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灰犀牛”遇到“黑天鹅”——网民对邮轮旅游负面事件的风险感知变化

邮轮旅游因其内在脆弱属性,一直受到各类负面事件的影响。2020年初“钻石公主号”邮轮的新冠疫情跨境蔓延引起全球网络关注,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对邮轮旅游的风险感知及消费决策。本文以知乎网站评论为数据来源,将疫情发生和全球邮轮停运为时间节点,把邮轮负面事件划分为3个阶段,运用词频分析、语义网络分析、情感分析结合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中国网民的风险感知变化。研究发现: “灰犀牛阶段”,邮轮正常运营,网民风险感知聚焦于自然灾害和救援开展;新冠疫情初发时的“灰犀牛遇到黑天鹅阶段”,邮轮逐渐停航,网民风险感知聚焦于邮轮公共卫生安全;疫情全面爆发后的“黑天鹅阶段”,邮轮全面停航,网民风险感知包括自然灾害、火灾、疫情等多个方面,感知内容趋向分散。同时,网民的风险感知空间分布存在差异,沿海地区网民对邮轮负面事件多以正面和微弱负面情绪为主;但内陆地区网民因对邮轮旅游了解程度相对较低,其感知负面居多。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研究内容可为邮轮旅游的疫后市场恢复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高质量发展下中国旅游业“双碳”目标：评估预测、主要挑战与实现路径

积极响应全球气候变化和坚决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简称“双碳”）目标是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本文在评估1990—2020年中国旅游业碳排放状况基础上,预测2021—2060年中国旅游业碳排放,分析中国旅游业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挑战、任务与实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业碳排放可分为4个阶段;碳排放结构特征显著,旅游交通及休闲度假是碳排放主体;旅游消费需求增长趋势下唯有以低碳情景推进,方能在2030—2035年间实现旅游业碳达峰,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减缓阻力。（2）中国旅游业实现“双碳”目标面临旅游碳排增速快、全球气候变化威胁、碳排放边界模糊、品质化旅游需求旺盛、减碳技术不足5大挑战;必须从宏观-产业、中观-目的地与企业、微观-游客3个维度确定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任务;坚守统筹协调、因地制宜、尊重规律、推广科技、差异化实现5大发展原则。（3）高质量发展下中国旅游业“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应从供给侧、消费端、政策支撑3方面突破,在供给侧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加大减碳技术投入、增强碳汇能力,在消费端促进旅游消费主体、消费场所、服务组织的减碳全面响应,在政策支撑加快完善低碳政策、鼓励低碳政策创新。本文立足中国旅游业实现“双碳”目标的研究前沿,初步建立了旅游“双碳”理论,丰富了低碳旅游理论,可为高质量发展下中国旅游业“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决策参考。     

旅游驱动乡村社会重构的特征与机制研究——以湖州顾渚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重构的重要驱动力量,乡村社会重构是乡村重构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典型旅游村落湖州市顾渚村为案例地,从乡村居民视角出发,分析乡村社会重构的特征,并通过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旅游驱动下乡村社会重构机制理论模型。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发展改变了乡村居民的原有身份,乡村居民从农民、打工者转变为旅游经营者,实现了社会身份的重构。（2）乡村旅游发展带来了大量外来人员进入乡村,乡村社会关系格局逐渐从“差序格局”转变为“多元格局”,实现了社会关系的重构。（3）乡村旅游发展使乡村居民与乡村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乡村从传统乡土社区转变为旅游服务社区,实现了社会空间的重构。（4）旅游要素的介入是旅游乡村社会重构最重要的驱动力量,乡村经济重构、乡村空间重构、资源环境驱动、旅游市场驱动、政策制度驱动、行为主体参与6个方面分别构成了乡村社会重构的空间载体、物质基础、支撑机制、引导机制、促进/约束机制和引擎机制,各作用机制之间相互影响、动态耦合共同推动了乡村社会的重构。     

从民宿到“名宿”——网红民宿红在哪?

“网红民宿”是近年来旅游住宿业在社会生活网络化趋势中诞生的新现象,“名宿”的网红气质有哪些构成要素,其如何影响游客的购买意愿是本文的研究内容。首先基于网络社区“小红书”上关键意见领袖有关网红民宿的笔记,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探索民宿构成网红气质的要素,其次是开展了问卷调查,以收集的556份问卷调查数据来验证这些要素对网络口碑和游客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1）民宿配置、风格设计、周边环境、直观印象、心理感受和出游形式是民宿构成网红气质的要素;（2）民宿网红气质要素积极影响游客对民宿的购买意愿;（3）“网络口碑”在民宿网红气质要素积极影响游客购买意愿中起完全中介或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丰富了民宿领域的网络口碑研究相关理论和实践。     

“互联网+”生态旅游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以南山国家公园线路为例

在大力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背景下,生态旅游作为公共产品,为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的形成提供有力支撑。本研究选取南山国家公园线路为案例,以S-O-R理论为基础,构建生态旅游产品购买意愿模型,探究生态旅游产品在微信朋友圈购买意愿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生态旅游产品在微信朋友圈的购买意愿存在“营销媒体特征—感知功利价值—购买意愿”和“社交媒体特征—感知享乐价值—购买意愿”两种形成机制;（2）生态旅游产品在微信朋友圈的购买意愿同时受到功利性因素和享乐性因素的影响,但功利性因素的影响占主导作用;（3）生态旅游产品的价格和产品图片的美观性对感知功利价值的影响较强;（4）微信朋友圈的社交存在感和微信好友的能力对感知享乐价值的影响较强;（5）不同人口学特征下,被调查者的购买意愿有显著差异。建议开展组合式营销、改善营销信息的内容和质量、保持高度的用户粘性、重视“专业形象”打造、针对主要客源市场“有的放矢”营销等实践,以促进南山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产品的价值实现。     

江苏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江苏省657家星级乡村旅游地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空间分析与统计方法,探究江苏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江苏省乡村旅游地呈集聚分布,在苏北地区呈单核心空间分布,在苏中、苏南地区连绵呈环状分布格局。（2）江苏省乡村旅游地具有“沿路傍水” “环城近景”的分布特征,100万城镇人口是乡村旅游地集聚发展的门槛,大城市周边更容易形成乡村旅游地聚集区。（3）单因子探测结果发现,江苏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经济因素影响程度最高,其次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4）双因子交互探测结果显示,经济、社会、自然因素间的交叉作用显著性突出,空气质量与第一产业是乡村旅游地发展的前提条件,交通运输是基础性保障因素,邻近拥有富裕客源的大城市是促使乡村旅游地集聚发展的根本原因。研究结果可为区域乡村旅游产业的布局优化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城乡要素流动过程与机制

乡村旅游是促进城乡市场连接的途径之一。厘清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城乡要素流动过程及其机制,既是乡村旅游衔接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议题,也是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本文遵循“过程—特征—机制”的研究思路,分析乡村旅游发展的城乡流动要素类型,总结要素流动过程中的规律与特征,进而阐释要素流动机制。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带来的要素流动,既涵盖了人、资金、物资等基础要素,也涵盖了生态、文化等核心要素及技术、信息等创新要素。在乡村旅游的萌芽和启动、设计和建设以及运营和转型等发展阶段中,城乡之间的流动要素类型不断增加,要素流向从单向逐步转变为双向,生态和文化是关键要素类型。“需求牵引—价值耦合—市场推动—政策促进”是乡村旅游发展的要素流动机制,合理的流动能促进城乡要素互动以及乡村要素价值增值、类型增多、数量增长,进而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滑雪旅游网络关注度评估及后疫情时期复苏对策——以四大滑雪区域为例

2022年冬奥会的成功申办,以及推进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系列政策的相继出台,中国冰雪旅游迎来快速发展的时代契机,冰雪运动在全国广泛普及,冰雪旅游大众关注度迅速提升。本文以中国四大滑雪场集聚区为研究对象,基于新浪微博2015—2021年滑雪旅游网络数据,构建滑雪旅游网络关注度评估系统,定量评估疫情前后中国滑雪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全国滑雪旅游网络关注度自2017年迅速提升、季节性特征明显、崇礼-北京领先全国,关注度空间结构由“局部多中心”转变为“组团式”集群化发展,高关注度滑雪场在崇礼-北京与吉林聚集;（2）疫情前后中国滑雪旅游网络关注度表现出滑雪旺季时长缩短、关注度迅速下降、新疆和吉林复苏显著、滑雪大区率先关注等特点;（3）后疫情时期叠加冬奥效应将成为影响滑雪旅游关注度复苏的热点事件,崇礼-北京、东北、西北将成为滑雪旅游率先复苏的热点区域,短期接待服务将成为助力产业复苏的投资热点,提供针对性的配套服务将成为滑雪场服务水平优化提升的热点方向;（4）提出开创全国冰雪旅游大发展新局面,构建以崇礼-北京为中心、以东北和西北为两翼的中国滑雪旅游“雁阵”发展格局,优先推出新疆、河北、黑龙江的定向政策,增强滑雪旅游短期接待能力,提供针对性配套服务等复苏对策。研究结论将为后疫情时期,促进滑雪旅游快速复苏提供科技支撑及决策依据,并为中国冰雪产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基于Q方法的滨海民宿集聚区选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滨海民宿集聚区选址评价指标体系是科学引导滨海旅游业转型发展和保护海岸生态环境的基础工作。从已有文献和专家访谈中提取55个滨海民宿集聚区选址评价候选指标,采用Q方法,构建了包括经济环境、旅游发展、平台条件、运营条件、地理环境以及支持设施等6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指标的民宿集聚区选址评价指标体系。与已有研究比较,滨海与内陆民宿集聚区选址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基本一致;由于滨海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用地矛盾更为突出,滨海地区“运营条件”“地理环境”等指标的权重明显高于内陆地区。评价体系一级指标中“经济环境”权重最大、“支持设施”权重最小,二级指标中“合理的旅游及相关规划”最为重要、“专业人才吸引力”权重最小,反映了滨海旅游发展的相对滞后性。本研究可为滨海地区旅游业发展布局、民宿集聚区选址开发和民宿从业者投资建设等决策提供参考。     

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成长模式研究——以金寨县为例

旅游引发的自然、社会、物质和人力资本等流量与流向的变化,关系着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运行的轨迹和可持续状态。基于循环经济相关理论,尝试构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五流”分析框架,以金寨县为案例地,使用PCA-OWA方法,分析2008—2019年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资本变化、成长阶段及成长模式,并对其演化轨迹进行情景模拟。结果表明：（1）旅游业通过直接影响人口流动、商品和服务流动、信息流动以及各种资源消耗等“流”因素,使得金寨县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物质和人力资本逐步增加,但社会资本仍处于较低水平,自然资本消耗较为明显;（2）12年间金寨县社会-生态系统呈现逐步好转的态势,其成长可划分为2008—2011年低水平匀速增长及2012—2019年快速成长2个阶段;（3）外生模式是金寨县目前持续的运行状态,未来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不断优化下有可能进入内生模式。随着旅游活动的扰动增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关系更加复杂,深入探究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成长的内在机理,可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中国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森林是具有生态美学价值的旅游景观资源,森林乡村是乡村的重要类型,科学认识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及乡村振兴目标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首批3 947个国家森林乡村为研究对象,借助数理统计方法与ArcGIS空间分析方法揭示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结合地理探测器技术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 国家森林乡村在空间上呈典型的集聚型分布,总体分布不均衡,以胡焕庸线为明显分界,呈“东密西疏”的分布特征。（2） 国家森林乡村呈现“多核心集聚,连片分布”的特征,形成了太行山豫晋冀交接连片区、苏浙皖交接连片区及粤赣闽交接连片区3个辐射范围最广的高密度集中连片区。（3） 地形地貌、河流水系、森林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及交通区位条件是影响国家森林乡村分布的主要因素,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国家森林乡村主要分布在平原丘陵地区、河网密布地区、森林覆盖率高的地区以及人口稠密、经济发展水平高、交通发达的地区。     

旅游者满意与旅游者忠诚的关系研究——观光旅游者与乡村旅游者比较分析

旅游者忠诚是旅游市场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旅游地市场开发意义重大。文章通过对观光旅游者与乡村旅游者调查获取丰富基础数据,比较分析旅游者满意与旅游者忠诚之间的关系及其差异性。研究发现,无论是观光旅游者还是乡村旅游者,旅游者满意对其忠诚的重游倾向、口碑宣传二维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重游倾向与口碑宣传存在递进关系,而在旅游者满意与其忠诚的寻找替代旅游地维度的关系上,两种类型旅游者存在显著差异,观光旅游者满意对寻找替代旅游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乡村旅游者满意对寻找替代旅游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管理启示,指出了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Tourism: A Case Study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China

China is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At the end of 2011, rural residents accounted for 48.7%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ourism would be incomplete. The outset of rural residents’ tourism will be crucial to 50% of China's tourism market. This article, through two years’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terviewed 600 rural residents from 38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tourism market and rural residents’ tourism consumption behavior. This survey provided theoretical researches for developing the tourism market of rural residents, and had some significance on stimulating domestic demand,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improving the standard of rural residents' life.     

基于主客视角的苏南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的时间特征

“记得住乡愁”是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居民和游客视角,以苏南传统村落为案例地,探讨乡愁的时间特征。结果表明：（1）乡愁主体方面：相对暂居村落的外来人口,三代以上的世代居民对家乡乡愁情感更加强烈;出生在1950—1959和1960—1978年间的这两代游客较多成长在乡村,乡愁文化感知相对更高;离开家乡在外工作生活时间越长的游客在传统村落旅游时,其乡愁情感和乡愁记忆比起未离开家乡或离开家乡较短的人更加强烈。（2）乡愁触点方面：触发居民和游客乡愁的季节集中在秋天和冬天,天气集中在下雨和落雪时,时辰集中在深夜和傍晚时,节庆集中在春节、中秋节、清明节和家乡特有节日,假日主要集中在周末、寒假和“十一”国庆假期。（3）乡愁记忆方面：主客乡愁记忆都主要集中在童年,其次是青少年,最后是成年和老年;游客产生乡愁的频率比居民频率相对高。（4）乡愁载体回忆顺序：主客乡愁载体都会提到“家”和“乡”相关场所和空间,其回忆的顺序是家人、家、家乡和国家。文章最后总结了乡愁旅游开发的启示。     

Segmentation by motivation for rural tourism activities in The Gambia

In The Gambia, as in many other African countries, rural areas rarely profit from the turnover earned in the country's tourism sector. In academic and political literature, however, rural tourism is frequently identified as a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that may trigger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mote communities. To promot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further knowledge is required to understand why tourists are motivated to engage in distinct tourism market segments. In this study, survey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450 tourists in The Gambia using a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The questionnaire was constructed to identify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and motivations of tourists so that the significant market segments could be categorized and the (latent) tourist demand for rural tourism activities could be gauged. This study identified four distinct segments of tourists in The Gambia: heritage & nature seekers, multi-experiences seekers, multi-experiences & beach seekers, and sun & beach seekers. Drawing on our key findings, we conclude by identifying a development path that could diversify Gambia's tourism sector. The development path would also include event-based rural tourism initiatives that align with the motivations of the identified market segments and may additionally benefit rural communities by reducing economic leakage rates.     

情感凝聚对旅游者环境负责任行为的影响研究——晋东南地区传统村落民宿情境下的实证检验

旅游者环境负责任行为对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情感凝聚理论,探讨旅游者与民宿主之间的情感凝聚对其环境负责任行为的预测效果。以晋东南地区传统村落为案例地收集数据,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乡村民宿情境下,旅游者环境负责任行为的维度及“情感凝聚—环境负责任行为”影响路径的存在与否,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乡村民宿情境下,旅游者环境负责任行为既包括生态环境负责任行为,亦包括社会环境负责任行为和经济环境负责任行为;（2）旅游者与民宿主之间的情感凝聚能够显著促进其环境负责任行为,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生态环境负责任行为、社会环境负责任行为和经济环境负责任行为;（3）情感凝聚的3个二阶构念对旅游者环境负责任行为的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同情理解、情感亲密度和受欢迎程度。本文拓展了情感凝聚理论的应用范畴,为旅游者环境负责任行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亦为乡村旅游目的地政府和企业激发旅游者环境负责任行为提供了实践启示。     

基于地方实践的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逻辑与案例

我国长期以来存在城乡发展不均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直面乡村社会发展困境,以乡村的多维发展重塑合理的新型城乡关系。文章基于对旅游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内在逻辑的探讨,借助傣族园村寨、双廊村、天龙村、落水村和明月村等多案例研究,具体分析旅游推动乡村在不同维度上的振兴实践,研究认为:旅游发展为乡土空间重聚发展主体,将各类经济生产要素注入乡村,实现乡村在经济层面的产业结构多元化和空间多功能化,文化层面的物质文化保存与修复和精神文化的调适与再造,治理层面的内生自组织治理优化和网络治理的构建与深化,有效缓解甚至逆转乡村多重危机;同时,旅游发展在推动乡村各层面发展的过程中释放乡村居民的自主性,构建地方和外部力量的互动场域,共同推动乡村实现"新内生性发展"和持续振兴。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多元内在关系,为我国乡村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和贫困消除提供指导。     

Determinants of tourism ticket pricing for ancient villages and towns: Case studies from Jiangsu,Zhejiang, Shanghai and Anhui provinces

Tourism in ancient villages and towns represents a typical form of heritage tourism in rural China. It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However, this type of tourism involves many stakeholders with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demands, which sometimes results in conflicts. In the process of protecting against heritage and tourism exploitation, tourism in ancient villages and towns can face numerous challenges. Among these is the mode of ticket pricing, which directly relates to the interests of each stakeholder, and problems of competing demands that may become the focus of disputes.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inductive analysis of the ancient villages and towns in Jiangsu, Zhejiang, Shanghai and Anhui provinces, four kinds of ticket pricing is identified: (a) the fully enclosed charge mode with a single-ticket ticket system for whole scenic spots; (b) the half-closed charge mode with binding ticket system for some consumption items; (c) the half-opened charge mode with limited ticket system for some self-operated scenic spots; and (d) the fully opened charge mode with a free ticket system for the whole scenic spots.By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ypical ancient villages and towns that have adopted differing charge modes, we conclude that resource grade, local condition, tourism market factors (e.g., size, range), product orientation, business value,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and profit model are the potential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se modes. Resource grade and regional condition are two objective factors. The remaining five factors are subjective and are connected with interests of the four main stakeholders: the tourists visiting the ancient villages and towns; external merchants;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companie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tourism management.From the four related stakeholders'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different ticket charge modes, we can see that the enclosed charges will affect tourists entering the ancient villages and towns, thus impeding foreign merchants' participation and strengthening each local company's dependence on tickets. Open charges will be more convenient in allowing visitors to enter the ancient towns and villages, and will attract foreign merchants to join in and thus increase cooperation with residents. The various stakeholders therefore have an influence on ticket charge mode, and the final choice about the mode is the result of balancing their competing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implications of each is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