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研究了社会信任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社会信任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相关关系在融资约束越强以及代理冲突更严重的企业中更显著。同时,随着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加大,社会信任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此外,社会信任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改善主要表现为降低劳动投资不足,且对雇佣不足与解雇过度两个方面都存在抑制作用。本文丰富了社会信任的经济后果和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于揭示社会信任在企业劳动投资中的作用以及提高劳动投资效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效率研究的文献综述

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的投资决策一直是经济学和金融学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从国内外研究现状着手,对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文献进行了归纳分析,发现主流研究普遍认为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即不确定性越大,企业投资效率越低,具体表现为由不确定性引起的投资不足程度更高。通过对不确定性影响投资效率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为以后相关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供应商集中度、经营风险与企业金融投资

以2011—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基于企业的三元关系探讨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金融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营风险在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金融投资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发现,三元关系中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金融投资显著正相关.在议价能力弱、市场地位低的样本中,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更显著.     

客户集中度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从企业供应链客户风险的角度,研究了大客户集中度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客户集中度高会使得企业面临大客户依赖风险,管理层决策会趋于保守进而公司投资效率降低,主要表现为投资不足的程度和概率加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公司失去大客户的风险较低(如大客户为关联企业或重复购买客户)、大客户财务困境风险较小(如上市公司客户的比例较大)或者公司自身议价能力较强(如企业在同行业中市场份额高)时,客户集中度对企业投资不足的正向影响得以缓解。我们发现上述结果并非由于大客户存在使得上市公司面临融资约束所致,反而这类企业为了规避客户集中风险,预防性地持有更多现金;此外,上述结果也并非由于企业缺乏投资机会所致,该结果无论在投资机会多或者少的样本组中均成立。本文为系统性理解大客户集中度对企业运营产生的影响提供了启示。     

供应商集中度影响管理层业绩预告行为吗？——基于业绩预告精确性及其预告态度的视角

基于中国企业间关系信任的历史禀赋与现实情境,以2010-2017年A股公司业绩预告为样本,考察供应商集中度对业绩预告精确性与预告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越高,管理层业绩预告的精确性越低,预告态度也越倾向乐观。进一步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对业绩预告的精确性负向影响在业绩预告修正情况下作用更明显,在业绩预告未修正时企业更倾向于乐观的业绩预告;同时企业在自愿披露业绩预告情况下,供应商集中度对业绩预告精确性的反向作用更为显著,企业越倾向于披露乐观的业绩预告。以上研究为理解外部利益相关者与企业未来盈利预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丰富和拓展了供应商关系型交易影响企业信息披露策略选择的研究。     

大客户提升抑或降低了公司供应链透明度?——基于供应商名称信息披露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利用我国上市公司对于前5名供应商名称和采购额信息的自愿披露这一数据,本文研究了大客户对于上市公司供应链透明度的影响,即具体考察客户集中度是提升抑或降低了上市公司对于其主要供应商名称信息的自愿披露。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客户会提升上市公司的供应链透明度,即客户集中度越高,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其主要供应商名称信息的可能性越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关系专有化投资越多的公司、供应商集中度越低的公司、处于重污染行业的公司,上述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增强。本文的研究不仅在供应链信息自愿披露与客户集中度的经济后果两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而且对于推动我国企业构建可持续供应链,进而提升我国全球竞争力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供应链关系与银行借款——基于供应商/客户集中度的分析

本文以我国2007-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供应链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对于企业银行借款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供应商/客户集中度越高,企业的银行借款能力越强。具体表现为,当企业向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比例或向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比例较高时,其所获得的全部银行借款、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规模都会更大。进一步,本文发现,供应商/客户集中给企业带来的借款优势在其议价能力较高时表现的更为突出。但议价能力的这种调节效应,主要表现在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全部银行借款和短期借款的影响中。本文结论说明,企业的供应链关系是银行在授信决策过程中予以考量的重要因素。     

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会导致投资不足吗

本文以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作为切入点,研究了公司金融化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总体上公司购买理财产品越多,投资效率越低,主要体现为投资不足的程度越高。在此基础上,如果公司当年购买了非银行理财产品,则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的研究中,本文还检验了融资约束和微观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对购买理财产品与投资不足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我们发现融资约束越强,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对投资不足的影响越大;微观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越大,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对投资不足的影响越大。     

信贷供给周期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兼论宏观经济不确定条件下的异质性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研究了信贷供给周期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且探讨了这种影响在不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异质性及其传导机制。结果发现,信贷供给增加会降低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即信贷扩张降低了投资效率。从原因上看,信贷扩张降低了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并且在更高程度上强化了大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水平。进一步地,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信贷供给增加对投资效率的负面影响较小。从传导渠道上看,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信贷供给增加会使增长机会较多的企业获得更多贷款,并且使企业的投资意愿上升。本文揭示了中国信贷供给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对于新常态下如何更好地进行总需求管理具有一定的启示。     

供应商-客户关系与审计师选择

采用2002-200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检验了供应商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对公司审计师聘用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对于非国有公司来说,供应商集中度或客户集中度越高,公司聘用大所进行审计的概率越低。对于国有公司来说,随着供应商集中度或客户集中度的上升,公司聘用大所进行审计的概率先逐渐下降,但随后又逐渐上升,呈现出U型关系;但是,这种U型关系只在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存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会通过聘用高质量的审计师向供应商或客户发送信号,换言之,审计信号理论对于投资者之外的利益相关者也是适用的。     

不确定性、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

文章在考察环境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股权激励计划对这一相关关系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结果发现: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投资效率,导致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而股权激励措施对不确定环境引起的管理者非效率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制度有助于减少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代理矛盾,抑制过度投资,也有助于降低企业管理者风险的厌恶程度,缓解投资不足。     

机构投资者参与提高公司投资效率了吗?

通过分析机构投资者参与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我国上市公司总体上普遍存在着非效率投资现象,即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机构投资者参与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减少了企业的过度投资或投资水平不足;(2)相对于国有企业,机构投资者参与对民营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影响更显著,即民营企业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程度越低;(3)相对于中央国有企业,机构投资者参与对地方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影响更显著,即地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程度越低。通过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参与带来企业内部第一类、第二类代理成本的降低和融资约束的缓解,促进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是企业投资效率得以提高的重要原因。     

雇佣保护影响企业并购决策吗？

以2004-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Fraser Institute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研究雇佣保护对企业并购决策和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雇佣保护程度越高,企业并购可能性和并购规模越小,且这一关系在劳动密集度较高、受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中更强,表明雇佣保护通过降低并购整合收益和限制并购融资能力两种机制对企业并购决策产生影响。通过考察并购经济后果,发现严格的雇佣保护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并购利得的实现,进一步佐证了主要研究发现。     

客户集中度影响企业的金融投资吗?

近年来,实体企业金融化问题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10-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客户集中度是否会影响企业的金融投资水平。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越高的公司,金融投资水平越高。这样的关系在企业议价能力弱、客户稳定程度高、企业对客户是专用性投资以及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时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微观视角分析了企业金融化的动因,同时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更好地理解新兴市场中供应链关系如何影响企业行为带来一定启示。     

增值税非税收中性?——基于可抵扣范围与税负转嫁能力的分析框架

本文利用我国2003-2016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可低扣范围与税负转嫁能力对增值税税收中性的影响。检验发现,可抵扣范围越小,增值税实际税负越高;企业面临的客户压力和供应商制约程度越高,企业税负转嫁能力越低,从而增值税实际税负越高。由此可见,宏观层面可抵扣范围的税制设计限定了企业的理论增值税税负,而微观层面企业与客户和供应商的税负转嫁博弈进一步造成了增值税并非中性的现实。同时,本文以营改增为政策场景,采用双重差分法进一步检验营改增对服务业企业税负的影响,发现营改增后服务业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整体没有显著增加,但可抵扣范围较小的服务业企业税负却上升,其中对客户依赖程度较高的服务业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更高,而供应商制约并没有显著影响服务业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本文的发现为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影响因素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思路,并对当前增值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起到了参考作用。     

财务舞弊、供应链集中度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企业商业信用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融资渠道,以我国证券市场2007至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系统地检验了财务舞弊如何作用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行为,并分别检验了客户(买方)与供应商(卖方)集中度对企业财务舞弊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关系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被查处存在财务舞弊的企业,其商业信用融资额下降的可能性更大,并且这一监管处罚行为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变化额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2)上述理论关系只在客户(买方)集中度较高或供应商(卖方)集中度较高的情形下存在;(3)内部控制以及分析师关注是缓解企业财务舞弊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负相关关系的重要机制.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财务舞弊披露的信号机制能够促使供应商与客户合理地判断舞弊企业的信用风险,从而适时地减少商业信用供给以缓解各自的营运风险,但这一经济决策受到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本研究丰富和拓展了企业财务舞弊经济后果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机制研究,为供应链参与企业“共同治理”提供了崭新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人力资本升级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是否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基于2013-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员工雇佣数据,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并分析其作用渠道。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的占比,即优化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且该效应在低融资约束企业、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东部地区更为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证实,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扩大了企业经营规模,进而促使企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经营效率,同时增加了高管和普通员工的工资。上述结论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技能偏向性特征,有助于企业劳动力结构转型升级。本文研究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深入理解企业劳动力结构升级变化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劳动投资效率、企业性质与资产收益率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的劳动投资效率对企业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劳动投资效率高的公司,其股票收益率显著高于劳动投资效率低的公司。FamaMac Beth回归显示,劳动投资效率作为风险因子显著地影响股票收益率。第二、劳动投资效率与股票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且民营企业尤为明显。第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上升显著地提升了股票收益率。最后,为了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劳动合同法作为工具变量,发现结论依然不变。整体上,本文从新的角度对资产定价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并给监管部门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参考,即在提高就业率的同时,要兼顾微观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才能更好地优化就业资源配置。     

环境规制、政治关联与投资效率

以"十五"到"十二五"期间的工业企业上市公司为总体研究样本,从环境规制视角,考察政治关联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尽管环境规制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而对于受环境规制越严格的企业而言,政治关联则越有助于抑制其投资过度和减少投资不足,从而提高投资效率。但政治关联的这种作用机理在环境规制较弱的"十五"期间没能发挥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受环境规制越严格的国有企业,在投资过度方面有抑制作用,而对非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但无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均有助于减少其投资不足程度,表明政治关联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投资影响作用机理有所不同。     

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股票投资回报与对冲策略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探究了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对上市公司未来股票投资回报的影响,通过检验2009-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发现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越高,上市公司未来股票投资回报越高。进一步探究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高的企业,未来的公司业绩越好、内控质量越高、代理成本越低,即提高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利用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构建了一个对冲策略,即买入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高的公司,卖出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低的公司,结果显示该对冲策略在短期与长期都可以获得显著为正的股票投资超额回报。这说明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并没有完全理解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集中度所包含的信息。后续检验中,我们还发现最终控制人间接控制的公司比直接控制的公司对冲策略的有效性更强,信息透明度低的公司比信息透明度高的公司对冲策略的有效性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