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财政职能

一、引言关于财政职能问题,我国理论界曾有过三次大的讨论。全国解放初期,党和政府面临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艰巨任务,理论界掀起了如何发挥财政职能的第一场讨论。这场讨论从理论上解决了建立统收统支体制的理论依据,促进了财政集中性分配职能的发挥。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方向是对的,财政成为推进我国工业化和调节各经济成份利益关系的最主要杠杆。文革以后,发展经济再次成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财政职能问题也随之成为理论界     

非国有经济：中国未来经济的主体

一、前言 关于非国有经济的研究,长期来被置于一种次要的位置,可以说被忽略了。面对已占社会总产值近1/2的非国有经济,我们的注意力就再也不能只盯在国有经济上面。事实上,经济运行过程是相互交错的,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不可截然分开。在某种意义说,国有经济的改革过程同时就是非国有化过程,如股份化改造,国有产权转让,国有企业的租赁、拍卖等。不难看出,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将进一步扩大非国有经济的份额,且不说非国有经济正处于迅猛发展之中。面对这种变化,加强对非国有经济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显得十分迫切。     

公共资源产权收益形成与分配机制研究

笔者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切入,从公共资源产权收益形成、分配、使用等多个角度,判断公共资源收益全民共享的程度,从而为探寻深层的制度基础及其改革提供线索。分析表明,土地出让收支全貌已能较为全面地通过预算来加以反映,但结合收益使用状况,土地收益全民共享程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矿产资源产权收益流失较为严重,资源家底不清、产权关系模糊、无偿占用资源等问题突出;结合矿产资源分红收益分配和使用的情况,矿产收益全民共享程度提升空间也较大。公共资源收益分配机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合理地确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三者所占收益的比例,加强公共资源收益形成和分配的法治化管理,并将其纳入到预算管理体制和制度的调节范畴。     

如何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基于潍坊市的调查与思考

社会组织是社会发育程度的重要标志。社会组织介于经济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具有经济组织的自主性特征,但不以赢利为目标;具有政府组织的公共性特征,但又不以公共权力为基础。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公共服务方式,但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和难题。潍坊市的做法以及取得的成效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未来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     

当前经济社会政策应聚焦到消费上来

国民消费率低下,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毋须争辩的事实。从纵向来简单勾画一下,不难看出,我国的消费率是不断下滑的。1978-1992年,消费率都在60%以上,其中1981年达到67.1%,这也是改革开放29年中消费率的最高点;1993-1998     

对财政监督与财政改革有关问题的探讨

目前,有关财政监督的对策研究和零散的研究较多,而系统的理论研究较少,这是导致财政监督机构波动的原因之一。从国家权力的层面讲,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监督权是独立性很强的三权之一;从财政职权的层面讲,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监督三个方面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衔接的权力运行过程,财政学界对这三权大都持分离的观     

试论承包制再造

承包制不能明确产权码? 一、“两权分离”质疑我国企业改革是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的逻辑思路展开的。在不改变国家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赋予企业充分的经营权——对国有资产实际占有、支配和使用的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有资产归企业“所有”,只是在最终的法律归宿上企业没有“所有权”。不言而喻,若这种分离能有组织保证并付诸运行,那对强化企业利益倾向、增强企业活力无疑具有积极作用。现行的租赁制和承包制就是两权分离的实践形式。     

财政精神的源与流

财政是国之公器,为民服务。从历史发展而来的财政精神是对国之公器的一种价值认识和行动准则,属于国家公共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精神与财政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者难以截然分开。财政精神生发于财政思想,但更偏重于实践性和主体性。中国是世界上具有五千年文明史而唯一没有中断的国家,内在于五千年文明史的财政也积淀了厚重的财政精神,直到今日仍在闪耀着光芒,照亮着中国财政前行的脚步。     

改革成功与否要看公共风险是降低了还是扩大了

当前,有关我国改革发展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涉及自然、经济、社会和国际等各个方面。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相互交叉,容易造成＂不确定性叠加＂从而遭遇完全陌生的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时期摆脱思维惯性与传统模式,从一个更宏观、更富有创新思维的视角去探寻和应对不确定性带给我们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