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债务率、私人部门跨境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基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证检验

全球金融危机后大部分国家的公共部门债务规模大幅扩张，同时金融抑制程度有所反弹。本文以金融资产利率管制指数来衡量一国金融抑制程度，通过使用交叉项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1990—2019年间55个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私人部门跨境资本流入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存在政府债务率门槛效应，即当债务率偏高时资本流入的积极效果将会减弱。作用机制在于，政府债务率偏高会推高国内金融抑制程度，而金融抑制会削弱跨境资本流入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果。上述发现凸显了我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与传导机制对于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积极意义。     

地方政府债务对资源空间配置优化的影响研究

在"双循环"经济发展导向下,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有效路径.本文利用2010-2018年中国省级层面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债务显著加剧了资本错配,但是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不显著.分地区的回归结果显示出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提升抑制了劳动力资源的空间错配,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提升则加剧了资本要素的空间错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资本配置过度地区,地方政府债务加剧了资本错配程度,在资本配置不足地区,地方政府债务抑制了资本错配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促进要素合理空间分布和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和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县域空间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现有研究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我国2014—2021年1578个县域样本空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乡村产业兴旺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具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资本传导效应、技术传导效应和劳动力传导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处于第一门槛值下方（DIF≤0.186）时，对乡村产业兴旺影响呈现“弱显著”；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跨过第一门槛值，处于第二门槛值下方（0.1860.867）时，对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相较第一、第二门槛之间的影响有较大程度的下降，表明空间溢出作用开始通过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传导机制辐射周边地区，对本地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边际效应递减。     

多元城镇化、门槛效应与房地产库存：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

基于我国房地产和城镇化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考量多元城镇化、门槛效应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对房地产库存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资本城镇化对房地产库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城镇化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随着技术城镇化跨越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门槛值,其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由显著到不显著再到非常显著,由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影响系数的绝对值也转变为较大.     

利率变动对我国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影响——基于非线性ST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STR模型，对1982—2010年我国存款利率变动与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当存款利率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时（6％以下），STR模型中的非线性特征不明显。人均GDP增长为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增长提供了动力，存款余额增加对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增加有抑制作用。当存款利率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时（超过6％），STR模型的非线性特征趋向显著，人均GDP增加对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增长的减弱，存款余额对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产生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的同时，取代人均GDP成为了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     

政府行政成本提升政府绩效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2010—2015年省级政府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2010-2015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利用门槛效应面板模型研究政府行政成本对政府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政府行政成本过低会制约政府绩效的提升,当处于58.69~64.78的合理区间时,行政成本与政府绩效间呈正相关关系,随着政府行政成本的增加,政府绩效会上升.而当超过第二门槛值64.78时,政府行政成本与政府绩效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随着行政成本扩大至第三门槛值70.21时,行政成本对政府绩效提升的负向作用达到最大.     

土地财政抑制了企业创新吗?——基于信贷错配视角的分析

基于一般均衡框架,考量房价、土地财政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存在摩擦时,土地作为重要的抵押资产,房价波动和土地财政会扭曲创新资源的配置,在短期和长期对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短期房价上升通过土地财政推动政府支出增加和总产出扩张,同时带动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当面临新的投资机会时,企业可以通过出售房产,缓解流动性约束。但在长期,土地财政引致的政府债务挤出了企业信贷,部门间信贷错配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同时高房价会导致企业转移部分资源投资房产,部门内资源错配进一步抑制了企业创新,从而降低了长期经济增长率,政府增加土地供给,则会弱化政府债务对企业创新要素的挤出效应。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分析——兼论分税制改革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

本文利用1979-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将我国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考察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把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占GDP的比例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对三大地区人均GDP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在我国同样成立；但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均不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停留在增加资本积累上，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不大；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将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     

黄河流域生态资本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依据新发展理念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以黄河流域2000-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生态资本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生态资本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呈显著的正向关系,生态资本显著带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森林覆盖率的贡献率最大;生态资本主要通过提高人均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以及降低单位GDP能耗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生态资本的门槛效应显著,越过双重门槛值-0.200后,生态资本正外部性作用呈逐步减弱态势。应充分认识到生态资本价值及对黄河流域生态资本投资的必要性,将生态保护真正融入现代化经济建设,通过孕育高质量人力资本与高效劳动生产率、降低能耗等路径助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北大核心

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行业是逆向技术溢出的主要来源。以中国2003~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实证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强度、政府支持研发力度、对外开放水平在达到门槛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显著增强;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在越过第二门槛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仍显著抑制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但抑制作用有所减弱;当与东道国技术差距较大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水平在低于门槛值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调节作用不明显,达到门槛值后,负向调节作用显著增强。因此,中国应在持续优化OFDI产业选择与区位布局、提高先进技术吸收能力的同时,不断改善国内研发投入结构和财政科技拨款结构,推动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金融发展规模、门槛效应与房地产库存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4-2017年我国金融发展规模和房地产库存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基准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考量金融发展规模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机构存款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出抑制作用,全国和中部地区表现出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显著.金融机构贷款对房地产库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股票市价总值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随着人均GDP跨过门槛值,股票市价总值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由抑制作用转化成促进作用.此外,上市公司数量对房地产库存的影响在全国、中部地区表现出促进作用,且中部地区显著.市场化指数在基准面板模型中表现出抑制作用且不显著,但在门槛面板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房地产库存表现出促进作用,但不显著.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分析——兼论分税制改革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

本文利用1979～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将我国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考察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把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占GDP的比例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对三大地区人均GDP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在我国同样成立;但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均不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停留在增加资本积累上,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不大;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将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     

多层次资本市场中的地方金融市场

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必要性 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综观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存在三大结构性失衡。 ——资金相对充裕,银行存差和外汇储备逐年增加,而资本市场规模小,发展滞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值都超过或达到了GDP值。而我国,股市市值只有GDP的45％左右,扣除2/3左右的非流通股,流通市值实际只占GDP的15％左右。     

金融错配、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

当前金融错配显著存在于我国金融市场运行中,金融错配模糊了债务融资的市场治理结构属性,从而扭曲了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选取2009-2013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金融错配的存在性以及金融错配对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关系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金融错配对上市公司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的关系的影响呈现所有制上的差异性。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的金融错配问题,引发其资产专用性治理结构属性变迁,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正相关;民营上市公司不存在金融错配问题,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负相关。     

数字化能否改善创新要素错配?--基于创新要素区际流动视角

在当前建设“数字中国”与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创新要素区际流动视角实证考察了数字化对创新要素错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化能够显著降低创新要素错配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通过促进研发资本流动来缓解创新要素错配,但基于研发人员流动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数字化对于创新要素错配的改善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其有效缓解了东部地区和配置过度地区的错配程度,而对中西部地区和配置不足地区的作用尚未充分展现。本文结论为新发展格局下以数字化为抓手促进我国创新资源合理配置、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     

协调发展

据专家分析，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投资、出口、工业和金融等指标增速均为近年来最高。去年，我国GDP增长9．1％，创下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人均GDP也首次迈过1000美元的重要门槛。     

全国人大代表孙工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经济金融良性互动

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制约了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即使在江苏这样经济发达的省份（人均GDP为3000美元）同样也存在南北发展差异大、不平衡的问题，苏北有些地市人均GDP还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备受关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指出：要继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基于政府债务视角的地方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展迅速,地方政府债券受到各地追捧,本文就这一现象带来的后果进行深入分析,从政府债务从手探讨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本文以全国30个省（不包括西藏）作为研究对象,收集其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人均GDP增长率、政府负债余额、固定资产投资额、进出口总额、人均GDP等指标的数值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债务与地方经济发展呈倒“U”型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城市创新吗?——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2011-2016年248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市级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市创新之间的空间关系和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溢出效应也带动了周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当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市创新影响的边际收益增加,在考虑区域差异性后该门槛特征仍然存在。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创新环境,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梅特卡夫法则”效应。     

股价崩盘风险、杠杆转移和金融错配

伴随着资本市场发展日臻完善，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之间替代性逐渐加强，如何优化债务结构，有效、稳健地去杠杆，成为防范金融风险、改善金融错配亟需解决的问题。以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2003～2020年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股价崩盘风险指标，分析股价崩盘风险、杠杆转移和金融错配之间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股价长期稳定和长期剧烈波动均并不利于企业债务融资和资源配置效率，适当的股价波动能够缓解企业所受到的融资约束；无论是考虑股价崩盘风险，抑或是股权所有制、企业规模的异质性，适当地提高杠杆率有助于缓解金融错配程度；杠杆向低股价崩盘风险、低杠杆率企业转移能够有效改善金融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