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绿色效应：融资约束和技术创新——基于央行担保品扩容视角

随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逐步成为央行政策工具箱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必要认真思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应如何充分体现和发挥。本文以央行担保品扩容事件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1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绿色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将央行担保品扩容后增加了绿色企业的融资获贷率、降低其融资成本、优化融资结构；央行担保品扩容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民营、大规模、低碳试点地区、新成立的绿色企业融资获贷率方面反映较为强烈，国有和大规模绿色企业在融资成本方面反映较为明显，民营、大规模和新成立绿色企业在融资结构优化方面反映较为明显；央行担保品扩容通过技术创新诱发效应和资金渠道效应两个主要机制影响绿色企业的融资情况。据此，本文提出政策建议，逐步优化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箱，通过对央行担保品的管理，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加法效应，多措并举助力经济发展。     

MLF担保品扩容政策的绿色效应研究——基于绿色债券融资成本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2016—2020年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2662只债券作为样本，运用DID模型和PSM-DID模型考察2018年我国央行将绿色债券纳入合格担保品范围的政策对绿色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从担保措施和第三方绿色评估认证两个方面检验增信行为的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MLF担保品扩容政策显著降低了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清洁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的绿色债券融资成本，清洁生产产业绿色债券融资成本无显著变化。该政策下，担保措施无法降低绿色债券融资成本，第三方绿色评估认证提高了绿色债券融资成本。我国央行应加强监管，确保绿色债券增信行为的有效性，引导绿色债券资金投向绿色创新项目，助力企业绿色转型提质增效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科技与担保品政策结构效应:强化还是削弱?

本文以MLF担保品扩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和三重差分模型,探究金融科技对担保品政策结构效应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结果表明,宽松的担保品政策有助于提高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促进其信贷期限结构延长。该结构效应在高金融发展水平地区、低融资成本以及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小微企业中表现尤为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通过弱化银行信贷传导机制和减少银行信贷需求,降低了担保品政策对小微企业融资的调控效果,此“替代效应”在强监管套利与弱银行竞争条件下尤为明显。本文结论能为完善货币政策担保品框架与充分发挥金融科技贷款优势,以建立长效的小微企业服务机制提供经验借鉴。     

创新型货币政策能够提高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吗？——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基于2014—2021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央行将绿色因素纳入创新型货币政策这一事件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创新型货币政策对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创新型货币政策担保品纳入绿色信贷资产以后,受政策影响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相对于未受政策影响的企业显著提升,而对于非绿色投资水平效果不显著。第二,基于三重差分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型货币政策通过影响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来促进企业绿色投资。第三,将绿色因素纳入创新型货币政策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创新型货币政策对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作用在环保行业及非重污染行业更明显。本文的研究为创新型货币政策的绿色投资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对后续创新型货币政策调控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融资成本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央行担保品政策视角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陆续出台且支持力度不断强化,政策效果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将绿色金融政策和绿色转型纳入可持续投资(ESG)资产定价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风险资产均衡收益和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其次基于绿色债券纳入央行合格担保品这一准自然实验,分别从企业融资成本和绿色创新两个角度实证检验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降低绿色债券的信用利差为绿色企业提供融资激励,同时通过提高棕色债券的信用利差给棕色企业的绿色转型带来倒逼促进作用。(2)这一影响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内作用更为显著,但随时间推移逐渐弱化。(3)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融资途径显著提升了棕色企业的绿色创新,倒逼棕色企业绿色转型。     

央行抵押品框架的普惠效应——基于新三板小微企业的经验证据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欧央行)等发达经济体的央行货币政策由基于国债等优质抵押品调控短期政策利率目标转向直接购买特定金融资产调整中长期利率以及调整抵押品框架维护金融稳定，央行抵押品框架成为货币政策框架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基于2018年第二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将小微企业贷款纳入抵押品框架这一事件，使用PSM-DID模型研究货币政策框架调整背景下人民银行抵押品框架的普惠效应。研究表明，将小微企业贷款纳入央行抵押品框架显著提高了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并降低了小微企业信贷融资成本。异质性分析表明，央行抵押品框架的普惠效应在数字金融发展高水平区域和东、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建议货币当局可以结合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和流动性结构性缺口现状，适当拓宽抵押品框架边界，更好地发挥抵押品框架的结构性调控作用。     

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

“短钱长用”是企业债券违约潮发生的重要原因。这不仅会损害投资者利益，而且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此，本文以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作为研究对象，通过DID方法分析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是否影响了企业债券期限结构。研究发现：第一，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增加了企业长期借款，且对企业短期借款没有显著影响，缓解了企业“短钱长用”行为。第二，央行担保品框架通过企业“释压减负”和“择优增益”两个机制来影响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第三，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对民企调整债务期限结构的促进作用更强，且相比于中央国企，其对地方国企的促进作用更强。第四，当银行流动性宽裕时，央行担保品框架扩容对企业调整债务期限结构的促进作用下降。因此，央行在调整合格担保品范围时，不仅要关注其对相关企业融资成本的直接影响，还需要重视其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作用效果。     

金融发展中我国广义信贷需求函数研究——兼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信贷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增长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随着金融发展,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不断下降,以银行信贷作为货币政策调控对象难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调控对象逐渐转向更广泛的信贷——即广义信贷.我们基于我国金融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可得的宏观经济数据,构建出广义信贷需求函数,从宏观层面研究了我国的广义信贷需求关系.我们发现,广义信贷需求和国内生产总值、市场利率有着长期的协整关系;而短期信贷需求则与市场利率相关性较强,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对于短期信贷需求的作用不显著.特别是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信贷需求都显著受市场利率的影响,这有利于央行利用利率调控信贷需求,符合货币政策工具市场化发展的方向.这些结果为央行预测社会融资总量的长期和短期需求,采取政策措施调控信贷需求,保证货币政策有效性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支持.     

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山东省泰安市216家小微企业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二元离散分析模型,分析了影响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担保或抵押品、财务报表达标、企业建立关系银行的数量、当地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对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有正向影响;贷款期限对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有负向影响.     

美国货币政策对美国银行跨境信贷的影响——专访苏黎世大学、瑞士金融学院教授和CEPR经济学家Steven Ongena先生

当今全球互联金融体系中,央行货币政策的跨境影响很重要,一国货币政策通过利率、资产价格和信贷可得性等渠道影响本国和国际金融市场,并进而影响实体经济。     

创新内含碳中和目标的结构性货币政策

2020年9月,我国提出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宣示了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战略。在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货币政策起着极其重要的金融稳定、风险防控、融资引导作用,也将在其间经历相应调整。本文归纳总结了目前国内外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实践,分析了构建与碳中和一致的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提出在碳中和目标下货币政策应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主动促进经济低碳转型,走向包含碳中和目标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本文同时讨论了构建与碳中和一致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框架面临的理论和政策挑战,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土地资产价格波动与经济中的流动性供给——基于以地融资视角的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土地资产价格波动与流动性供给之间的关系。在本文模型中,土地兼具生产资本与抵押资产属性,银行贷款同时受到投资需求、抵押品价值与信贷额度的约束。本文主要结论是:(1)土地资产价格在低于一个由基础货币供给决定的临界值后,能影响企业的抵押品价值并反映投资需求变化,故而与存款货币流动性供给正相关。这也使土地资产价格变化与企业杠杆周期一致且具有“预期自我实现”特征。(2)基础货币供给能够通过影响土地的流动性价值的方式来引导土地资产价格,前提是央行可掌握土地资产价格外生变化的原因。(3)信贷资产证券化会提高存款货币供给与土地价格的关联度,但也会削弱基础货币供给对土地价格的引导能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土地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效果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联机制,为房地产调控政策提供启示。     

流动性、银行间市场摩擦与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工具

通过内生引入流动性短缺银行(拆入行)对流动性盈余银行(拆出行)的流动性需求机制,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间市场的DSGE模型,对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效果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1)负向冲击会同时增加拆入行和拆出行对流动性的预防性需求,在经济形势不确定的情形下,拆出行不会很快恢复对拆入行的流动性供给,引起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缺口放大和市场失灵。(2)由于仅依赖银行间市场自发回归稳态的过程太过缓慢,需要央行进行流动性干预。借贷便利类工具可以通过引导贷款市场定价和流动性效应这两个渠道来影响银行融资可得性,进而降低银行间市场流动性风险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3)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效果边际递减,央行可根据借贷便利操作的收益和成本,制定最佳的反应程度参数。     

基于银行流动性管理视角的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协调研究

本文从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视角出发,探究银行微观主体行为如何影响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我们借鉴净稳定资金比例的设计理念,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行为纳入传统理论模型,刻画出两种流动性管理行为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效率的潜在影响及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采用我国50家商业银行2012年第1季度—2018年第2季度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我们发现,银行为提升长期流动性水平而进行的优化信贷资产结构的行为,能够显著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但是,部分净稳定资金比例较低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调整非信贷资产结构的行为则有可能降低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因此,在执行既有流动性监管措施的同时,关注与引导银行资产结构调整方式,对增强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大有裨益。     

“多言寡行”的环境责任表现能否影响银行信贷获取——基于“言”和“行”双维度的文本分析

基于我国推行绿色信贷的政策背景,本文考察了企业“多言寡行”的环境责任表现能否影响银行的信贷决策。研究发现:(1)从总体来看,“多言寡行”的环境责任表现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银行借款。(2)相比于长期银行借款,“多言寡行”对于短期银行借款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3)《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抑制了“多言寡行”对银行借款的正向影响。(4)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环境责任表现“少言多行”以及“少言寡行”的企业,企业“多言寡行”的环境责任表现对于银行的信贷资源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多言寡行”对银行借款的正向影响在无背景关联、价值较低以及市场环境更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有助于信贷机构认识到绿色信贷政策面临的执行风险,为确保绿色信贷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决策参考。     

数字金融、银行信贷渠道与货币政策传导

作为新兴金融业态,数字金融发展会对既有金融体系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影响?聚焦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一宏观命题,立足于我国以银行信贷渠道为主导的数量型中介,运用我国商业银行、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面板数据,本文深度剖析了数字金融发展与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传导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弱化了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传导效应,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和控制影子银行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的结果依然支持该结论。(2)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削弱银行信贷渠道传导效果是通过改变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和弱化实体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而实现的。(3)上述弱化效应在以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为主的中小型金融机构以及低资本、低流动性和低报酬的银行中尤为突出。     

流动性、银行间市场摩擦与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工具

通过内生引入流动性短缺银行(拆入行)对流动性盈余银行(拆出行)的流动性需求机制,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间市场的DSGE模型,对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效果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1)负向冲击会同时增加拆入行和拆出行对流动性的预防性需求,在经济形势不确定的情形下,拆出行不会很快恢复对拆入行的流动性供给,引起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缺口放大和市场失灵。(2)由于仅依赖银行间市场自发回归稳态的过程太过缓慢,需要央行进行流动性干预。借贷便利类工具可以通过引导贷款市场定价和流动性效应这两个渠道来影响银行融资可得性,进而降低银行间市场流动性风险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3)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效果边际递减,央行可根据借贷便利操作的收益和成本,制定最佳的反应程度参数。     

基于新闻文本共现性的银企关系分析——以房地产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首次提出基于新闻文本共现性衡量银企关系强度的指标。相比多数传统方法,该指标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银行和企业间的业务和非业务联系,并在数据可获得性上也具备优势。据此,本文对2009年至2014年间我国238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与19家主要内资银行之间的银企关系强度进行了定量度量,并利用该指标对银企关系影响企业信贷融资能力的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良好的银企关系确实能显著提高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但整体上对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有限。同时,上述影响规律存在显著的企业间差异,对于规模小或盈利能力弱的企业,银企关系尤其能够帮助其提高信贷可得性或降低信贷融资成本。     

借贷便利创新工具有效影响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吗？

本文基于手工收集的2009—2017年中国银行业数据,利用我国借贷便利工具创新这一准自然实验,以借贷便利工具的运用需要商业银行提供合格担保品这一要求为切入点,考察了借贷便利工具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借贷便利工具创设后,商业银行持有的合格担保品规模越大,其贷款利率越低,且这一效应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强。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央行的借贷便利操作扩大了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规模和贷款投放规模,从而有效降低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也表明借贷便利工具可通过商业银行合格担保品渠道发挥作用。因此,可以通过调整借贷便利操作规模、操作利率以及合格担保品范围的方式有效影响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进而发挥对社会融资成本的调控作用。     

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内在逻辑的思考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稳定在中央银行政策目标中的重要性再次得到强化。随着具有顺周期波动特征的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规模显著增大,金融管理政策需要更加关注金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问题,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政策目标的变化相应要求优化和完善政策工具箱,需要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作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工具,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形成由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支撑起“双目标”的基本框架,共同维护好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在此框架中,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都不可或缺,须相互补充,形成合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政策效应增进效果。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利于把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更好地结合起来,把维护经济稳定与促进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下一阶段应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的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