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三日

冬日的南方清晨，空气很好，105国道上的车又很少，我和南昌伯父的回乡路因此变得格外轻松。接近我们该下车的地方，远远地看见两个堂侄小兵和小平坐在路边等着。车子停下，他们便来拿行李和食品。我们让司机掉头回南昌，跟着两个堂侄下了国道，向村里走。堂侄告诉我们，家乡今年大旱，沂江的水量大减，庄稼收成很坏。     

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政府选择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即在社会群体之间没有特定长期偏好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更可能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一个中性政府,采纳了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但同时,政府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生产力较高的群体或地区,必然会扩大收入差距。     

优化雄安新区失地农民职业培训体系的新思考

雄安新区失地农民的职业培训与新区未来的发展建设密切相关,具有很重要的研究意义。目前,雄安新区失地农民的职业培训依旧处于初级阶段,没有形成较为成熟和健全的培训体系。本文通过阐述雄安新区目前培训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提出优化培训体系的策略。     

超越“左”与“右”

2010年7月17日,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聚会,以“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议共设立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     

国际分工新形态、金融市场发展与全球失衡

本文从国际分工的角度考察了全球失衡问题,通过构造一个金融市场-制造业比较优势指标,利用1990～2005年4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系统的计量研究,证实金融-制造业比较优势对于经常账户赤字(盈余)的重要性,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支持了我们的主要结论。特别地,我们发现,中国的贸易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国际分工新格局加以解释。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全球失衡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平等与中性政府:对中国三十年经济增长的一个解释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功。本文认为,中国平等的社会结构使中国政府成为一个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是不与任何社会利益集团结盟且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的政府,它比一个有偏的政府更可能追求整个社会的长远经济增长。在作者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重复斯塔克伯格模型,分析平等如何促成中性政府的产生,核心思想是,社会平等增加了政府和强势利益集团结盟之后被推翻的可能性,从而使得它更可能选择成为一个中性政府。     

两国相对生产率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一个经验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采用1980—2008年91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通过构造更能代表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B—S效应）的“两国相对生产率”指标,对B—S效应进行了重新检验;同时,我们也重新检验了王泽填和姚洋（2009）关于结构转型抑制B—S效应的结论。研究发现采用两国相对生产率指标计算的B—S效应仍然成立;而使用农村人口比重表征结构转型阶段的研究还表明,一个经济体越处于结构转型的初期,B—S效应对其实际汇率的作用越小。这些结论对模型设定、样本选择和部门分类等都具有高度稳健性。进一步检验还表明,劳动力自由流动受限会抑制实际汇率升值,即使选择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也无法维持实际汇率被长期低估。     

关注个人能力

构建和谐社会,我们的下一步任务,是在此基础上为民众提供自我发展的能力。这里的"能力",按照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籍学者阿玛蒂尔·森的定义,就是一个人追求有价值的个人目标所必备的一组功能的组合。这些功能包括免于饥饿的能力、一定的教育水平、健康以及就业等等。当民众具备了这些功能之后,他们就可以自食其力,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社会也因此变得和谐有序。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将发展看作是达到个人全面自由的过程。他所理解的"自由",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人的全面解放"是一致的,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又包括个人进行能动的创造活动所必需的能力。关注个人能力的培养,使我们既区别于古典经济学,也区别于西方福利国家。古典经济学     

对惩罚婚外情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就对婚外情实施法律惩罚的可能效果进行了经济学的分析。婚姻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长期合同,离婚是解除这一合同的惟一合法手段,而婚外情则是违约。但是,惩罚婚姻违约不一定能增加社会中高质量的婚姻,本文的分析表明,惩罚婚外情只有在离婚成本较低的情况下才能起到好的效果;当离婚成本很高时,它要么惩罚的对象更可能是感情执着的正人君子,要么迫使他们更愿意选择不结婚。中国的离婚成本很高,对婚外情实施法律惩罚难以达到增加高质量婚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