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动溢出网络视角的金融风险传染研究

当前各类经济风险交叉关联,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效应备受关注,为刻画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传染的路径特征,本文从波动溢出网络的视角分析金融系统内部的风险传染机制。首先使用广义动态因子模型对收益波动的共同波动率成分和特质性波动率成分进行区分。然后,根据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和黄金市场之间的特质性波动溢出效应,利用基于TVP-VAR模型的方差分解溢出指数分析金融系统波动溢出的动态联动性和风险传递机制。在分析方向性波动溢出效应的基础上,采用方差分解网络方法构建起信息溢出复杂网络,从网络视角分析金融系统内部的风险传染特征。实证研究发现,房地产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净溢出效应绝对值相较于其他市场更大,其受其他市场风险冲击的影响强于对外风险溢出效应,而股票市场的单向对外风险溢出效应强度最大。在波动溢出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股市波动率指数与其他市场波动率指数进行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权重,计算了波动率指数投资组合的最优组合权重和对冲策略。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金融系统的风险传染机制,对监管机构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投资者规避投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联动网络及其对我国物价的溢出影响研究

双循环背景下防范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所产生的风险传染和价格传导是维护国内物价稳定的重要环节。本文以国内外大宗商品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广义方差分解的动态溢出指数方法来测度全球大宗商品对我国物价水平(CPI、PPI)的波动(收益)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外大宗商品之间均存在时变波动(收益)溢出效应,其主要受到外部波动(收益)的驱动;国内外大宗商品在波动溢出和收益溢出层面上对我国物价(CPI、PPI)产生冲击并形成差异化的连通网络。在波动溢出连通网络上,矿产现货会重点对PPI产生较大的价格波动风险溢入效应;在收益溢出连通网络上,金属期货会重点对PPI产生较大的价格传导效应;国际原油期货均处于全球大宗商品连通网络的中心地位,重点对我国CPI产生较大的正向溢出影响。不同时频下国内外大宗商品对我国物价的溢出效应具有趋同性和持久性。周期频率越长,大宗商品对物价的波动(收益)溢出效应越大。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要根据我国CPI、PPI在宏观调控中的不同定位,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强大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地缘政治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与全球通货膨胀

基于广义方差分解的动态溢出指数方法来测度2001—2022年间不同时频下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各国通胀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对各国通胀产生时变溢出效应；第二，能源大宗商品对能源依赖型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影响更为明显；第三，原油和动力煤的波动溢出效应较天然气更为明显。因此，各国可以通过优化能源进口渠道、增加必要的能源储备、寻求替代的可再生能源等方式以缓解这种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中国因素有多重要——基于1997-2012年季度数据和VECM模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1997-2012年的季度数据和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Recursive VECM)模型,研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驱动因素及中国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结果发现,总需求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国因素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呈增大趋势,但是作用不如发达国家显著,而且其影响机制主要是总需求而非流动性。金融危机影响了大宗商品市场的运行机制,总需求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在危机时期比危机前更显著,而流动性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在危机前比危机中更显著。为减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在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中的主导权,同时密切关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对大宗商品市场的溢出效应。     

我国金融机构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与跨部门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VaR、MES、CoVaR以及ΔCoVaR四类风险测度方法,对我国A股56家上市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公司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展开研究,并结合前沿的风险溢出网络方法,从静态与动态两个研究角度考察了我国金融风险的跨部门传染。研究结果表明,四种风险测度指标均能准确识别出我国金融部门风险集聚的尾部事件,而且金融体系整体上存在较为明显的跨部门风险传染效应。此外,本文研究发现,我国系统性风险溢出水平逐年攀升,且传染中心在“银行钱荒”、“股市熔断机制”等事件中发生了相应改变,其中,在“钱荒事件”中,银行部门等成为了风险传染的发源地;而在“熔断机制”事件中,房地产与证券部门则成为风险传染的网络中心。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完善我国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与监管机制的若干建议,使得本文研究对于“防范跨市场、跨产品、跨机构的风险传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系统性风险跨部门溢出网络及突发事件对风险传染的影响——来自37家上市金融机构高频交易的证据

基于资本市场高频交易数据，采用条件在险价值模型对我国37家上市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水平进行测度，运用DCC-GARCH模型研究房地产、银行、证券和保险四个部门之间的动态相关关系，并通过VAR模型采用方差分解方法构建该四个部门间的跨部门风险溢出网络；最后以新冠疫情为例，分析突发事件对系统性风险传染的影响。研究发现，系统性风险主要贡献来自房地产部门，然后依次是银行、证券和保险，其中又以证券部门的风险溢出最大。动态相关性分析表明，近年来四个部门间收益率主要呈正相关关系，但是房地产部门与银行部门之间、保险部门与其他三个部门之间存在过短暂的负相关关系；房地产部门与证券部门的动态相关性有较强的持续性，证券部门和银行部门的相关性受市场信息冲击较大。危机会提高部门间的关联性，使得各部门风险溢出增大。在危机时期，房地产部门会变成风险的主要输出方，其对各部门的冲击较大且持续性较强，保险部门始终是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接收方，各个部门之间的风险溢出是非对称的。     

基于MSV与CoVaR模型的公司债市场与股票市场间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依据2015—2017年中证公司债指数与沪深300指数的日收益数据,运用GC-t-MSV模型,检验中国公司债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并通过条件在险价值(CoVaR)模型度量两市场间风险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公司债市场与股票市场间存在不对称的双向风险溢出效应,且公司债市场对股票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强于股票市场对公司债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公司债市场与股票市场的波动受其自身波动的影响较大,鉴此,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应增强对公司债市场的关注,根据公司债市场的风险变化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充分发挥其风险信号作用。     

全球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预警与防范——基于高低波动风险溢出网络的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依据全球股票市场波动率划分低波动和高波动,通过构建高低波动风险溢出网络,探究全球股市系统性风险演变的特征,并识别积聚和爆发阶段的风险源头和传染结构。研究发现:第一,全球股市系统性风险具有顺周期性,且低波动溢出水平具有前瞻性,可有效预警系统性风险。第二,相较于低波动溢出范围大、水平低的特征,全球股市高波动具有溢出范围小、水平高的特征。第三,风险传染具有一定的结构稳定性,同区域、同组织股市间风险溢出水平较高;但在高波动状态时,尤其是危机期间,跨区域、跨组织股市间风险溢出水平明显上升。第四,不同股市在网络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且具有时变性,发达经济体股市主要为风险输出方,新兴市场股市主要为风险输入方。上述结论对全球股市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预警和准确防范具有参考价值。     

波动溢出网络视角下全球股市风险传染研究

为刻画全球股票市场风险传染的动态路径特征,从波动溢出网络视角分析全球股票市场的风险传染机制.首先,采用DCC-GARCH动态溢出指数框架来捕捉全球股市波动溢出的动态联动性和风险传染效应;然后,基于方差分解构建信息溢出复杂网络,从网络视角分析全球股票市场的风险传染特征.研究发现,在整个样本期间,全球股票市场高度相互关联,并依赖于极端经济事件;从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期间全球股市溢出整体呈现减弱态势;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开放与国际贸易往来等推动我国股市进程走向新阶段,风险溢出与吸收水平有上升趋势.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波动溢出网络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TVP-VAR动态溢出模型考察了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与中国金融市场间波动溢出的动态联动效应与风险传递机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如何运用DCC-GARCH t-copula模型对冲与防范来自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风险传染效应。本研究发现:(1)国际贵金属、工业金属市场处于信息先导地位,是风险溢出的首要来源;在极端风险事件冲击下,风险净溢出效应的分布区间具有波动性、方向非对称性及随机性,风险传染效应显著提升。(2)波动溢出网络结构变迁存在显著的“事件驱动特征”与“区域性特征”,在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波动溢出网络结构会发生突变,且新冠肺炎疫情对波动溢出网络结构的冲击效应更大;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内部始终存在稳定且广泛的风险共振关系,而当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受到冲击时,中国金融市场间较易出现广泛的风险联动,且同一区域内以风险共振为主导。(3)在对冲来自国际贵金属、工业金属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时,需要积极的投资组合管理和进行动态调整,而不是采用静态策略;配对资产的套期保值效果表明,国际贵金属对冲效果最好的是与国际工业金属形成组合,而国际工业金属与国际软性商品形成投资组合,则可以获得最大的风险对冲效果。     

中国股票市场与商品期货市场传导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风险Granger因果检验的研究

从产业链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与商品期货市场间的传导关系,并采用风险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铜、铝、锌、原油、白糖价格的上涨(下跌)和上游公司股价的上涨(下跌)存在双向风险溢出关系;铜、铝、锌、原油、白糖价格的下跌和下游公司股价的下跌存在双向风险溢出关系。这说明这些大宗商品价格受下游需求的影响较大,但其价格波动对上游企业的冲击较大。     

动态溢出效应下我国金融压力内外部传导研究

本文使用滑窗VAR模型构建多维度视角下金融压力内外部溢出效应的测度体系,研究我国主要金融市场与全球、美国、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四维度下金融市场之间的动态传导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国际市场与我国金融市场之间的压力传导具有时变性特征。前期主要集中在全球金融市场,中期主要来源于美国金融市场,后期则是新兴国家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此外,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完善,我国金融压力集中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进行内外部传导,外汇市场作用相对较小,而在汇改期间外汇市场作用相对显著。本研究揭示了我国与国际金融市场间压力溢出效应内外部传导渠道及其强弱特征,有利于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控能力,为金融监管相关政策提供数据支撑。     

投资者情绪的跨市场溢出效应——基于股票和商品期货网络搜索指数的研究

研究投资者情绪在股票和商品期货市场的溢出效应，对于投资者更好地理解资本市场的网络结构以及有效规避投资风险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采用百度搜索指数作为投资者情绪的代理变量，可以有效统一两个市场的衡量标准，避免了以往研究标准无法统一的问题。通过对投资者情绪的跨市场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得出以下结论：投资者情绪对跨市场的资产收益率及资产波动率均存在显著的影响；两个市场的投资者情绪存在着显著的波动溢出现象，且股价下跌后股票投资者情绪对商品期货市场的波动溢出变得更为显著。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资本市场波动溢出风险及其连通网络研究

结合全球28个股市在2003—2021年的日度数据,采用基于广义方差分解的动态波动溢出指数方法来测度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股市波动溢出风险及其连通网络的动态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基于面板中介效应模型来揭示疫情对股市波动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全球重大危机事件(金融危机、疫情危机)冲击均会加剧各国股市的极端波动风险且危机发生国成为波动溢出的主要来源;第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加剧全球股市的总体溢出水平和网络连通性水平,使得大部分国家股市面临危机发生国股市的波动溢出风险;第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沪深股市自身波动风险不大,但面临海外国家股市波动溢出风险;第四,从全球来看,总体上存在着"疫情冲击→股市波动率(波动溢出风险)→股市尾部风险"的影响路径和中介效应.     

中国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金融压力指数的分析

合理有效的金融压力指数已成为衡量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工具，有助于研究金融风险的跨市场溢出及传导。文章从我国五个金融子市场选取共计16个金融变量构建各市场金融压力指数，并采用MS-VAR模型对指数有效性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运用TVP-VAR-DY溢出指数模型，基于信息溢出的视角分析了我国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及其时变特征。结果表明，文章构建的金融压力指数总体走势符合实际，能捕捉重大压力事件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系统性影响；我国金融市场之间存在适度的相互依赖，风险流动较为顺畅，风险溢出受危机事件等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较大，其中货币市场对外溢出风险最强，股票市场被动接受风险的能力最强，不同金融发展时期风险溢出的净传递者和净接受者也不同。     

公司债市场是新常态下证券市场的风险信号标吗？——基于公司债与股票市场间风险溢出的研究

以发行债券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编制公司债指数与股票指数,据此运用Copula-CoVaR模型测度公司债与股票市场间风险溢出的方向与强度。结果发现：股票市场的风险大于公司债市场;公司债与股票市场间存在双向不对称的正向风险溢出,公司债市场对股票市场的风险溢出强度显著强于股票市场对公司债市场的风险溢出强度。经济新常态下,公司债市场成为证券市场的风险指示标,具有较强的风险信号作用。     

全球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传递网络研究

本文采用系统性风险度量新指标LASSO-ΔCoVaR,构建全样本时期及各极端时期全球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传递网络,考察全球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传递水平及结构特征,并着重对极端状态下的风险传递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无论风险输入水平还是风险输出水平,不同股市的动态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但波动幅度迥然不同,且单个股市风险输出水平的波动幅度远大于风险输入水平;第二,成熟经济体经济基本面恶化往往会增强其股市的系统性风险贡献,而新兴经济体则不同;第三,法国、荷兰、中国香港、德国和英国股市的风险溢出水平较高,同其他股市间的风险传递途径较多,是系统性风险传递网络中的核心节点;第四,我国股市与全球股市间的风险关联较弱,但我国股市潜在风险来源面广,同区域股市及金砖国家股市在我国股市与全球股市间的风险传递发挥重要作用。     

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基于信息溢出的视角

本文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测度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收益率、波动率间的信息溢出效应,分析了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黄金市场和货币市场五个金融子市场的信息溢出贡献度及其动态特征。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间存在显著信息溢出效应,并呈现出时变性和双向性特征。样本期内,存在金融市场收益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的正向净溢出,金融市场波动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则表现为负向净溢出。从数值上看,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波动率间信息溢出强于与金融市场收益率间信息溢出。各个金融子市场在方向性溢出效应中贡献率结果显示,不同时期不同金融市场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     

基于分位数因子分析方法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

尾部风险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重要导火索，而常用于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的因子分析方法一般是从均值角度进行构建。为从尾部视角构建更加及时有效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本文选取了122个申万二级行业指数的日度收益率，采用分位数因子分析方法，构造了金融市场的尾部风险因子。通过与均值风险因子进行比较发现：（1）尾部风险因子在风险事件刻画和风险预警方面均具有优势；（2）其优势在于尾部风险因子除包含水平信息以外，还具有风险信息；（3）其风险信息不仅对未来市场价格信息具有边际的预测能力，还是风险预警能力的主要来源。本文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提升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效率，为维护金融稳定提供参考。     

投资者情绪与动态波动溢出效应——基于上证50指数期现货研究

本文采用有偏项的VECM-CCC-GARCH等模型来分析投资者情绪对上证50指数期货和现货市场之间动态波动溢出效应的影响。分析发现,首先,投资者情绪高涨时期,指数现货市场交易量增加显著强于指数期货市场。其次,较高的投资者情绪对现货市场波动的影响要强于对股指期货市场波动的影响。最后,投资情绪高涨时期,期货和现货市场之间波动溢出效应显著增强,且现货向期货市场波动溢出效应显著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