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危机下肉鸡产业市场状态分析*——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和MS-VAR模型

[目的]为了有效应对禽流感冲击、维持肉鸡产业稳定健康发展。[方法]基于互联网大数据构建了禽流感舆情指数,选取2012年1月至2017年3月周度数据,通过MS-VAR模型分析了禽流感危机下肉鸡市场状态的转换特征以及不同市场状态下产业链价格传导关系。[结果]2012年以来可将肉鸡产业市场状态划分为危机状态和正常状态,肉鸡产业市场在两个市场状态下转换频繁;肉鸡产业危机市场状态和正常市场状态平均持续期分别为4.65周和9.05周;肉鸡市场在区制转移概率上存在明显的非对称特征;肉雏鸡、活鸡和白条鸡价格之间在危机状态下相关性小于正常市场状态下相关性;不同市场状态下肉鸡产业链价格传导存在差异;肉鸡产业市场在危机状态下不稳定程度明显增加。[结论]提出了加大对禽流感疫情的监测以及疫情处理能力,密切关注公众禽流感舆情动态变动情况,做好舆情引导,加强禽流感疫情科学知识的宣传,增强公众对禽流感的认知等对策建议。     

事业单位财务档案管理体系建设研究

随着事业单位经济活动不断拓展,单位管理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财务档案与经济活动息息相关,是事业单位管理的重要抓手,加强财务档案管理是提高事业单位经济管理能力的重要途径。文章立足事业单位,针对其管理特点,结合国家政策法规,详细介绍财务档案管理的必要性及管理现状,并通过管理实践,展示了财务档案管理流程和方法,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对事业单位加强财务档案管理,提升整体管理水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京津冀生态涵养区生态与产业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重大战略将冀北地区的发展确定为承担生态保障与水源涵养功能,文章基于长期以来该区域生态脆弱、经济落后的特征,研究了该生态涵养区生态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目的是为该区域生态建设与产业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设置了影响生态建设与产业经济协调发展的规模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与政策因素四大类37个影响因素,借助于统计数据,在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应用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因子分析法将各个因素进行分类归纳为5个公因子,利用SPSS软件回归模拟结果显示各个因素对生态建设与产业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作用。[结果]将四大类通过因子分析法的主成分分析,应用计量经济模型模拟,拟合优度较高,影响因素通过分组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结果能够很好地反映这些影响因素对生态建设与产业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方向与影响程度。[结论]依据定性分析假设与计量模拟分析结果,针对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机遇,提出对策建议:继续加强生态建设项目的推进、适度扩大产业经营规模、加大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投资力度、实施资源节约型生产创新模式以及健全和完善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制度。     

中国区域农业科技资源配置能力及比较优势研究*——基于省级农业科学院视角

[目的]通过测算各地区农业科技资源的配置能力,分析其比较优势并找出不足以便弥补差距,促进各区域农业科技配置能力的提高,为各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省级农业科学院作为各省市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农业科研机构,是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之一,分析其科技资源配置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2009—2016年相关数据,遴选了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突变级数法计算农业科技资源配置能力,运用NRCA模型定量分析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益的比较优势。[结果]山东农业科学院科技资源配置能力位居全国第一,甘肃、江苏、青海农业科学院分别在农业科技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结论]省级农业科学院科技资源配置能力区域差异十分明显,但区域格局变化不大,且大致与各地区经济实力相吻合;农业科技资源配置能力较高的农业科学院大多在农业科技物力资源配置效益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农业科技人力、财力资源配置效益方面不具备比较优势。     

高分1号冬小麦解译面积核算方法研究

[目的]以高分1号(GF-1)融合2m卫星遥感影像为基础数据源,结合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高分多源遥感影像和地面样方等数据,对冬小麦分类提取中存在的面积误差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方法]文章以河南省永城市为研究区,在冬小麦提取结果聚类处理基础上,基于线性地物缓冲区数据,采用GIS空间运算实现线性地物面积扣除,接着分析了样方数据和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再扣除零星地物面积比例上的差异,并采用样方零星地物平均扣除系数对全市各乡镇耕地与非耕地中冬小麦提取面积进行了相关统计和误差分析。[结果]永城市冬小麦最终解译面积11. 29万hm~2,其中线性地物和零星地物扣除面积分别为6 613. 08hm~2和3 875. 22hm~2,占研究区冬小麦解译面积的5. 86%和3. 32%,与统计上报数据相比,其处理前后误差由14. 12%降低至4. 41%,有效地提高冬小麦提取面积精度。[结论]误差来源分析与修正对冬小麦解译面积核算精度具有重要影响,该研究为县级区域尺度下冬小麦面积提取核算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基于均方差法的郑州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

［目的］开展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是科学编制国土空间发展战略的基础。通过构建包含水土资源承载力、经济承载力和生态承载力3个维度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刻画郑州市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特征与轨迹。［方法］运用均方差法，选取2010—2016年郑州市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分析其土地综合承载力特征。［结果］（1）总体上，郑州市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不断增强，水土资源承载力呈现先升—降—升的动态演变特征； 经济承载力持续增长，这源于郑州市土地经济效益的大幅提升； 生态承载力呈现波动性增强的演变特征。（2）郑州市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经历了较低—中等—较高发展历程，但土地综合承载力处于低层次的较高阶段，仍有较大提升空间。（3）为提高郑州市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应加快“多规合一”规划的编制，科学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和“三生”空间，转变城市发展理念，优化发展发展路径，提升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水平。［结论］郑州市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应加快建立土地综合承载力扩容的有效机制。     

资本回报率、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不平等——基于Galor-Zeira模型的扩展

资本回报率下降对人力资本投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较大影响。本文将可变资本回报率加入Galor-Zeira模型,理论推导发现:收入不平等陷阱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当技能劳动力工资高于受教育固定成本时,随着资本回报率下降,接受教育的遗赠临界水平将降低,更多家庭将发现投资人力资本是有利的,稳态的技能劳动力比例将提高。在当前资本回报率下降的大背景下,提高技能劳动力工资、降低受教育成本、对教育贷款实施财政减免优惠、为农村中等教育支出减负和提升农村教育质量、倡导节俭和重视遗赠的文化氛围在长期都有助于提高技能劳动力比重以及缓和收入不平等。     

稻鳅共生种养模式试验研究

[目的]稻鳅共生是典型的稻田综合利用模式,符合生态农业发展方向。通过对稻鳅共生生态系统的生理生态学机制开展试验研究,为进一步推广稻鳅共生种养模式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田间试验方法,以水稻单作为对照,研究了不同泥鳅养殖密度下的稻鳅共生对水稻农艺性状、土壤理化性质、水稻产量构成的影响,并对稻鳅共生种养模式进行了经济效益分析。[结果]与对照处理相比,水稻长势在株高、有效分蘖率、根长等方面有一定提高。养殖田水稻株高增高了3%,有效分蘖率提高了8%~11%,根长提高了8.8%~31.3%。在土壤理化性质方面,与对照相比,土壤容重降低了7.1%~21.2%,孔隙度增加了4.1%~14.7%。实验前后养殖田内土壤有机质增加了3.5%~26.5%,对照田降低了2.5%~5.8%。土壤肥力(氮、磷、钾)减少,但减少幅度小于对照处理。稻鳅共生种养模式下水稻产量提高了5%~25%,同时稻田增收泥鳅1 725~3 375kg/hm2,净收入为1.836 0万~2.307 0万元/hm2,经济效益提高了3.65~4.84倍。稻鳅共生种养模式中泥鳅的养殖密度为30万尾/hm2时稻田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最佳。[结论]稻鳅共生有效改善了土壤理化性质,促进了水稻的生长,提高了稻田产量和产值。     

一种级联两箱通用数字预失真器及其辨识算法

提出了一种由单形规范线性分段(SCPWL)函数与记忆多项式级联的数字预失真器，并给出了复数域两步最小二乘参数辨识算法。不同于以往一种预失真器适用一种功放模型的情况，所提的预失真算法利用SCPWL函数的分段特性以及记忆多项式的非线性记忆特性，在完成参数辨识的同时自动地调整结构，可适用于传统以及强非线性新型功放模型的线性化补偿。将所提预失真器分别应用于传统记忆多项式、两箱模型以及新型包络跟踪功放。经过计算机仿真，功放输出的幅频特性和频谱曲线表明所提预失真器能够有效地补偿多种功放的非线性特性。算法仿真比较结果也表明，针对包络跟踪功放，所提复数两步最小二乘算法的邻道泄漏比(ACLR)可改善约35 dB，性能优于最小均方(LMS)类算法约30 dB。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stakeholder management: Applying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comparative capitalism framework

Drawing upon the research in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comparative capitalism,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how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 business,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al contex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taly, and Japan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ways in which companies in each of these countries prioritize and engage in their stakeholder engagement activities (SEAs). Using Porter and Kramer's framework, which classifi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activities as falling into four categories (good citizenship, mitigating harm from value chain, transforming value chain activities, and strategic philanthropy), we investigate how compan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Italy prioritize and engage in these four SEAs. An analysis of data collected from 340 companies across these countries reveals that while companies in each of these three countries undertake the four types of SEAs, the prioritization and prevalence of the four types of SEAs vary from one country to the other, in ways that align with the prevailing institutional contexts of each country. The results contribute to a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why and how companies' approaches to CSR differ across countries. From a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 th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cultural specificity of CSR, implying that despite the global nature of CS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SR needs to be tailored to a country's con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