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企业开展合作创新对其创新产出水平影响机理探究——创新信息获取渠道的中介作用

服务业企业开展合作创新提升其创新产出水平的机理部分在于拓宽创新信息获取渠道,即开展合作创新的服务业企业因能够从更多渠道获得创新信息而促进其创新产出水平提高。笔者以中关村海淀科技园服务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对接了2014年企业创新调查数据与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倾向得分匹配法及工具变量法检验服务业企业开展合作创新对包含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流程创新在内的企业创新产出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创新信息获取渠道数量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服务业企业开展合作创新提升了企业自身的创新产出水平,且创新信息获取渠道数量增加部分中介了服务业企业开展合作创新对其创新产出水平的正向影响。本研究探讨了合作创新如何影响服务业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在理论上揭示出二者内在联系的机理,所得结论拓展了合作创新、创新信息来源的研究边际,为服务业企业通过合作创新提升创新产出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     

儒家传统与企业创新:文化的力量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中,传统文化到底具有怎样的时代价值和功能？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了儒家传统文化对当代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及机理。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即企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其专利产出水平显著越高。进一步检验揭示,儒家文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代理冲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降低专利侵权风险等三条渠道影响企业创新。我们还发现,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和正式制度的法律环境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存在相互替代功能。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全员辐射效应有利于激发全体员工创新热情,进而提升技术创新成果的实际转化效率,增强专利技术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边际贡献。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揭示了儒家思想促进创新的内在逻辑,纠正了部分学者对儒家文化价值的消极认知偏见,同时丰富了“文化与企业决策”国际前沿文献,贡献了东方文化情境的经验证据。     

社会资本、企业创新与会计绩效

本文引入"社会资本"这一社会学概念,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我国各省社会资本水平差异对企业创新及会计绩效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在社会资本较高的省份,上市公司创新水平越高,具体表现为专利的产出和被引用次数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减少知识产权被侵权风险等途径来促进企业创新。此外,当社会资本较高时,企业创新水平对未来会计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大。综合本文研究结果,作者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促进社会信任合作的驱动力,可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会计绩效,从而对创新型经济发展产生正面影响。     

杠杆率、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

选取2010-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模型研究企业杠杆率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显示：杠杆率对企业创新有显著影响,存在既能促进创新同时降低风险的企业最优杠杆率区间,即当杠杆率处于9.3%~37.1%的范围时,杠杆率的提升能够最大地促进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同时降低创新风险;但当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并未达到增加创新产出与降低创新风险的最优均衡。同时,不同规模企业杠杆率与创新的关系具有差异性,大型企业促进创新且可规避风险的最优杠杆率的区间为杠杆率低于67.0%,中型企业为杠杆率低于22.5%,小型企业则是7.8%~17.0%的区间范围。应正确理解中央“去杠杆”政策,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力求在“降杠杆”和“促创新”之间达成最优平衡。     

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14-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相比未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创新产出更高,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数越多,资金规模越大,资金来源于员工薪酬及自筹资金,高管认购比例越高,锁定期越长,越能增加企业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提升创新能力。员工持股计划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来促进企业创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更能增加企业创新产出。论文的研究结论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视角的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主要方式，其创新效应备受关注。本文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理论模型，以阐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利用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异质性表现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并且此效应对规模较大、资产专用性较低的企业，以及处于产权保护更好地区的企业的影响更明显。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促进企业创新，其中研发投入的提高得益于数字化转型情形下的利润保障机制和成本控制机制，研发效率则源自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数字化转型有望成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未来应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构建良好的数字营商环境，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创新 ——基于融资约束与债务融资成本的视角

本文旨在探究银行业竞争改变企业融资约束,并影响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以2007－2017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银行业竞争通过融资约束和债务融资成本两个渠道影响企业创新。结果表明,银行业竞争程度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发明专利创新程度和财务风险较低的企业,银行业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有所削弱。基于此,政府层面需要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尤其是银行业改革;银行层面需要加强自身业务建设及产品创新,从而缓解企业创新融资难程度;企业层面则要通过夯实业务基石以促进自身创新。     

金融生态环境与企业创新效率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07~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金融生态环境及其不同维度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基于企业规模和产权性质的视角研究不同企业的创新效率受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有何差异。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生态环境及其各组成维度均能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水平的提升,且这一作用对于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更显著。研究表明,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有利于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改善企业的外部治理环境,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水平的提升。     

逆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效应及其作用机理

欧美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但中国承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本文利用KOF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全球化指数,以及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层面检验了逆全球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部逆全球化冲击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投资率和知识产出水平。在短期,导致经济下行;在长期,抑制经济增长。其短期影响渠道为国际贸易渠道和融资约束渠道,长期影响渠道为创新抑制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通过创新驱动促进价值链升级,可以缓解外部逆全球化冲击对企业投资及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利用GMM方法弱化了内生性之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政策启示认为,中国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突破,进一步扩大开放。面对外部逆全球化的持续冲击,中国需要备足政策工具箱。     

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产出——基于不同融资模式对比视角

本文从股票市场规模、银行业规模和银行业市场化三个维度衡量金融发展,发现股票市场相比于银行业更有利于促进企业专利创新,特别是对创新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影响更为显著。对影响渠道的分析表明,股票市场促进创新的渠道是通过缓解外部融资约束,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创新产出。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更高的地区,股票市场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专利创新显著提高了公司未来五年的市场价值。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并辅之以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产出,进而提升公司长期价值。     

制度背景、CEO产出型职业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

本文以我国2013-2018年深沪A股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探讨了CEO产出型职业经历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制度性因素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CEO产出型职业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股权制衡、两职合一、股权激励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在CEO产出型职业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中均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薪酬激励机制并没有起到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合理选择具有相关职业经历的CEO、完善内外部制度性因素对抑制CEO的道德风险,充分发挥CEO在企业创新投资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我国民营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寻求建设创新优势提供了有力支撑。     

开发区层级与域内企业创新:激励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基于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的对比研究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各地各层级开发区能否激励域内企业创新,对于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与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级开发区不同,本文以2007-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手工收集整理的开发区域内企业信息,对比研究了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表明,与国家级开发区显著促进域内企业创新投入不同,省级开发区表现出负向抑制作用。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也存在明显差异:国家级开发区通过税收优惠、政府补助和融资支持等“政策效应”,以及金融资源、研发人才和经济主体的“集聚效应”激励企业创新;而省级开发区的发展更容易受地方经济竞争的影响从而挤出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国家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中央国有企业中更明显;省级开发区的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研究为我国优化各层级开发区建设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关键下属高管晋升锦标赛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6-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关键下属高管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研究发现: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越大,企业创新产出越高.进一步地,相比整个高管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关键下属高管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强;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关键下属高管晋升CEO的机会较大时,以及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此外,降低代理成本是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机制,且关键下属高管-CEO薪酬差距促进了企业创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对推动企业创新及优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体企业金融化、成本加成分布与资源配置效率北大核心

实体企业金融化是经济“脱实向虚”的重要微观表现形式,其经济效应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议题。本文采用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从成本加成分布的视角研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显著影响成本加成水平及其分布状态,金融资产投资份额的上升不仅降低了企业成本加成,而且扩大了成本加成分布离散度,进而加剧行业资源错配。从机制看,金融化主要通过弱化产品市场竞争和延缓低成本加成企业退出市场两种渠道降低行业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为评估企业“脱实向虚”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证据,对于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外资进入自由化如何影响了中国本土企业创新?

本文以中国政府2002年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所引发的外资自由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评估了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外资进入不仅显著提高了创新程度,而且还有利于延长本土企业的创新持续时间。此外,我们还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使用专利申请数衡量创新以及采用FDI溢出指标刻画外资进入程度之后依然稳健。最后,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外资进入影响本土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研发能力增强与融资约束程度降低是外资进入促进本土企业创新的两个重要渠道。本文研究为客观评估中国近年来引资政策的绩效提供了微观依据,同时对于如何有效促进本土企业创新具有一定政策启示意义。     

表里相济:财政补贴与股权激励在促进企业创新中的协同效应北大核心CSSCI

运用财政补贴政策促进企业创新时,既可能出现财政补贴分配前的逆向选择问题,也可能出现财政补贴分配后的道德风险问题。本文认为,“表里相济”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创新,即财政补贴政策作为一种激励企业创新的外部机制,必须有企业内部机制的协同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以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当企业内部存在股权激励以及股权激励在高管激励结构中的比重较高时,财政补贴更能促进企业提高研发投入。这些结果在排除反向因果关系、样本选择偏误后依然成立。本文最后从创新产出、人才集聚效应、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企业价值等方面,检验了高管股权激励作为财政补贴协同机制所产生的积极后果,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财政补贴能起到实质性的协同效应。     

最低工资与企业创新

本文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通过相邻样本分析、双重差分策略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基本稳健。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物质资本,降低了低技能工人就业,提高了高技能工人就业,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优化,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了硬件和软件条件。企业实现创新的方式有自创和引进技术两种,最低工资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以及高市场化地区企业的创新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政策具有促进企业创新升级的作用,这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基于合作视角的企业委托贷款与科技创新

现有研究认为企业基于投机目的 发放委托贷款会导致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并抑制企业创新活动.与此不同,本文利用手工搜集的基于合作目的 发放委托贷款的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发放合作性质委托贷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发现,企业基于合作目的 发放委托贷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机制检验发现,贷款企业通过发放合作性质委托贷款,促进技术知识等创新所需资源的共享交换,并通过提高客户质量、增加销售现金流,最终提升企业创新.进一步,在风险承担水平低、受到融资约束、投资机会较多以及无政治关联的公司,合作性质委托贷款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也更显著.本文扩展了企业委托贷款问题的研究视野,丰富了企业合作与创新机制的研究文献.     

最低工资与企业创新

本文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通过相邻样本分析、双重差分策略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基本稳健。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物质资本,降低了低技能工人就业,提高了高技能工人就业,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优化,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了硬件和软件条件。企业实现创新的方式有自创和引进技术两种,最低工资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以及高市场化地区企业的创新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政策具有促进企业创新升级的作用,这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金融分权、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绿色”还是“污染”？

本文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索金融分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分权能显著促进辖区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对不同发展偏向的绿色企业与污染企业影响方向迥异，地方政府运用金融资源“两手抓”绿色激励与污染约束。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分权通过提升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相比于国有企业，金融分权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绿色企业的促进效应更高。因此，应完善适度金融分权制度，提高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助力企业乃至经济的绿色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