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与启示——基于494户农户的微观调查

普惠金融在提高贫困人群收入,减少农村地区贫困方面被赋予较大期望。鉴于此,本文对湖南怀化市农村地区开展调查研究,获取了全市13个县(市、区)部分宏观数据与494户农户的调查问卷微观数据。基于此,文章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了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其减贫效应,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是农村地区减贫重要手段,普惠金融发展不足成为农村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阻碍。最后,文章阐述了本次研究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减贫的启示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有更好的减缓作用吗?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低收入人口,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更好的相对贫困减缓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大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相对贫困程度下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相对贫困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在提升传统普惠金融供给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实地情况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分配效应等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及门槛特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5—2017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程度都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从全国层面来看,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从区域层面来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呈现出东强西弱的区域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减缓贫困还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越过某一门槛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显著增加。     

基于产业结构的普惠金融减贫分析——基于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

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的重要国策,金融扶贫是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且普惠扶贫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基于此,论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测算了我国各个省级区域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通过非线性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减贫具有显著的产业结构门槛效应,并且随着产业合理化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有所减弱;随着产业高级化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有所加强;普惠金融在空间层面上呈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对本地区以及"邻近"地区的贫困减缓作用均显著。据此,论文提出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融合发展、重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门槛特征、加强金融资源跨区域流动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一个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对本地区减贫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也能够显著降低其关联地区的贫困率,即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关联地区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偏误修正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深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从长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减贫的直接影响仍然显著,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视角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普惠金融的深度、广度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测度各个地区普惠金融的实际发展水平。随后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研究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当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普惠金融发展会阻碍贫困减缓,只有当其跨越自身低水平门槛0.0822时,才能有效促进贫困减缓,且当经济发展水平程度较高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普惠金融的持续深化,是减缓相对贫困的重要支撑力量。本文采用DEA-Tobit模型,利用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市数字普惠金融和相对贫困等数据,测算了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率偏低且区域差异大,其中规模效率是西部地区综合效率较低的最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生产率指数变动主要受技术进步变动影响。在影响因素方面,金融中介效率、产业结构与财政自给率的提高与优化有利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而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阻碍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率的提高。     

我国发达省份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广东省的实证研究

论文测度了广东省20个地市2015～2018年间的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门槛回归和面板模型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省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每提高1%,贫富差距会缩小5.5%,且随着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其减贫的边际效果会逐渐减弱。2.分地区看,只有粤东地区存在门槛效应,其中普惠金融发展对粤北地区减贫作用最强,粤西、粤东地区次之,珠三角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没有起到减贫效果。根据上述结论,得出推进金融机制改革、平衡区域间的普惠金融发展以及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协同发展等对策建议。     

普惠金融对农村减贫的效应研究

普惠金融对破解贫困居民融资约束、增加资金供给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然后选取2000—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普惠金融能够直接减缓农村贫困;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减缓存在产业结构变迁的中介效应,且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减缓农村贫困的效应要高于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农村减贫的效应.最后,根据结论提出了要推动聚焦农村相对贫困,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探索产融模式,推动产业结构变迁等对策建议.     

空间视角下的普惠金融与农村减贫增收——机制探讨与实证检验

“脱贫攻坚”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任务,金融减贫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空间视角下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减贫增收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效应,并基于2005—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的扶贫增收效果。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区间的农村扶贫增收绩效具有明显的空间联动与依赖性;普惠金融发展对本地区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各地区应该继续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并重视地区间普惠金融减贫合作与政策互通的深化。     

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及其减贫效应

发展普惠金融已成为促进民族地区减贫、振兴乡村产业、发展地区经济的有效途径。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相对滞后,与非民族地区差距显著,基本呈现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区域性特征,且民族地区内部各省区亦呈现显著的非均衡状态。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减贫存在门槛特征,民族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在跨越门槛前后均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特征。建议按照动态发展的原则,根据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阶段,采取相适应的措施并合理配置资源。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减贫的效应与机制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技术优势，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强劲内生动力。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绿化度、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扶贫政策效果四个维度构建绿色减贫指标体系，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绿色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减贫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但这种促进效应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不断提升略有减弱。此外，从传导途径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经济增长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来促进绿色减贫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理论逻辑、模式构建与推进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为深入推进金融普惠和贫困减缓提供了新思路。数字普惠金融借助金融科技优势可突破传统金融扶贫的现实难点,在促进城乡金融资源均衡配置基础上,有效破解金融扶贫的双重目标矛盾,将更多贫弱群体纳入精准画像目标,有效提升贫困及偏远地区的金融可获得性。金融扶贫长效机制的形成必须与贫困地区扶贫产业相联结,运用数字技术将普惠金融资源有效嵌入地方特色产业链条,进而构建基于市场化机制的数字产业链金融减贫模式,促使参与金融扶贫的主体从分散单体向链式团体转变,从而提升金融扶贫风险的可控性。为保障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模式的有效运行,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优势,实现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要加强贫困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贫困地区数字金融服务环境,强化贫困户的数字金融能力建设,夯实数字普惠金融扶贫产业基础。     

金融发展、结构偏差与农村贫困减缓的非线性关系研究

农村贫困减缓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基于2007—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SCC-FE模型和门槛变量二元虚拟变量法,对经济发展和政府干预背景下,金融发展、结构偏差和农村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和结构偏差对农村贫困减缓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的单一门槛效应。金融发展规模在不同的门槛变量下均表现为减贫效应减弱,金融效率和结构偏差对农村贫困减缓转变为明显的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减贫效应逐渐消失,较高政府干预下的产业结构高级化阻碍了农村贫困减缓。结合研究结论,发展普惠金融、培育农村人力资本和扶持乡村产业发展是农村贫困减缓的有效路径。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促进的法律问题研究

当下,普惠金融问题已成为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然而,在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下,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促进问题具有特殊性。本文以普惠金融为视角,探讨西部欠发达地区贫困根源与农村信贷金融建设中的法制问题,试图从系统性制度设计的角度,基于贫困的性质与根源来深入分析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贫困现状与金融结构,为反贫困制度设计提供参考意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系统性框架制度。     

西部地区财政干预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

目前我国的扶贫工作重点已由“消灭绝对贫困”转向“减轻相对贫困”,研究西部地区多维相对贫困及财政干预减贫效应对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运用A-F双临界值法测算2011~2021年西部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并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对政府财政干预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在贫困广度和贫困深度方面都有所缓解;在减贫效应方面,财政干预对推进西部地区的减贫工作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普惠金融能否“赋能”以阻断返贫？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农户普惠金融指数和生计资本指数，运用期望贫困的脆弱性（VEP）测量方法测度农户贫困脆弱性状况，检验普惠金融“赋能”以阻断返贫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有利于降低农户尤其是非相对贫困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普惠金融可通过增加生计资本即“赋能”的途径以降低贫困脆弱性，且该中介效应对于相对贫困农户更为显著，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了较强的中介效应，普惠金融向生计资本的转化依赖于良好的家庭内外部环境。因此，在运用普惠金融治理相对贫困问题时，政府应注重创造良好条件来提升农户运用金融资本以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而从根本上阻断返贫。     

我国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2020年后,破解相对贫困依然离不开金融支持,正确评价金融扶贫效应有助于我国常规性贫困治理和包容性经济发展的实现.本文基于201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贫困发生率呈倒"U"型的关系,这意味着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实现需要条件,只有金融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后,才能跨越门槛,实现减缓贫困、降低贫困发生率的目标.这意味着要破解相对贫困,需将减贫资金和内生动力有效结合,金融市场引导资金向贫困人口流动,低收入群体提升金融能力,从而推动我国包容性发展目标的实现.     

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共同富裕——基于农村相对贫困缓解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农村相对贫困缓解的视角运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都能够显著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进而促进共同富裕。但是,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要弱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都能够通过促进农民创业和改善农民风险偏好来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互联网使用和金融素养数字鸿沟的存在是造成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缓解效果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农村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的实证研究——以新疆为例

本文从金融发展与减贫关系的理论研究入手,利用1990—2010年数据,以新疆农村为例进行农村金融发展与减贫之间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分析新疆农村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的长、短期影响和Granger因果关系等,目的是考察新疆农村金融发展能否对改善贫困起到积极的作用,为新疆金融反贫困的实践及政策效应进行实证评价,从金融视角下为政府及市场减少贫困提供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