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系统地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不同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开放对制造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信息服务业、商业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创新质量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运输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创新质量具有轻微的抑制作用,金融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不明显。就企业所有制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能够提升民营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质量,但轻微抑制了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质量,而对外资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不明显。此外,相较于非出口企业,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能对出口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质量产生更大的影响。鉴于此,可以通过降低服务贸易壁垒、有针对性地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注重使用高技术生产性服务要素等措施提升制造业创新质量。     

破解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新路径:外资开放政策的视角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深层次难题,本文以中国2002年外资管制放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研究外资开放政策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外资开放有效提升了同行业内资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生产效率、出口扩张和对外直接投资是外资开放影响内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外资开放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吸收能力强的企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大,并且地区制度环境增强了外资开放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此外,内资企业除了获得行业内外资进入的水平溢出效应之外,还分别从上游和下游行业的外资进入中获得正向的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效应,进而显著提升了自身的产能利用率。最后,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外资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发现外资开放通过资源再配置渠道显著促进了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增长,进一步检验显示,外资开放一方面促进了市场份额从落后产能企业向相对优势产能企业的再配置,另一方面促进了落后产能企业的淘汰,进而提高了资源再配置效率并促进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本文从外资开放政策视角探究了产能过剩问题,对新常态下破解产能过剩困境、实现“去产能”政策目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我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研究

本文提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理论假说,并利用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匹配样本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越高的地区,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提升越明显;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最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相比低生产率企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高生产率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但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尚未体现。     

金融科技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梳理了金融科技、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相关研究,分析金融科技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和地级市金融科技数据进行实证验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显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对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影响更显著。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研究丰富了金融科技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相关研究,为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税收优惠与外资企业在华研发——基于前瞻性有效平均税率的考察

利用税收优惠促进外资企业在华研发是“稳外资”的重要手段。本文使用2008—2015年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测算前瞻性有效平均税率,实证考察了税收优惠对外资企业在华研发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外资企业在华研发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一效应通过提高外资企业技术转化水平、缓解外资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外资企业人力资本升级三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税收优惠会显著促进制造业外资企业在华研发,且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综上,本文聚焦于税收优惠与外资企业在华研发,提出加大对外资企业研发的税收支持力度,差异化外资企业在华研发税收优惠标准,畅通外资企业研发成果转化渠道和人力资本提升通道、以国内需求拉动外资企业研发,进一步扩大外资准入范围等建议,为进一步优化“稳外资”政策提供参考。     

财税金融政策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比较分析及协同效应研究——以制造业企业为例

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亟待财税金融政策支持。本文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以财政补助、政府采购、税收优惠、金融科技及信贷政策为代表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各类财税金融政策均有效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且政策效果具有协同性。更进一步检验发现，各类财税金融政策促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效果主要在非国有、不确定性感知水平较低、技术与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中体现。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应结合财税金融政策特征，聚焦制造业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综合施策。     

妥善应对外资结构调整新挑战

<正>虽然部分外资撤离只是局部和短期的现象,不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但不可忽视的是,外资结构的调整将会伴随着阵痛。对于这些挑战,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有效的应对。近些年来,虽然我国的劳动力等生产成本持续上升,但流入中国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的外资却有增无减。以服务业为例,2014年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约为663亿美元,同比增长7.8%。可以预见,中国吸引的外资结构将会进一步调整,低端制造业外资企业撤离、服务性行业和高端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逐渐提升,将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新常态年初以来,外资企业关闭在华工厂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引发了"外资撤离中     

德国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的经验及借鉴

德国制造业综合实力一直保持在世界前列,其通过良好的政策环境提升企业竞争力,政府资金引领制造业技术创新,相对克制的货币政策带来稳定的金融环境,政策性金融为中小企业提供系统性资金支持,通过产融结合使银行与企业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成为全球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我国目前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仍存在融资供需错配、金融业务模式固化、金融科技与制造业融合较弱等问题。需多部门合力构建制造业金融支持体系;畅通融资机制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创新金融服务增加金融资源有效供给;支持技术创新促进金融和科技融合发展。     

观点摘编

尚福林:加大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支持力度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近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银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也离不开金融血液的支持。下一步,银监会将要求银行业机构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提升服务质量,确保信贷资金有序流入实体经济,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面,银监会将督促商业银行转变发展方式,增强主动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自觉性,加大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推进机构准入、存贷比考核、资本计量以及不良贷款容忍度等方面的差异化监管政策"落地"。同     

网上银行小微企业融资业务探讨

近年来,银行业监管部门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从市场准入、非现场监管等方面提出了差异化政策,积极推动银行业加大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从机构准入、资本补充、资本占用、不良贷款容忍度和贷款收费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激励政策。在新的经济金融形势下,如何有效地贯彻国家金融政策,加强对小微企业金融的研究和探索,不断提升金融创新能力;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为小微企业提供有力的信贷支持与良好的金融服务,促进小微企业健康成长,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贸易成本与中国制造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大国经济的压舱石,更高水平、更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发展既受益于推动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分工格局和外国福利水平。本文结合长期收入效应、投资结构变迁、国际贸易失衡等中国经济特征建立了一个两国多部门结构转型模型,从理论和定量上研究了贸易成本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外国福利提升的影响。本文发现:1995-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持续下降,既增强了中国制造产品的比较优势,使制造业产出增长了29%,分别提高了制造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4.7个和5.1个百分点;也由此降低了全球消费品价格,对同期外国总体福利水平提升的贡献率接近15%。对中国制造产品加征关税提高中国出口贸易成本,会显著降低外国福利水平。本文结论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本文为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现实依据,并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银行竞争提高了企业投资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吗？——基于分支机构空间分布的研究

银行贷款是我国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和2009年,我国先后两次放松了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规制,银行分支机构空间分布发生了较大变化,银行竞争水平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明显提升。本文利用2001-2012年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以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衡量银行竞争水平,研究银行竞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显著提高了企业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增加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主要表现在投资不足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企业融资约束降低和代理冲突减弱是银行竞争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主要原因。本研究拓展了银行竞争以及企业投资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文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银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融资约束、金融市场化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融资约束是制约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本文系统地检验了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影响和机制以及金融市场化在该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1)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这一结果在考虑测量误差和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2)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是融资约束抑制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重要机制。(3)异质性分析显示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4)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利率市场化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而影子银行规模扩张则加重了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因此,缓解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推进并完善金融市场化水平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DVAR,增强外贸获利水平的重要途径。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的进口行为

本文采用贸易四元边际的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并对比了非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背景下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行为影响的差异性。主要发现:(1)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决策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融资约束会显著抑制企业的进口行为,包括进口规模、进口来源国数量、进口产品种类。(2)相对于外资企业,内资企业的进口行为更容易受融资约束的影响;相对于一般贸易,企业的加工贸易进口更容易受融资约束的影响;相对于只进口的企业,同时具有进口和出口行为的企业更容易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另外,不同行业的企业、不同地区的企业受融资约束的影响也具有较大的差异。(3)不同的外部金融环境导致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金融危机导致企业的进口行为对融资约束表现出更强的敏感性,高融资约束企业与低融资约束企业在进口四元边际上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现金储蓄的影响——预防性动机还是投资挤压?

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的出口及投资机会增多,但与此同时面临的进口竞争压力也与日俱增。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行业进口关税数据,以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模型,首次系统地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现金储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贸易自由化不仅没有提高国内制造业企业的现金储蓄率,反而通过投资挤压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现金储蓄率,这与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结果大相径庭。(2)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现金储蓄的作用依赖于市场竞争程度,即关税减让会显著降低竞争性行业以及高集聚区域内企业的现金储蓄率。(3)高关税行业的关税降低后,进口竞争会侵蚀纯内销企业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小规模企业,进而降低其现金储蓄。经过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     

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     

股票市场开放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的持续对外开放是党的十九大强调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沪港通开通这一准自然实验,检验了股票市场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沪港通的开启促进了标的公司投资效率的提高,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环境不透明、治理水平低的公司;机制分析发现,沪港通开启后,公司信息质量的提高和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增加是股票市场开放影响标的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渠道;最终标的公司在沪港通开通后经营业绩也得到提升。本文结论表明,股票市场开放改善了公司的投资效率,提高了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这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系列改革有重要启示。     

银行业竞争、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专利申请数据与银监会公布的金融许可证数据相匹配,考察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竞争的加剧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提升其创新能力。在弱化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企业,中小、民营企业,以及位于市场化水平高和法治环境好的地区的企业,银行业竞争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其创新的效应更加明显。此外,本文还发现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竞争能更好地推动企业创新。因此,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体系,能有效缓解企业创新的融资困境,激发创新活力。     

提高出口退税能够“稳就业”和“稳外贸”吗?

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剧了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本文以中美贸易为例,探讨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在稳就业、稳外贸以及应对贸易摩擦中的作用机制。首先基于1994-2020年季度数据发现:中国就业的波动较平稳;净出口则呈现高波动特征;中国就业和净出口呈现弱顺周期。这些周期特征与其他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其次构建了一个含有不完全金融市场和价格不完全传递的对称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数值模拟发现:在本国出口退税冲击和它国技术冲击下,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中国就业和净出口的周期特征,其中财富效应和由贸易条件变化引起的支出转移效应是主要的内在传导机制。借助模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反事实实验发现:中国单方面提高1%出口退税时,中国就业增长0.05%,净出口增长0.28%,呈现较强持续性,提高出口退税能够稳就业和稳外贸;当中国提高1%出口退税和美国提高1%进口关税时,中国就业增长0.03%,净出口增长0.16%,呈现较强持续性,勒纳中性不成立,此时出口退税在稳就业和稳外贸中的作用尽管有所削弱,但依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