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竞争背景下定向降准政策的“普惠”效应——基于A股和新三板三农、小微企业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A股和新三板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倍差法(DID)检验定向降准货币政策的实施是否对农业和小微企业等所谓“弱势部门”的信贷资源产生了作用,从而实现政策的“普惠”效应。同时基于定向降准政策的影响机制,本文将基于时间维度和区域维度的银行竞争引入实证模型,进一步探讨了银行竞争对定向降准政策“普惠”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我国定向降准政策可以促进农业企业和小微企业获取信贷资源,发挥了普惠效应;其次,银行竞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定向降准政策的“普惠”效应表现出正向调节作用,具体来说,时间维度的银行竞争对定向降准政策的“普惠”效应的影响较为明显,区域维度的银行竞争没有调节作用。     

对“定向降准”政策效应的调研与思考

本文通过对天津市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定向降准”1政策的执行情况的调研,分析了政策在引导金融机构增加“三农”和小微企业信贷投入方面的政策效应.为进一步发挥“定向降准”促进结构调整、支持实体经济的导向作用,在政策“设计”层面上提出了一些需要完善和调整的建议.     

银行业竞争、创新资源配置和企业创新产出——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城市级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企业专利数据,实证分析银行业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产出,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尤为显著。进一步地,本文基于资源配置角度,从新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双重视角探讨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途径。检验发现,银行业竞争提高条件下,更多的高效率企业进入创新部门,更多的高效率在位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且上述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检验结果显示,银行业竞争能提高银行对高效率企业的信贷支持,优化企业之间创新资源配置,并通过引导高效率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而推动整体层面的创新产出。本文拓展了银行业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微观影响研究,为制定基于创新驱动的金融发展政策提供新思路。     

定向降准与企业融资约束 ——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我国央行实施定向降准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法对定向降准的实施效果以及可能的传导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整体效果来看,定向降准政策实施后,所有样本企业的融资约束均有所缓解,且农业企业的改善程度比非农业企业更加显著。第二,从传导机制来看,定向降准政策可通过增加企业信贷可得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改善银企信息壁垒等渠道,显著提高农业企业的信贷规模并降低其融资成本。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定向降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引导金融机构将新增流动性优先投向农业企业等受支持对象,实现了预期政策目标。为进一步增强定向降准的政策效应,建议优化正向激励与负向约束相结合的考核机制,对已享受定向降准政策的金融机构进行定期考核,确保定向降准释放资金精确流向受支持行业和领域,同时采取配套措施助力企业减负降本、打破银企信息壁垒,提升涉农信贷市场的运作效率。     

区域创新政策对微观主体创新行为的影响 ——基于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研究

以是否获批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单位为基本条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进行“准自然实验”,研究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及其作用机理。结果发现：创新型城市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积极推动辖区内的企业创新活动;并且其主要通过增强企业集聚度、提高金融中介机构服务强度与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外商投资等途径对企业创新活动起到激励与保障作用。非试点城市应该借鉴这些先行经验,并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推出系列政策以促进企业创新。     

银行数字化转型驱动下定向降准政策的传导效率——基于银行规模异质性的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银行规模异质性,将定向降准政策和银行数字化转型引入两阶段银行信贷配置优化模型,选取2011—2018年中国商业银行微观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了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定向降准政策传导效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定向降准政策可以有效促进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小微贷款余额的增加,但定向降准政策对小微贷款余额占比提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大型银行层面;银行数字化转型显著强化了定向降准政策在大型银行层面的传导效率,但对定向降准政策在中小银行层面的传导效率影响较弱。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优化定向降准政策的考核规则,以及促进银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存款准备金率与中小企业贷款成本——基于某地级市中小企业信贷数据的实证研究

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会直接影响企业的贷款成本,也可能引起不同类型贷款成本反应的横截面差异。本文利用我国某地级市中小企业贷款数据实证检验了存款准备金率变动对中小企业贷款成本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显著提高了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且银行特征、企业特征和贷款特征是影响贷款成本对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异质性反应的重要因素:(1)相较于国有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的贷款利率影响更大;(2)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小型企业、低信用等级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影响更大;(3)贷款类型方面,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短期贷款、小额贷款和流动资金类贷款的贷款利率影响更大。本文研究为存款准备金率政策传导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我国差异化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定向降准”等货币政策提供了经验支持。     

银行竞争、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当前,我国正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立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是其两大关键保障.本文基于2009—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银行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分析了这种影响是否受制于当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研究发现:(1)银行竞争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银行竞争对不同技术含量的专利产出影响不同,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影响更小;(3)银行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有两种,缓解外部融资约束和降低融资成本;(4)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高的省份,银行竞争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本文拓展了银行业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微观影响研究,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银行业结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制定基于创新驱动的金融发展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供了新思路.     

促进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取向

扶持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是金融危机后世界财税政策变动的新方向。本文基于生命周期视角,在分析创新型中小企业各阶段特点及其所面临创新驱动障碍的基础上,对现行促进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进行梳理、评价,并从弥合企业生命周期的需要出发,提出促进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未来税收政策设计。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补助与中小企业创新

在国家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战略导向，谋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作用效果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4-2020年在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与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效用及政府补助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增加中小企业对创新的投入，且相比较而言在高科技行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东中部地区促进效果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但只在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中发挥中介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中，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定向降准、贷款可得性与小微企业商业信用——基于断点回归的经验证据

小微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长期面临融资约束问题,使其不得不诉诸非正式制度(如商业信用)来缓解融资困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支持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完善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其中,实施“精准滴灌”式的货币政策,对小微企业成长尤为重要,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央行的定向降准政策激励银行向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有利于疏通小微企业通过正式制度(如银行贷款)进行融资的渠道。本文基于定向降准这一自然实验,采用断点回归设计,评估贷款可得性对小微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正式制度对于非正式制度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即小微企业贷款可得性上升以后,对商业信用的需求显著下降。第二,不同的模型设定与稳健性检验,均得到一致的结论。第三,贷款可得性提高对小微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因企业异质性而有所差异。本文研究为银行贷款与商业信用之间的替代关系提供了来自中国小微企业的证据,有助于理解定向降准政策对小微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为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减税能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北大核心CSSCI

中国经济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减税能否促进企业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基于这一背景,本文利用2002年实施的企业所得税分享改革准自然实验,采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断点回归模型考察了减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且税负下降越多的企业,其创新产出越多。核算表明,税率每下降1%,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约增加0.783件。在影响机制方面,实证结果发现,减税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为理解税负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实证支持,也为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定向降准与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叠加"普惠"效应——基于2012-2016年全国企业调查数据

本文从普惠金融资金供给端和需求端出发,分别阐释了定向降准政策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影响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2-2016年全国企业调查数据,采用三重差分法检验定向降准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同时实施时对小微企业获取信贷资源产生的引导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企业属性对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实施效果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定向降准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配套实施能够产生"1+1＞2"的叠加"普惠"效应,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显著增加、信贷融资成本显著降低,但是负债结构合理性没有显著提高.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实施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有利于减弱"信贷歧视",从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此外,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政策调控效果更佳.     

美国中小企业创新政策分析及启示

美国政府通过为中小小企业提供需求、供给和环境类的支持政策,有效地促进了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发展。本文通过对美国三类创新政策的概述,简要勾勒除了美国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政策体系,为我国政府构建中小企业创新体系提供了建议。     

资本约束背景下定向降准对企业信贷的定向引导效果

2017年,央行将普惠金融和定向降准相结合,定向降准能否精准引流决定着政策的成败。基于上市公司2011年至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定向降准是否能够实现其政策目标,定向向三农和小微企业引导信贷资源,并用三重差分法引入资本约束这一调节变量,检验资本约束的增强是否对定向降准的实施效果有影响。结果表明:定向降准能够达到政策目标,增加三农和小微企业可获得的信贷资源,此外资本约束对定向降准的实施效果无显著影响。     

最低工资与企业创新

本文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通过相邻样本分析、双重差分策略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基本稳健。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物质资本,降低了低技能工人就业,提高了高技能工人就业,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优化,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了硬件和软件条件。企业实现创新的方式有自创和引进技术两种,最低工资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以及高市场化地区企业的创新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政策具有促进企业创新升级的作用,这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定向降准：认真落实“最后一公里”

“定向降准”是今年政府提出用来调整经济结构的新政策手段，是指央行对符合其一定政策要求的商业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充足的流动性支持。     

最低工资与企业创新

本文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通过相邻样本分析、双重差分策略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基本稳健。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物质资本,降低了低技能工人就业,提高了高技能工人就业,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优化,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了硬件和软件条件。企业实现创新的方式有自创和引进技术两种,最低工资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以及高市场化地区企业的创新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政策具有促进企业创新升级的作用,这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小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创业板企业的证据

中小企业创新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2012-2018年创业板上市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层面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深入分析该影响在不同特征样本间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中小企业创新,且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激励中小企业创新。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中小企业中更加明显。     

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两高”行业发展了吗？——基于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视角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政策研究对象，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两高”行业企业融资和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两高”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两高”企业的债务融资，尤其是中长期债务融资；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发挥激励约束作用，有效促进了“两高”企业创新，使得创新成果显著增加；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不同“两高”企业间存在差异，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评级较低企业形成更强的融资约束，对非国有企业、评级较高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