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本文选取中部六省2005-2017年的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并对该路径下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门槛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①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存在通过投资结构、消费结构、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部分中介效应;②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单门槛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变大;③利用外资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均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要不断加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助推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本文先分析了环境规制如何通过中间变量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然后通过2000～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VAR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方差分析等方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消费结构、投资结构、技术进步以及FDI都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规制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与产业结构升级互为格兰杰原因。我国应继续实施环境规制并且合理制定环境规制强度,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共赢"。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地区碳绩效的影响——基于链式中介效应的检验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碳排放权交易作为我国重要的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在提升地区碳绩效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此,运用我国30个省份2001—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我国的碳交易政策对地区碳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采用链式中介效应模型,解析碳交易政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可通过减少碳排放量、促进技术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改善碳绩效,并且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碳排放量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可以减少碳排放量,但是技术创新对降低碳排放量的作用并不明显。因而应当对各区域碳配额进行协调管理,并且严格控制核证自愿减排量的交易占比。     

北京市利用FDI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北京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通过提供资本、产业转移和技术溢出等途径进行的。但还存在一些制约北京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和问题,为提高利用FD I的质量,提升北京市产业结构水平,应着力改善投资环境、优化投资结构、创新引资方式和手段、完善公平竞争机制、扩大本土企业与外企的合作交流。     

青海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支持

经济发展包含着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没有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就谈不上经济发展。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通过储蓄供给、投资需求、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以及宏观政策的运用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影响，进而推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人民币国际化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文从人民币跨境贸易与投资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主要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FDI以及人民币ODI三种途径助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最后,本文提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便更好地发挥其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用的相应对策。     

环境规制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变化——基于DEA多重分解的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国际投资环境不容乐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必要举措。本文探索环境规制下我国FDI变化的影响因素,通过FDI的子向量距离函数定义“环境规制生产技术”和“非环境规制生产技术”,以此构造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测度中国30个省份1999-2015年的环境规制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对实际FDI的变化进行分解。本文的主要结论有:2001年后,中国各省份的环境规制成本呈现整体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果最为明显;环境规制下,中国各省份的实际FDI增速先加快后减缓,2015年之前,第二产业对FDI的吸引力最强,2014年开始,第三产业对FDI的吸引显著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显成效,促进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反事实检验显示导致各个时期FDI变化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对FDI分布的影响显著增强。     

OFDI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0-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量OFDI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结果显示：OFDI对第一产业影响显著为负,对第二、三产业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OFDI能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同时,OFDI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显著为负,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显著为正,表明OFDI能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鉴此,要顺应OFDI新变化,发挥政府政策引导作用,通过政策引导企业更加合理、有效地进行对外投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总体效应分析

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总体效应,能够有效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基于此,本文将首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含义进行简单介绍,其次,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总体效应进行分析,其中主要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指标影响、对我国产业劳动类型的影响、对我国产业投资类型的影响三个方面.最后,对在外商直接投资条件下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启示进行研究.     

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一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亟须加快步伐。研究数字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途径与应有之义。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不同维度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同时针对实证结果提出对策建议,以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我国环境规制现状及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

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制约当前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重要因素。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资源与环境的关系,走出一条兼顾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文章利用2000到2012年的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使用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我国环境规制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环境规制并不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而是通过费用型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投资型环境规制拉动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环保企业投资

本文以2010—2017年80家上市环保企业为样本,使用系统GMM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和绿色金融发展对环保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企业投资项目的长期性使其需要绿色金融的资金支持,环境规制促进专门从事防污治污的环保企业成立,环境规制在绿色金融对环保企业投资的支持中主要起到规范和促进作用;环境规制水平越低,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和环境破坏程度越严重,政府和金融部门在事后治理中对环保产业的投入越多,环保企业投资越大。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2012—2020年先进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面板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同时检验不同研发投入水平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结果显示：环境规制通过成本遵循和创新补偿两个渠道对先进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绿色产品创新产生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在环境规制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较高研发投入水平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自2000年中国和东盟领导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以来,双方全面区域经济合作的框架不断完善,尤其是《投资协议》的签署,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规模逐步扩大、领域逐步拓宽、投资增长迅速,但仍存在总体规模较小、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分布不平衡等问题。应积极采取加强政府宏观引导、提升企业竞争能力、调整投资领域等策略,促进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得以更好的发展。     

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需求角度的分析

税收政策能够通过改变需求结构进而影响供给结构，并最终改变产业结构。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变迁产生影响的需求途径主要包括：改变中问需求与最终需求的比例以及中间需求结构、改变消费结构、改变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比例、改变投资需求结构。     

新发展格局下居民收入、杠杆率与经济增长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主动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我国完整的工业门类和超大规模市场空间为扩大内需提供了现实条件。考虑到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投资需求高速增长难以为继,稳定经济增长需要充分发挥消费的拉动作用,而消费中政府消费增长快于居民消费增长,决定了需要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在扩大居民消费方面,因为居民收入增长水平较低降低了分母,以及加杠杆购房提高了分子,二者综合作用推高居民部门杠杆率并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为此,需要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优化居民收入结构,按照"房住不炒"的总体思路稳定房地产调控,也即从分子、分母两端降低杠杆率提升居民消费,同步推动消费升级、优化消费环境,提升居民消费满意度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进而让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充分发挥,以稳定经济增长。     

企业绿色投资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吗——基于效率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效率视角将企业的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联系起来,应用SBM-DEA方法和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污染物排放量的详细手工数据,对微观企业级的绿色投资效率进行了量化与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总体偏低,且主要是由投入冗余问题造成的,说明管理层只是粗放地对环境维度进行投资,忽视了资源的有效分配和价值创造使用。进一步发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具有倒"U"型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中尤为显著。此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与企业绿色投资冗余之间存在"U"型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仅在非国有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中显著。本文结论表明地方政府应通过差异化执行环境规制来优化企业绿色投资效率。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污染减排——来自排污费标准调整的证据

“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要求持续推进污染减排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基于2007年起排污费提高的政策冲击和2004-2013年工业企业污染数据,本文使用倍差法考察排污费提高的污染减排效果以及融资约束对政策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费提高后,污染排放水平显著下降,但产出也受到较大冲击;企业减排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大型企业主要通过降低污染强度的方式来降低污染排放,而中小型企业则主要采取降低生产规模的方式来降低污染排放;进一步基于环境投融资角度对企业减排行为的分析揭示,融资约束影响中小企业污染减排,加剧排污费提高对产出的影响。因此,提高绿色金融的环境投融资供给能力是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会导致东道国环境污染吗？ —来自长江经济带的经验证据

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发展是 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门槛模 型对“污染光环”假说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能有效抑制废水排放量，有利 于改善环境质量，从而验证了“污染光环”假说；同时，FDI对废水排放的减排效果存在显著 差异性，一方面废水减排效果会受到FDI规模影响，FDI规模过大或过小对抑制废水排放都存 在帕累托改进，另一方面FDI对废水排放的抑制作用依赖于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技术进步 和环境规制的水平，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此外，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与废水排放量呈现显著的 倒“U”型关系，验证了EKC曲线假说。因此，在扩大开放的基础上，要重视FDI质量、优化产 业结构、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等措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