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养老保险与我国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社会养老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和风险金融资产比重,边际效应分别达到25%和22%左右。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家庭的经济水平、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主观投资风险偏好态度等因素后依旧稳健,一个解释是社会养老保险能有效地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进一步分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子样本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在农村很小且统计不显著,这说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障水平和拉动金融消费的作用仍有待提高。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

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断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对中国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配置规模,其中金融知识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互联网参与程度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凸显。因此,应当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不断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降低金融投资风险,通过提高中国家庭的互联网参与程度等来优化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结构。     

保险公司发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市场环境分析——以湖南省为例

目前我国人口结构已步入老龄化,高龄老人比重增加,空巢化、家庭结构小型化等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养老压力.基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层次较低,养老服务的供给与养老需求不匹配.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由金融机构开发经营的创新型金融产品,有利于家庭资产的优化配置,提高养老金的保障水平,本文结合湖南省人口、住房自有率、养老意愿等条件对保险公司开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市场环境进行调查与分析.     

社会保险、风险态度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基于2019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社会保险变量后，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究了社会保险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之间的关系，并采用工具变量克服基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地，基于KHB方法检验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拥有较多种类的社会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和风险金融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针对职工群体的社会保险险种相比针对普通居民群体的险种更能促进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相比城市居民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社会保险对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居民影响更显著；社会保险水平提升会使居民更为偏好风险，进而促进其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此外，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险和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水平低于正式就业群体。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社会互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社会互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适当增强社会互动会促进家庭更多地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增加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提高金融资产的分散化程度,优化资产的配置效率。但当社会互动达到一定程度后,过度的社会互动则会抑制家庭参与风险市场,减少风险资产的投资比重,降低金融资产的分散化程度以及资产配置的有效性。因此,家庭需要建立适度而高质量的社会互动,这有助于家庭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从女性赋权角度出发,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讨家庭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较为单一。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越高,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越低,持有正规金融市场的资产比例越小。异质性分析表明缺乏金融素养的女性决策者,家庭金融配置单一问题更严重。机制分析表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通过改变家庭金融排斥程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鉴于此,需要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丰富金融产品种类,以提升女性金融素养、缓解家庭金融排斥,进而丰富家庭金融配置类型,降低家庭财务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城镇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运用Probit、T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分别使用主客观金融素养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养老保险参与存在直接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的主客观金融素养水平来提升家庭养老保险参与的可能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能够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且西部地区最为显著;客观金融素养的中介效应占比大于主观金融素养。基于此,西部地区应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升居民金融知识普及和关注程度,以更好地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发展,满足居民的养老保障需求。     

健康与养老财务计划——基于金融资产配置的自主养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健康对养老财务计划的影响效应以及养老财务计划对现实经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会显著提高养老财务计划概率;计划成本下降可以解释该正向影响,并体现在健康提高个体对经济金融信息的关注以及健康对不同类型养老经济来源计划具有差异影响两个方面;制定养老财务计划会提高个体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以及储蓄积累水平。     

金融素养对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5年的微观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整体较低,且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十分显著;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程度极低,并已成为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最突出的问题;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水平在金融素养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的影响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以上研究结论,对提高我国居民家庭对金融素养重要性的认识以及优化家庭金融资产结构、促进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提升家庭金融福利具有一定的启示。     

住房预期收益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基于CHFS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住房预期收益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建立两期模型考察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较高的住房预期收益提高家庭的房产比重,进而对风险资产配置产生挤出效果。较高的房产比重和风险偏好会放大高住房预期收益对风险资产配置的挤出效果,而较高的金融可得性则缓解这种挤出效应。住房预期收益对无房家庭、一套房家庭和无房贷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的挤出效应超过有房家庭、多套房家庭和有房贷家庭。     

当前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特征及其优化路径

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尽可能地提升资产价值进而提高生活质量,是现代家庭不得不直面和重视的问题.本文试图认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特点,在了解各类人群金融投资需求并剖析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路径选择,意义在于不仅可以认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特点,也可以在完善我国居民资产选择行为理论的同时,为金融投资工具创新指明方向,并为政府和金融中介引导居民进行合理的投资提供一定的建议.     

房产货币化对城乡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房产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货币化趋势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将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Chetty和Szeidl（2017）的两期跨期资产决策模型和2017年CHFS调查数据研究了城乡居民房产货币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产货币化对城市和农村地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均产生正向影响,不仅会提高家庭参与金融资产投资的比例,而且还会提升风险资产的参与率,即房产货币化的财富效应大于挤出效应,但房产货币化的财富效应会随着房产数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小。相比农村地区而言,房产货币化对城市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参与率的正向影响更大,房产数量增加对城市房产货币化财富效应的影响作用也更高。     

我国开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分析

随着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群对养老保障的需求急剧膨胀。与老龄化社会需求趋势不相适应的是我国社会养老体系尚不健全,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通过释放自有住房资产中的现金流为老年人实现自我养老另辟蹊径。本文分别从必要条件及可行条件对我国开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经济社会条件进行分析。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社会养老保障不充分、老年人自身储备不足与养老需求不匹配,开发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对于实现家庭资产优化配置,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弥补养老资金不足十分必要;另一方面自有住房资产拥有率较高和房地产市场的基本稳定的发展态势,保险公司养老产品创新意愿及资金与人才的优势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发展提供可行的条件。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为老年群体提供养老经济来源,缓解家庭的养老压力,减轻政府财务负担,也能促进保险、金融、房地产等多行业的共同发展。     

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宏观事实与微观机制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不仅能够通过“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也能通过金融资产需求作用于金融结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首先,本文基于宏观数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伴随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金融结构更偏向间接融资,且以金融行为来衡量的风险偏好程度显著下降;其次,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微观主体对金融资产需求的角度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金融结构的影响机制,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风险资产参与行为及风险态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老年人口占比越高,家庭参与股票或基金投资意愿及比重越低;对于已持有风险资产的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比重会降低。此外,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风险态度,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升会显著降低风险偏好程度,这是其影响家庭风险资产参与行为的重要渠道。     

社会养老保险“多轨制”与家庭股票市场参与

依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考量社会养老保险“多轨制”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养老保险“多轨制”通过缓解收入风险、健康风险与风险厌恶程度等,影响家庭股票市场参与;家庭净资产水平和信任水平异质性,影响家庭股票市场参与差异。其中,参加企职保或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促进家庭股票市场参与显著,参加城乡居保影响不显著。鉴于此,应进一步整合社会养老保险“多轨制”,提高城乡居保的养老保障水平,充分发挥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促进作用。     

保险需求会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吗？——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证据

配置风险金融资产和购买保险作为家庭理财和规避风险的两种形式,对于提高家庭的财富水平和提升家庭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决策除了受到外部环境的变化影响外,是否也会受到家庭保险需求的影响？为检验保险需求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建立包含保险需求和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理论模型,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使用CRITIC法构建保险需求指数,分析保险需求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保险需求与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概率和投资份额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且这一作用在保险收益较少的家庭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缴费金额的增加均显著提高了风险金融资产的参与概率和比重,但商业保险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对社会医疗保险敏感性不高;保险需求的变化对农村居民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影响更大。结合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城市居民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行为分析——以厦门市为例

文章基于厦门市居民问卷调查数据,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和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居民家庭决策者的学历水平、职业、投资经验、家庭收入水平、风险偏好、社会养老保险及房产持有对居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市场起到正向作用,而家庭决策者的年龄对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不具有线性关系,最后提出增进理财能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金融产品创新等相关建议。     

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家庭成员参加养老保险情况和家庭资产配置三者之间的关系有重要意义。通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数据,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对家庭成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情况的影响,以及二者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越高,家庭成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越高,该效应城市高于农村;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越高,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越低;养老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家庭收入较低时,替代效应较大。     

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现状及优化对策研究北大核心SSCI

本文分析了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现状与结构,研究表明,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与个人生命周期、收入状况和受教育水平有密切联系。结合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理财期望和美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现状,我们认为:居民应当结合自身的生命周期阶段、收入情况、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金融产品配置家庭金融资产。政府应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创新,丰富我国金融产品类型。     

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简述了我国家庭金融的发展概况以及家庭金融风险资产的"有限参与之谜",运用中国金融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家庭资产选择的特征,并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因素。本文研究发现,我国居民非金融资产持有率远高于金融资产,房产是居民持有率最高的非金融资产,资产配置不平衡,房产持有和社会保险都对居民参与股票市场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