现代税收的两个重要原则——效率与公平原则中,我国强调的是前者,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当前,我国税收制度、税收政策的选择就是这一指导思想的具体表现。1994年的税制改革选择增值税为主体税种,体现了效率优先;而税收调节收入功能的弱化则说明我们对税收公平原则的背离;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下降和强调效率原则有关。     

试论我国第三方理财机构的法律监管原则与措施

我国第三方理财机构发展迅速但缺乏相关法律监管。从中外第三方理财机构之比较中可以明白我国第三方理财机构的特点。在对第三方理财机构进行法律监管时应坚持法治、扶持、引导、公平等原则。与此同时,我国应运用具体措施如行业准入制度、职业准入制度、风险控制制度、探寻技术支持制度、他律与自律相结合制度等对第三方理财机构进行法律监管。此外,我国第三理财机构监管还应注意的几个相关问题。     

试论我国第三方理财机构的法律监管原则与措施

我国第三方理财机构发展迅速但缺乏相关法律监管.从中外第三方理财机构之比较中可以明白我国第三方理财机构的特点.在对第三方理财机构进行法律监管时应坚持法治、扶持、引导、公平等原则.与此同时,我国应运用具体措施如行业准入制度、职业准入制度、风险控制制度、探寻技术支持制度、他律与自律相结合制度等对第三方理财机构进行法律监管.此外,我国第三理财机构监管还应注意的几个相关问题.     

由"泸州遗产案"看公序良俗原则的法律适用

“泸州遗产案”被称为“公序良俗第一案”，结合案情和相关的法学知识，进一步认识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深入研究其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对未来的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论诚实信用原则

法律是理性人集体选择的行动方案,公平与效率则是选择和实施这种行动方案的两项基本价值标准和目标。公平与效率既是一种价值目标,即法律应当努力达到的目的,是行为受到法律调整的人所应当实现的目标。也是存在于法律和行为之中的善的标准、尺度和规则,通过它人们得以对行为做出裁判和评价。本文将从法律公正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诚信原则的合理性。     

论“三公”原则在政府采购实践中的具体要求

政府采购法第三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这是我国对“三公”原则的立法规定,政府采购实践中都应当遵循。但是由于立法目标的多样化和实践的复杂性,使得任何法律规定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本文从信息公开的绝对性、信息公开的相对性、否定指定品牌、补充合同公平性的要求等四个方面来论述如何在实践中把握“三公”原则的具体要求。     

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权的法律保留

税收优惠是将依据基准税制取得的税收利益部分让与纳税人的课税要素,这种税收特别措施包括有关税基、税率或税额的优惠,包括税收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律中的制度性税收优惠,以及税收政策中附有失效日期或执行期限等落日条款的临时性税收优惠。税收优惠政策总是带着某种激励性或照顾性目标,以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为主。税收优惠政策只能制定法律,尚未制定的,中央立法机关可以授权中央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先制定行政法规,亦即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权的分配应当遵循法律相对保留原则。地方越权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可能破坏税制统一和税负公平,纳税人因此享受的税收优惠待遇也可能不受法律保护。     

从法学视角对权益定义的探讨

权益是会计学的一项主要要素 ,至今没有公认的定义 ,原因在于现有定义从属于资产、负债 ,及对法学研究结论的忽视。本文通过对权益的外在代表———股份本质属性的研究 ,通过对权益所代表公司义务的分析 ,以及约束权益的资本三原则的分析 ,提出了基于法学视角的会计学权益定义 ,即特定主体由于过去法律行为所导致的对股份持有人、业主的现存义务。     

刍议WTO框架下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WTO所倡导的贸易自由化、非歧视、公平贸易等原则对我国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造成冲击,从而促进经济、法律等社会各方面进行调整。有鉴于此,2008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对内外资企业的纳税规定有了相当程度的调整,如贯彻国民待遇原则,消除身份差别立法;规范涉外税收优惠法律和政策,提高透明度等,以适应WTO原则和国际惯例的要求。     

企业数据获取“三重授权原则”反思及类型化构建

源于新浪微博诉脉脉案的“三重授权原则”,要求数据获取企业在获取数据持有企业的用户数据时,需满足用户对数据持有企业、用户对数据获取企业,以及数据持有企业对数据获取企业的“三重授权”。将这一原则普遍适用于所有数据类型并不妥当。企业间数据获取规则应根据数据类型的不同而作类型化构建： 获取可识别的原生数据时,需获得用户同意,无须数据持有企业的同意;获取非可识别的衍生数据无需取得用户同意,但需取得企业同意;获取可识别的衍生数据需同时获得用户和企业的同意;获取非可识别的原生数据时,无须取得用户同意,是否需取得企业同意取决于数据是否公开。     

法律保留原则中的全面保留理论

相较立宪君主制时期的宪法，德国基本法确立了人民主权原理，重构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全面保留理论立基于这一宪法结构的变迁，主张因人民缔造宪法并分配国家权力，议会享有至高的优越地位，行政权全面依赖立法权。因此，要求法律保留扩展至特别权力关系领域与给付行政领域，并要求授权法具有明确性与可预见性。该理论将议会民主高扬到极致，因而遭受功能主义分权理论与实质法治国理论的抨击，但其民主性要素被重要性理论吸收进而发挥影响力，在德国法律保留理论的脉络中起到了承继作用。     

全责、免责还是损害分配： 故意侵权案件中过失相抵的适用

加害人和受害人一方或双方存在故意时,能否适用过失相抵存在判断困难。在加害人故意和受害人过失时,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表述,应当适用过失相抵。但这否定了《民法典》颁布前排斥过失相抵的态度,没有充足理由,容易造成司法者的困惑。受害人存在故意时,既可适用第1173条减责,又可适用第1174条免责,缺少区分依据。双方均存在故意时是否适用过失相抵缺少法律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也比较混乱。比较法上,从共同过失发展到过失相抵,教义学上的“同种类过错才能相抵”发展出了很多例外,但没有理论能够予以充分解释。法典规则的不同不影响普遍法理的抽象。通过归纳案例可以发现： 行为人故意中的预见内容影响了法律适用的结果。一方当事人存在故意时,如果故意的预见内容包含了另一方当事人的过失,应当对损害承担全部责任,排除过失相抵的适用;作为例外,如果一方当事人故意的预见内容不包含另一方当事人的过失,则可以适用过失相抵;双方均存在故意时,如果可以互相预见到对方的行为,能够适用过失相抵。     

中国和澳大利亚刑事被害人权利的演进： 法律传统的趋同？

中国和澳大利亚分别赋予了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和“参与人”的诉讼地位。通过考察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国被害人权利的演进以及实证调研发现,中国和澳大利亚在改善被害人权益方面有一定趋同。被害人融入刑事诉讼的程度并非仅由两国诉讼结构决定,而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促进相关法律、政策改革的多元动力和实践中司法官员对公私利益的区分、对被害人参与诉讼的态度及其权利保障意识。关注被害人权利和参与对抗制和审问制审判的限度,有助于从被害人角度构思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诉讼对抗性的增强势必影响被害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因此需思考被害人应如何适应变革中的刑事程序,改革应在保障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同时,不致损害被害人权益。     

论著作权法对“创作者特权”的确认与限制——以“鬼吹灯”案中的作者续写权利主张为切入点

“创作自由”与“创作者的自由”是一对容易混淆的概念,《著作权法》对于这两类自由采取了不同的确认方式,不宜仅基于“创作自由”的话语扩张“创作者特权”,乃至将其主张为著作权法上的专有权利。“鬼吹灯”同人作品案中被控侵权人主张的“系列故事续写权”实为一种积极权利,不同于一审判决和既有研究中确认的消极权利,因而违背了《著作权法》第1条和第10条中对于“创作者特权”及其专有权利化主张的限制。该类主张的背景是两大法系中作品观融合导致了对于作者权益的挤压,作者权理念在法律实践中出现了反弹。从现代社会中创新的复合属性、版权利益分配格局的自发形成、我国社会中通行的权利观念等角度出发,应当坚守《著作权法》对于创作者自由的既有确认与限制机制。民法典对于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则能够提供外部的制度协同。     

论环境侵权责任中的恢复原状费用

我国法将传统大陆民法中的“恢复原状”作了技术性限缩,未将恢复原状费用囊括在内,且常将其与金钱赔偿混为一谈。虽然在多数情况下,环境侵权中的恢复原状费用和金钱赔偿在适用效果上均指向金额的计算,但两者性质相去甚远,恢复原状的金钱给付源自自身的行为给付色彩,而这点常被忽略。依据损害赔偿规则,费用支付完毕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责任终结,如将恢复费用定性为金钱赔偿的话,费用支付完毕即风险转移完毕,这与环境损害责任所欲达到的救济理念多有抵牾。鉴于此,应在明晰恢复原状费用请求权性质,且与金钱赔偿作严格区分的基础上,重新对恢复原状费用进行界定。具体可参照《民法典》第1235条对请求范围进行再确认,将虚拟治理成本法作为费用计算的标准。最后,从可否自由处分、追偿问题等方面补足适用之疑虑。     

保护规范理论反思与本土化修正

近年来,我国宏观流动性投放逐步由以前的被动投放（外汇占款）向主动投放转变,银行业资产配置结构更趋多元化,金融创新更加活跃,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金融体系流动性传导的渠道和机制,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流动性在金融体系中消长、转移的内在逻辑,探讨新形势下流动性管理的合理方式和路径。本文运用动力系统模型来分析和论证银行资产配置结构变化对市场流动性状况的影响机制,以及中央银行流动性管理工具的有效性。研究表明,银行资产配置趋势的同质化容易导致市场流动性状况的恶化;中央银行需要进一步完善利率传导机制,强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评估政策的协同配合,以提升流动性管理的有效性。     

中国语境下的权利论题与罗马法尤斯(IUS)传统的变异——以展示相关术语使用的困惑及其理顺之建议为焦点

本文把中国语境下权利论题所遇到的困惑与矛盾统称为“梅氏困境”（Meis Dilemma）。中西方文化差异虽然是造成“梅氏困境”及其延伸问题的其中一个原因,但在没有这种差异的英美甚至一些欧陆国家处理相关论题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有类似的困难。近现代“权利”一词及其概念并非中国古已有之,而是在19世纪通过美传教士自英语“right(s)”一词翻译而来,并在公共话语领域逐渐流行;随后东渡日本,在法学领域成为通行译法,复又传回中国。欧陆法学和英美法学虽同样继受了罗马法的尤斯（IUS）传统,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尤斯主观化道路,但是在术语的使用上,英语世界基本实现了权法分离,而欧陆世界则因为直接继受罗马法的制度和制度名称,最终无法实现分离而以主观客观之分替代。本文认为,在非法律术语领域翻译时应把英语词right译成汉语词“权利”。在法律术语的范畴,当翻译单独出现的德语词Recht时,视语境译为“法”或“权”,而遇有疑问时均应译为“法权”;subjektives Recht应译为“主观法权”,objektives Recht应译为“客观法权”。古罗马文献中的IUS应音译为“尤斯”,或根据其语境按意义译出。     

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抑或误用——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再检讨

刘广明案引入保护规范理论,为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判断标准提供了新思路,但也反映出最高人民法院对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前提和作用范围仍不明确。在利害关系的判断层次中,保护规范理论用于查明主观公权利以排除反射利益,而不用于确定被诉行政行为对既存权益的侵害可能性;前者关注私益保护指向的规范解释,后者关注因果关系确定性与紧迫性的事实判断。当起诉人诉请保护的合法权益已获得法律规范或司法实践的承认,则保护规范理论无适用必要。     

公司法的比例性规制——保障公司发展权的另一种思路

在以往的研究中，谈及公司内部规制时就极大地扩张自治的范畴，涉及公司外部规制时就极大地扩张公共权力的范畴，形成一种矛盾的规制状态——内部无限放权与外部无限压抑。此种矛盾的规制状态使《公司法》缺乏主导的价值旋律： 法官在处理疑案时，常常失语于不知道该采取“强制的立场”抑或“自由的立场”，这使公司法成为一部“很难”的法律。实际上，无论自治还是管制都是促进公司发展的手段，“促进公司发展”才应是公司法的目标。促进公司发展的关键不在于“立场”的选择，而在于刚性与弹性、强制性与任意性的比例的调配，《公司法》修改需要通过比例性规制保障公司发展权。具体而言，规制的前提是合目的性，在保障公司发展权的前提下，实现差异性规制及动态规制；公司外部规制要符合适当性原则，即对公司外部规制进行减负与转型；公司内部规制应符合必要性原则，即对公司内部规制进行增效与强化；公司法改革要遵守均衡性原则，保障公司内部规制与外部规制的平衡，并寻求《公司法》与临近法律部门的制度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