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入世后高职高专会计教学改革的思考

入世以后，经济活动将会越来越复杂，于是新的经济形势对会计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探讨了作为培养应用型会计人才的高职高专院校，面对入世后的挑战，从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手段、师资培养、加强与人才需求部门联系以了解人才的需求状况等方面入手，适时地对目前的会计教学进行改革。     

试析我国商业银行产品层次营销策略

银行产品层次营销是将客户拓展与产品设计融为一体的活动,是银行产品营销活动的中心,而银行产品营销活动又是整个银行营销组合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要素.银行营销涉及产品、产品组合、品牌、包装、定价、促销、分销等方面,但其基础和核心应是银行产品层次营销.为有效应对WTO下激烈的市场竞争,我国商业银行应确立营销理念,针对银行产品的不同层次制定不同的营销策略,为千差万别的客户提供个性化、差别化服务,以此巩固、发展自己的客户群体,拓展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本文试从商业银行产品的构成层次来探讨相应的营销策略.     

信息结构、风险偏好与盈余操纵行为——一次实验研究的结论

运用实验方法构建具有不同信息结构的市场环境,研究风险偏好与外部监管环境对盈余操纵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外部监管环境对盈余操纵行为具有显著约束作用;信息不对称时,信息成本将加重操纵程度,内幕交易者借助信息优势,或者回避风险,或者获取超额收益;非内幕交易者存在过度自信表现;信息结构不影响风险偏好者的操纵意愿。但与外部惩戒力共同影响其最终收益。     

股票增值权激励有效吗

股票增值权是上市公司对管理层实施激励的重要做法，在我国大型国有控股境外上市公司中普遍采用。本文以中国石化为研究对象，对实施股票增值权计划后的公司财务绩效、治理机制与管理层代理成本、股票市场反应等作了实证检验。本文认为，股票增值权计划对公司财务绩效提升、治理机制改善具有一定的积极正面效应；股票增值权在等待期结束后的开始行权年度激励效果最大；股票市场对股票增值权的行权存在着过度反应。最后本文提出了改进股票增值权激励的政策建议。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瓶颈及政策建议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是,还有许多需要突破的瓶颈。由于国际金融中心对本地、本国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当前国际国内金融中心的竞争十分激烈,这种竞争态势使得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任务十分紧迫。上海必须抓住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金融改革全面推进、金融开放进一步扩大的重大战略机遇,充分发挥人行上海总部和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体制机制优势,加快上海金融业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法制化进程,提升上海金融业的地位和作用,增强上海金融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更好地为经济发展和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服务。     

试论企业财务管理创新及其对策

创新企业财务管理包括财务管理目标、融资管理、风险管理方法、财务成果分配方式、财务报告内容等方面的创新.促进企业财务管理创新的对策应该包括转变企业理财观念、改善和加强企业的财务管理、提高财务人员的素质和对知识资本的理论研究.     

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测度与阶段甄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随之引起的弊端也日益凸显，经济转型和经济升级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之一。本文选取1995～2014年中国20年间的统计数据，利用层次分析法，从人民幸福感程度、结构优化程度、可持续发展能力、外向型经济、创新驱动能力方面考察中国经济阶段性特征，再运用系统聚类分析，进一步探索出中国在这20年间历经的经济升级状况及发展趋势，最后提出中国经济再次升级的动力源泉在于提高民生保障水平、科技创新、绿色产业、发展服务业、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基于人力资本价值链理论的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研究

城市国际人才争夺战由来已久并不断升级，但针对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水平、影响因素和差异化政策供给的研究鲜见。以“国际人才集聚指数-国际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国际人才集聚政策”为研究主线，以中国36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通过构建人力资本“投入-过程-产出”价值链理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指数排名分为3个差异显著的层级。其中，第二和第三层级之间无较大差距，但与由北京、上海组成的第一层级相比大幅落后。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分化明显，第一类城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全球城市品牌文化；第二类城市为创新型经济发展；第三类为外资传统工商业企业和产业集聚。对应地，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政策供给围绕外资传统工商业国际人才集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国际人才集聚、多样性和包容性国际人才文化氛围营造存在三大差异化选择。首次构建人力资本“投入-过程-产出”价值链模型，为从机理上深入探索中国各类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模式及提升路径奠定了基础。     

海岛地区一、二、三产业融合水平研究*——以海南岛北部4市（县）为例

［目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自发演化的重要形式，是破解我国小农户需求与大市场需求矛盾的重要武器，探究海南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状况，对于推进海南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方法］文章构建了三产融合度测度模型，运用1998—2017年海南岛北部4市的数据测度了海南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水平。［结果］海南岛北部4市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处于高度融合阶段，呈现了良好发展的态势，但是各子系统间协调性较差。从地区差异来看，海口三产融和水平和增长速度均处于领先地位，文昌和澄迈的三产融合水平和增长速度基本同步，在波动中稳步增长，定安的三产融合水平和增长速度处于最低状态。从融合路径来看，二、三产业融合的程度略深于一、二产业的融合程度，一、二产业融合的程度略深于一、三产业的融合程度。［结论］海南岛北部4市的产业融合发展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注重融合机制体制的顶层设计，破除多部门协作的制度壁垒，在尊重地区差异的基础上，追求“多规合一”，促进各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力争补足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