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公平理论视角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允许上市公司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对部分非高管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但设定激励对象等方面的有关规定对企业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关注。本文从公平理论视角分析我国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并依据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有效性假说与不公平假说。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非激励员工因薪酬不公平而产生的消极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效果。具体而言,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及激励与非激励员工收入差距小的上市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明显小于其他公司;而在非高管员工覆盖比例较高的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计划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存在。因此适当提高员工股权激励覆盖的范围可以减少激励员工与非激励员工之间因激励错配导致的薪酬不公平问题,有助于提升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创新激励效果。     

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

本文选取2009-2017年我国沪深A股130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突破了激励对象仅为公司高管的局限,并根据企业的产权特性进行异质化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高管激励相比,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明显,且核心员工对企业创新产出的贡献更大;另外,非国有企业采取核心员工股权激励措施比国有企业更有效.因此,企业应充分重视核心员工这一激励对象,加强股权激励的力度,并对高管和核心员工设置差异性的激励方式,促使不同岗位的员工各司其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国家审计、研发资助与企业创新

国家审计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能够有效促进研发资助激励效应,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本文利用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国家审计对研发资助的监督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研发资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了国家审计对研发资助激励效应的提升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研发资助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激励效应;国家审计能够显著且有效促进研发资助的激励效应,且该促进作用在法制环境较好和媒体关注度较高的地区更显著;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国家审计这种作用的发挥主要通过抑制非效率投资和改善内部控制有效性功能促进了研发资助激励效应。研究结论为聚焦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家审计更好精准发挥对财政资助的监督路径,深化国有企业对国家审计的正确认知及促进企业创新提供一定的启示。     

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产出——基于中国上市高科技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9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实施包括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的上市高科技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能够促进创新产出,且创新产出与激励比例显著正相关。经区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模式的要素研究发现:激励差距与模式无关,差距越大越能促进创新产出;授予范围在两种模式下作用相反,范围较大(较小)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更能促进创新产出;以及只在股票期权模式下得到,有效期较长更能促进创新产出,特别是发明专利;业绩考核较为严格更能促进创新产出,但过于严格会抑制创新。本文结论为上市高科技公司实施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及要素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14-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相比未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创新产出更高,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数越多,资金规模越大,资金来源于员工薪酬及自筹资金,高管认购比例越高,锁定期越长,越能增加企业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提升创新能力。员工持股计划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来促进企业创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更能增加企业创新产出。论文的研究结论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经验证据。     

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两高”行业发展了吗？——基于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视角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政策研究对象，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两高”行业企业融资和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两高”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两高”企业的债务融资，尤其是中长期债务融资；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发挥激励约束作用，有效促进了“两高”企业创新，使得创新成果显著增加；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不同“两高”企业间存在差异，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评级较低企业形成更强的融资约束，对非国有企业、评级较高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促进作用。     

创始人管理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

在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如何促进企业创新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创始人管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创始人管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并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创始人管理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在货币政策紧缩以及所在地市场化程度较低时表现得更加明显。本文为理解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价值、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股权激励、反收购条款与企业创新

股权激励和反收购措施是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重要方式.文章以2006—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股权激励、反收购条款和企业创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中,考察两种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创新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显著提升企业创新产出水平,但反收购条款负向调节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情景分样本进行分析发现,股权激励的创新效果相对稳定,但反收购条款的负向调节作用明显受外界环境和条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场竞争程度低、股权分散程度低及高管风险偏好程度低的企业中.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理解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及反收购条款的公司治理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企业年金与现金持有水平:基于员工福利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2010-2017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以地区社会组织数作为企业是否建立年金制度的工具变量,研究企业加入年金计划对企业持现水平的影响。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发现,加入年金计划的企业倾向于持有更多的现金,这可能是企业为了防范经营风险而增加现金持有。加入年金计划的企业支付了更高的薪酬成本,这种薪酬成本的上升也可能是由于年金制度吸引了更多高质量员工而带来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融资环境、内部治理结构的企业存在年金效应的差异。本文的结论对于政府如何引导企业参与到年金计划中具有启示作用。     

数字金融是否促进了小微企业创新? ——兼论企业主经历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小微企业调查数据(CMES)为研究样本,对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小微企业创新进行研究,并考察小微企业主经历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小微企业创新具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企业主的创业和就业经历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相关结论.此外,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在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说明了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可触达性.     

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基于股价大幅下跌风险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采用PSM-DID方法检验员工持股计划对股价大幅下跌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显著降低企业股价大幅下跌风险。其作用机理为:员工持股计划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缓解企业双重委托代理成本,减少坏消息的产生和隐藏,进而降低股价大幅下跌风险。当员工认购股票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认购的股票为非公开发行,以及在劳动密集度更高的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对股价大幅下跌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强。     

政府创新补贴的生产链传导效应

基于2009—2021年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在企业层面检验了政府创新补贴的生产链传导效应。研究发现,生产链伙伴企业受到的政府创新补贴能够显著提高焦点企业的创新绩效,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工具变量法以及安慰剂检验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生产链伙伴企业受到的政府创新补贴一方面在生产链内促使焦点企业增加开发式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在生产链外缓解焦点企业的融资约束,两条影响渠道共同作用形成传导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创新补贴的传导效应在由供应商向客户传导、关键生产链伙伴间以及对高科技企业效果更强。本文拓展了生产链与政府补贴领域的研究视角,为客观评估政府创新补贴的综合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小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创业板企业的证据

中小企业创新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2012-2018年创业板上市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层面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深入分析该影响在不同特征样本间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中小企业创新,且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激励中小企业创新。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中小企业中更加明显。     

工薪所得税筹划与企业创新

本文结合我国工薪所得税税负较重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探讨工薪所得税筹划是否以及如何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研究发现:(1)工薪所得税筹划程度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2)员工应税压力越大,二者正相关关系越显著,且2011年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会抑制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表明纳税筹划主要通过降低工薪税负的不利影响,强化薪酬的激励效应,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当公司为国有企业或公司处在税收征管强度较大的地区时,二者的正向关系更强;(4)当企业人均薪酬波动较大时,二者的正向关系削弱;(5)当创新员工更有可能是避税行为的受益者时,二者的正相关关系更强。本研究对于降低工薪阶层税负,以及如何提高企业创新意愿,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企业年金如何影响劳动生产率——基于年金费率的视角

近年来受多方因素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加大，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因此，劳动生产率提升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企业年金能否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及其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年金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现行的年金费率范围内，年金费率越高，促进效应越明显。门槛模型检验表明，年金费率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当年金费率大于等于0.489%时，促进效应才开始明显；当年金费率大于2.679%时，促进效应则有所下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收入效应”“激励效应”和“甄选效应”是企业年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渠道。研究有助于鼓励和引导企业建立企业年金，提高企业年金的覆盖率，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同时为企业选择年金费率提供参考。     

上市企业员工满意度与创新——来自“中国年度最佳雇主100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1－2017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以是否入选“中国年度最佳雇主100强”榜单衡量上市企业的员工满意度,考察员工满意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入选榜单的企业平均而言比其它主要特征相似的匹配企业的专利申请总数高约47%。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上,而在外观设计专利上不显著。进一步地,员工满意度可以通过提高失败容忍度来提升企业创新。最后,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员工满意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提升员工的创新效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说明较高的员工满意度有助于企业效率和长期价值的提升。     

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经营业绩会产生补充的提升效应吗?

自2014年《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出台之后,员工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备受关注,其与高管股权激励的互动效应则一直是有待突破的迷雾。本文以2006-2017年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不同类型的股权激励强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预期作用并不确定,不过员工股权激励充当了有效的补救角色,有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关系在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模式、股权激励有效期较长、员工搭便车程度较低、激励员工人数较多以及企业性质为非国有企业的条件下更显著。本文研究结论对于企业完善股权激励制度并充分发挥员工股权激励的价值效应提供了明确的经验证据。     

知识产权保护、进口贸易与创新型领军企业创新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进口贸易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随后,利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进口贸易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创新型领军企业的创新。(2)从影响机制来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以及出口企业的进口规模,进而促进创新;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和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的进口产品种类,进而促进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出口企业的进口产品质量,进而促进创新。中国正处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阶段,应重视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与进口贸易对我国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出口绩效——基于社会网络和企业异质性的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迅速由"产业内"向"产品内"深化的背景下,企业难以在所有领域都保持国际领先,协同创新网络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科研单位之间的优势互补和资源统筹,从而提升企业出口绩效表现。本文基于联合申请专利数据构建了1999-2007年中国协同创新网络,分析了协同创新网络的拓扑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协同创新网络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网络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少数节点具有大量的关联,处于协同创新网络的核心位置。进一步实证检验发现,协同创新企业拥有更好的出口绩效,在协同创新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的企业占有更大市场份额。"企-企"模式协同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而"研-企"模式协同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各类型专利的协同创新都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出口,但外观设计类型协同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小。协同创新对企业价格加成影响显著为正,且对出口企业的提升作用更强。本文试图从协同创新网络视角为中国创新战略的实施和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提供现实可行路径。     

税收激励、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来自政策试点的证据

利用中国2017年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的外生冲击,本文考察了税收激励对风险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提高了风险投资企业的平均投资金额,对投资数量无显著影响.风险资本通过提高投资比例和支付更高的投资价格加大了对创业企业的资金扶持.政策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风险资本投向初创科技型企业,但对种子阶段的投资没有明显的促进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提高了融资企业的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完善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精准性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