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内在逻辑的思考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稳定在中央银行政策目标中的重要性再次得到强化。随着具有顺周期波动特征的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规模显著增大,金融管理政策需要更加关注金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问题,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政策目标的变化相应要求优化和完善政策工具箱,需要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作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工具,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形成由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支撑起“双目标”的基本框架,共同维护好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在此框架中,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都不可或缺,须相互补充,形成合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政策效应增进效果。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利于把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更好地结合起来,把维护经济稳定与促进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下一阶段应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的体制机制。     

中国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和政策协调的有效性研究

随着各国逐步将宏观审慎监管应用到金融系统性风险管理实践,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逐步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本文从两个维度分析了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有效性:在监管工具有效性维度,实证分析了我国应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效果,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实施的大多数宏观审慎监管工具达到了预期效果;在政策协调有效性维度,通过简化的银行业资产负债表,模拟分析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等多种政策对银行业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政策决策和协调机制方面的缺陷,我国2008年后的各个阶段分别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策抵消"或"政策超调"。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

本文在梳理学术文献和国际经验基础上,讨论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潜在冲突和协调机制。国际文献的初步结论是,为了同时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大部分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反向操作(由于政策的替代性),但有时也需要两者同向操作(由于政策的互补性),最优政策组合取决于宏观冲击的类别和风险的来源。本文认为,选择最优组合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证问题,除了冲击类别和风险来源外,不同的金融体制和经济周期阶段也会影响选择结果。因此,货币政策当局与宏观审慎当局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并加强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溢出效应”的分析能力。基于上述理论,针对我国“双支柱”决策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如下改革建议:一是从法律上明确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责。二是建立在同一框架内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方法和工具。三是将金融监管部门的主要宏观审慎政策决策权集中至中央银行。四是建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流程与机制。     

“双支柱”调控、政策协调搭配与宏观稳定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不同经济金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相关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实比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金融冲击时的稳定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宏观审慎政策确实是通过金融稳定渠道发挥作用的,从而与货币政策侧重实体经济(产出和通胀)的稳定效应形成了有效互补;三是不论是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还是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双支柱”调控框架都较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这说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不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在具体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双支柱”调控、政策协调搭配与宏观稳定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双支柱”调控政策的DSGE模型,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在不同经济金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相关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实比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相对更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效应;二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应对金融冲击时的稳定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说明宏观审慎政策确实是通过金融稳定渠道发挥作用的,从而与货币政策侧重实体经济(产出和通胀)的稳定效应形成了有效互补;三是不论是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还是在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下,“双支柱”调控框架都较单一使用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这说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不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在具体的政策工具组合方面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     

多元外生冲击下双支柱调控的信号选择与制度安排——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随着我国宏观杠杆率不断攀升,系统性风险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成为应对当前风险挑战的重要手段。本文构建了一个DSGE模型,将逆周期资本缓冲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纳入其中,将宏观杠杆率作为宏观审慎政策调控的信号,以福利效应最大化为标准,研究在多元化的外生冲击环境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制度安排。研究结果表明:一是通过货币政策防范金融风险的效果存在局限;二是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助于降低经济波动,改善社会福利;三是宏观审慎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需要货币政策配合。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下:一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目标、工具、手段上应该相互独立。二是要完善货币政策和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快双支柱政策框架体系建设。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及防控研究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揭示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危害,为了弥补传统金融调控框架的缺陷,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控以及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人民银行提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俨然已成为我国金融领域的核心主题。本文在梳理系统性金融风险定义的基础上,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进一步提出防控措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双支柱”调控与银行系统性风险——基于SRISK指标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促进金融稳定,实现经济金融平稳健康发展,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本文采用动态DCC-GARCH模拟方法计算SRISK衡量的银行系统性风险,以2002年第三季度—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A股上市银行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双支柱"调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总体上同时紧缩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抑制银行系统性风险。基于银行性质、房地产周期以及经济波动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不同情景下,各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抑制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性存在差异。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实施的MPA评估体系总体上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抑制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健全以及调控方式的改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防风险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动态协调效应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也是新时代我国三大攻坚战之一。本文提出经济风险的特征表现为时间维度风险的积累和横截面维度风险的传染，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在解决内部失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协调中尤为重要，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机制，并以防范经济宽幅波动为目标，选择相应政策工具变量，运用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SV）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防风险协调效应，结果表明其协调配合对经济稳定作用明显，在短期、中期、长期降低经济波动性的水平分别约为0.19%、0.05%、0.03%，本文也发现不关注债务稳定性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波动。     

房地产调控与宏观审慎管理研究

本文从空间维度宏观审慎管理这一角度出发．着重探讨了我国房地产业风险外溢对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影响。通过深入分析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地方融资平台三者之间风险传导的机制和路径,本文认为,当前我国宏观审慎管理的空间维度需要重点关注金融机构共同风险敞口过度集中于房地产业及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并提出我国空间维度宏观审慎管理的相关政策建议：应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金融支持的严格监管。重点防控房地产信贷的集中度风险;同时,需深入推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防控,不断弱化投融资平台与金融体系之间的风险关联度。     

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研究--基于我国的DSGE模拟分析

本文在两国模型的DSGE框架下引入宏观审慎政策监管机制,把金融摩擦、国际资本流动和宏观审慎政策纳入同一个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机制,考察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影响机制。基于我国的模拟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对于我国来说,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合作不仅能够有效地应对国内经济冲击,也有助于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第二,我国推动构建国际宏观审慎政策长效合作机制,有助于积极应对国际资本流动,促进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第三,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存在国际溢出效应,但是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并不明显。     

中国金融周期与横向关联:时空双维度相结合视角

宏观审慎政策关注各金融子市场在时间维度上的金融周期和空间维度上的横向关联。本文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视角,使用股票市场、货币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信贷市场的数据,测算2001—2019年中国金融周期和横向关联的波动特征、作用关系与频域叠加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时间维度金融周期与空间维度横向关联的波动趋势具有一致性。我国金融周期长度约为10.33年,横向关联波动周期的长度约为10.58年。从作用关系上看,首先,我国房地产周期达到波峰后,会对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产生较强的溢出效应。随后,股市周期达到波峰后,会向房地产市场和信贷市场产生较强的溢出效应。最后,我国信贷市场接受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溢出后,信贷周期会逐渐达到波峰。从频域叠加机理的角度看,我国金融子市场间横向关联的波动主要由中低频波段驱动,中低频波段横向关联的持续期在2个月以上。     

中国金融部门间系统性风险溢出的监测预警研究——基于下行和上行ΔCoES指标的实现与优化

为了对我国金融部门间的系统性风险溢出进行实时监测和有效预警,本文基于Adrian and Brunnermeier (2016) 的CoES指标构想,在左尾视角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右尾视角,构建下行和上行ΔCoES分别作为系统性风险的同期度量指标和前瞻预警指标,并提出了更为有效合理且同时适用于下行和上行ΔCoES的计算方法。本文一方面采用下行和上行ΔCoES对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三个金融部门间的系统性风险溢出进行监测预警研究,另一方面还基于我国的经验数据检验上行和下行ΔCoES的性质。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金融部门间具有显著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且三个部门间的风险溢出存在非对称性,银行部门是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发送者,证券部门是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接收者;三个部门两两间的风险溢出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协同性和周期性,且上行的风险溢出水平高于下行。同时,基于我国的经验数据发现,上行ΔCoES对下行ΔCoES具有显著的先导性、前瞻性,上行ΔCoES可以作为系统性风险的前瞻预警指标。此外,下行ΔCoES能够引领ΔCoVaR和基于MES估计方法计算的短期ΔCoES指标,表明本文构建的下行ΔCoES实时性更强,更适合作为系统性风险的实时监测指标。     

政策连续性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基于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A股32家上市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冲击”和“传染”两个维度考察了政策连续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策连续性程度的提高通过降低银行个体风险和减弱银行个体与系统的关联性进而显著降低了银行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策连续性降低了银行被动风险承担水平而非主动风险承担意愿,减弱了银行间接关联程度而非直接关联程度。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下行和货币宽松时期,政策连续性对系统性风险的降低效应更大,并且本身破产风险越高、信息透明度越低的银行,其系统性风险受政策连续性的影响越大。区分不同类型的政策发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的连续性上升均能显著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其中货币政策连续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力度最大。     

微观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的比较与适用性分析——基于中国金融系统的研究

准确测度金融机构对整体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边际贡献是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基本前提。本文对常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进行了比较分析,并以“能否涵盖规模、高杠杆率和互联紧密性三方面信息”、“排序结果是否与银保监会认定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相吻合”、“是否具有宏观经济活动预测力”三方面对上述指标在我国金融体系的适用性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SRISK更适于作为我国微观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同时,本文发现,“LRMES约等于1-exp(-18*MES)”的经验关系不具有普适性,不适用于我国金融体系。     

中国房地产企业间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分析——基于尾部风险网络模型

本文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房企为样本,首先基于SIM单指数分位数回归技术提出测量系统性风险的新指标SIM-CoVaR,并结合前沿的TENET网络模型,构造跨房地产企业风险动态传染的尾部风险网络,然后采用块模型探究房地产市场系统性风险溢出的聚类性、触发机制及传播路径,最后考察网络整体结构和宏观经济变量对房地产市场系统性风险溢出的影响。研究表明:(1)我国房地产企业间存在明显的系统性风险联动性和溢出效应,在市场动荡时期房地产部门是金融风险溢出的放大器;(2)评估系统重要性节点企业时,除考虑企业规模等内部属性,还应考虑房企间关联结构,利用系统性风险指数可有效捕捉网络中系统重要性节点;(3)跨房企的系统性风险溢出具有显著的聚类特征,尾部风险网络可被划分为4个不同的功能模块,各模块的成员及其角色呈现明显的时变特性,监管部门可据此从供给端“因企施策”;(4)网络聚集性、网络效率和网络匹配性的降低能显著降低房地产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探讨房地产市场风险的形成机制,为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防范化解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参考。     

货币、财政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搭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多部门和多元宏观政策的DSGE模型,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反应规则及其协调组合问题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1)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货币政策可继续盯住通胀和产出的稳定,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可分别重点盯住产出稳定和债务稳定,而宏观审慎政策则可重点关注以信贷利差和信贷波动为代表的关键金融变量;(2)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通过合理的搭配和组合使用,能比任何单一政策工具都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反之,政策之间的不协调将显著削弱彼此的调控效应,加大经济和金融波动,从而导致显著的社会福利损失;(3)从多种政策协调搭配产生“合力”的内在机制来看,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增加对产出、通胀、就业和债务等变量的稳定效应,对货币政策产生额外助力,而宏观审慎政策则主要通过稳定金融体系和降低金融风险对货币政策产生助力。上述结论表明,在多种经济金融政策并存的情况下,基于良好设定的政策规则,同时加强政策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是确保多元政策产生积极合力的重要基础。     

我国商业银行逆周期资本监管的锚定指标选取

本文依据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逆周期资本监管思想,以各类信贷指标为基础,通过绘制ROC曲线并计算AUC值,选取适合我国的具体锚定指标。本文认为,好的锚定指标需要满足及时性、稳定性、可解释性以及可获取性等标准。研究结果表明:房地产价格趋势缺口、房地产贷款趋势缺口、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趋势缺口以及消费贷款趋势缺口等指标符合锚定指标的标准,可作为逆周期资本监管锚定指标使用,并且组合锚定指标的预警能力和稳定性优于单个锚定指标。本文从落实锚定指标和提高挂钩变量预警效果的角度,提出了更为精细的信贷类别指标,为推动我国逆周期资本计提及监管实施提供了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