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原因的研究述评

近年来,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不仅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公平,而且还制约着消费水平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基于此,本文主要从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与收入分配、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和矫正劳动收入占比的政策建议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综合性的述评,并从两个方面提出了今后研究的重点。     

货币宽松、资产价格与分配效应——基于美国1984—2019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从货币政策影响收入分配渠道的相关理论及典型事实出发,以美国1984-2019年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基于利率与分配效应之间相互作用的非线性特征,采用政策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产生的向下偏误,衡量货币政策超出经济内生合理需求的宽松程度。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MSVAR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重点讨论了宽松货币政策经由资产价格渠道对收入分配产生的显著影响,并进一步揭示了低利率、高资产价格和收入分配恶化之间的负反馈循环。本文研究为货币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也为我国优化货币政策总量与结构、促进经济公平和共同富裕提供了启示。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考察

本文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是其主要作用机制;政策实施后,试点企业相应增加了员工雇佣人数并提高了平均薪酬;此外,政策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为进一步释放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红利,建议扩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适用范围,提升政策覆盖面;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门槛;试行分类管理,进一步优化退税流程,更大程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公平收入分配视角下的义务教育产品供给研究

公平收入分配是国家治理、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教育的财政投入是否公平与收入分配关系密切,义务教育作为公共品其供给直接影响收入分配格局。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作用发挥不够理想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公平提供义务教育产品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对义务教育的物品属性进行明确界定,解析义务教育产品投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我国义务教育产品供给不公平的状况,提出完善义务教育产品供给机制的政策建议。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收入分配秩序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收入分配的结果是否公平,关系到经济增长的好处能否有效地惠及各个阶层。因此,本文认为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首先应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本文采用对比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总结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秩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垄断行业工资过高、公务员工资制度不合理,灰色收入多,农民工工资低且拖欠现象严重,税收调节力度不够。最终提出了规范当前收入分配秩序的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衡量企业收入分配的指标，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在非国企、服务业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产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市场垄断效应以及内部控制强化效应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需优化再分配机制，避免因经济绩效的改善而导致收入分配恶化。     

收入均等规则的产权与效率--凯恩斯主义公平效率观的产权分析

凯恩斯主义坚持收入均等化意义上的公平效率观,它的产权基础是资本主义固有的所有权排他性的制度安排.但是,收入均等化的规则有损所有权的排他性,尽管有利于宏观层次公平水平的提高,但对微观层次的效率有影响.我国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公平效率观,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收入均等化意义上的公平效率观的扬弃.     

税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研究

通常认为,劳动收入份额过低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而我国的税收制度及其结构是否有效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呢?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的影响。其中,货劳税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所得税中的个人所得税会降低劳动收入的份额,而企业所得税对其有正向影响;财产税和其他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有正向的影响。为此,我国需要优化货劳税制度,进一步降低货劳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改革所得税制度,加快推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财产税制度和其他税收制度,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进而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20世纪西方货币政策理论发展与评述

20世纪西方货币政策理论经历了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30年代凯恩斯《通论》的出版标志着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诞生。50—60年代，在凯恩斯提出的货币政策理论的基础上，经过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继承发展及其与货币学派的激烈论战，货币政策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并形成了完整的现代货币政策理论体系。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货币政策规范的优劣和改进方面。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各派经济理论的相互融合，如何做到“单一规则”和“相机抉择”的最佳结合成为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重点。研究的一般结论是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     

政府收入分配原则及其政策体系构想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一新提法以来，理论界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否还可以继续作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原则展开了激烈争论，产生的分歧较大。笔者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仅过去是，而且将来很长时期都将是我国政府履行其经济职能的基本原则，但笔者认为，它不应该成为政府履行其收入分配职能的原则。在收入分配领域，政府遵循的原则应该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点评“新国九条”-“新国九条”新在哪儿？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国九条＂）于2014年5月9日公布,引起了市场舆论广泛关注。＂新国九条＂与十年前的＂国九条＂进行对比分析,＂新国九条＂的新意在哪儿？请看本栏目文章《＂新国九条＂新在哪儿？》、《＂新国九条＂基本原则的解读与思考》。如何评价＂新国九条＂的作用？     

专注金融关注策略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金融科技界启动金融电子化建设以来,就一直伴随着选择不同策略的争论.先有小型计算机和大型计算机的主机分歧,后有分布式和集中式的网络争论,从工商银行大机延伸工程开始到各商业银行纷纷实施数据集中工程,今天,数据大集中已成为我国金融信息化的必由之路.     

关于整合财政支农资金的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财政支农投入力度越来越大，支农项目越来越多，但由此带来的资金管理过于分敞、运行成本过高等问题也口益突出，造成财政支农资金难以形成合力，资金投入规模效益得不到充分发挥。如何创新支农资金管理机制，整合财政支农资金资源，强化资金管理，充分发挥规模效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各级财政部门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在此，笔者针对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学习《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的几点体会

2004年2月25日,财政部发布了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制定的<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和<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标志着我国资产评估准则体系的初步建立.现在,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又发布了<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以下称指导意见),此意见是对<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的重要延伸和发展,必将对资产评估行业的规范化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CEO过度自信对薪酬的影响研究

CEO过度自信是影响其自身薪酬的重要因素。本文以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CEO的薪酬情况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在中国情境下CEO过度自信对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CEO比非过度自信的CEO拥有更高的总薪酬和股权激励强度以及更低的现金薪酬比例;同时,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CEO过度自信对薪酬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面临的风险大小和创新程度会强化过度自信与CEO薪酬之间的关联关系。     

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研究--基于我国的DSGE模拟分析

本文在两国模型的DSGE框架下引入宏观审慎政策监管机制,把金融摩擦、国际资本流动和宏观审慎政策纳入同一个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机制,考察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影响机制。基于我国的模拟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对于我国来说,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合作不仅能够有效地应对国内经济冲击,也有助于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第二,我国推动构建国际宏观审慎政策长效合作机制,有助于积极应对国际资本流动,促进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第三,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存在国际溢出效应,但是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并不明显。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Project

The purpose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IPA) project is to have an impact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ccounting as well as the surrounding social processes.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outlines the birth and matur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IPA project and concludes that the undertaking is divided along methodological, philosophical, and ideological lines. In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we propose to clarify and differentiate the nature and purpose of the contemporary IPA and critical accounting projects. The interdisciplinary work is directed generally toward a more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accoun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of the broader social institution of accountancy. The purpose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s to heighten the awareness of those parties who are implicated in its enactment. The critical accounting project is viewed as a subset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 and provides a focus for those who wish to devise an approach that consciously privileges the linkage of knowledge to the pursuit of a radical political process. Whatever labels are employed, it must be recognized that though participants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 might disagree as to its source, intensity, and influence, the totalizing influence of hegemonic power is present in society and the world. This is so whether one classifies that world as modern or postmodern, or whether we see change as possible on a global level or only within some local sphere; issues of human rights, human dignity,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must be of central concern. Regardless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origin or grounding, we must continually affirm a commitment to a more socially responsible institution of accountancy. In our view, the critical accounting project provides a focus for those who wish to devise an approach to accounting studies that consciously privileg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praxis. Those who choose the critical accounting project must recognize, however, that without an ever expanding interdisciplinary horizon, the critical project is likely to degenerate either into tyranny or quietism.     

基于知识的企业边界理论研究

非主流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组织是企业边界的核心。企业作为一个合作的生产团队,通过默会知识的传递,形成了合作性的惯例模式。一方面,组织吸收和消化外部知识,一方面传递内部知识。不同的知识传递系统,形成不同的组织模式,最终影响企业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