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双变量Probit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双变量Probit回归模型,利用内蒙古地区农户的调研数据,探析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相对较高,但仍有较大一部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不足,缺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的动力.并且存在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不一致、相背离现象,高意愿伴随着低行为.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强烈,越可能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因此,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对农户给予健康投资指导,提高其长期健康投资意愿,改善不健康的投资行为,有效防止因病致贫的情况发生,保障农村劳动力健康水平、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家族信托在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功能探讨

家族信托是个人或者家族将自己的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代为管理、处置家族财产及家族事务的管理方式，以实现家族财富和家族企业的规划与传承。家族信托的主要特点在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即信托财产--经委托人委托（转移）给受托人，便与委托人的其他财产、受托人的固有财产相区别，不再属于信托主体的偿债财产、遗产或清算财产，从而避免第三人追偿和强制执行。     

“四抓四促”全面提升党委主体责任水平

国有企业落实好党委的主体责任,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原则。党委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从而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目前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深入推进,国有企业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不可否认,仍存在着一些值得人们关注的突出问题。     

碳排放交易制度的节能减排路径：效率提升还是结构转型？——来自中国省级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2013年以来实行的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事件，基于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碳排放交易制度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制度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节能”与“减排”的双重目标，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能源效率提升和能源结构转型都是碳排放交易制度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路径；能源效率提升在碳排放交易制度实现“节能”和“减排”中分别发挥了10.19%和5.93%的作用，而能源结构转型分别发挥了48.87%和52.95%的作用。这意味着中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实现节能减排的主要动力来自能源结构转型，而非能源效率提升。能源结构转型涉及问题更加宏观和深层，这为中国加快推进节能减排进程，特别是完成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国际承诺提供政策启示。     

东道国政府自律性对跨国公司投资模式的影响研究

东道国政府质量是影响外国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在政府质量的相关要素中,政府自律性对跨国公司投资模式的影响尤为重要。文章从博弈论的视角考察了政府自律性的两方面,即政府自身约束能力与面对资本的独立性对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并用2006～2015年间89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政府自律性的下降会促使跨国公司投资模式由股权模式向非股权模式转换,且边际效应逐渐降低。文章最后结合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情况进行了相应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协整方法和VEC模型的实证分析

特朗普减税方案将进一步减低美国制造业企业税负,推动美国制造业企业海外资本回流,加速制造业资本流出我国,加之愈演愈烈的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制造业企业对美国投资前景是否乐观,一要看双方制造业吸引外资环境的相对变化,二要看中美制造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化。成本是中美制造业竞争力比较的重要内容,但在各国争夺制造业创新制高点以及吸引外资竞争的大背景下,政策因素对中美制造业资本流动的影响很可能呈现出提升态势,分析中美制造业相对优势就需要从成本和竞争力比较的角度出发,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吸引外资成本因素的新变化进行梳理,并对两国制造业竞争力现状进行对比,在综合考虑成本和竞争力因素的基础上,再加入贸易壁垒这一影响因素,全面考察中国企业对美国制造业开展直接投资的决策依据和影响因素。     

A股“牛市”真的结束了吗

用一般性的或传统的理论与模型来分析当前中国A股"牛市"结束了,是一个相当不靠谱的个人观点。这种观点既解释不了当前中国A股之实际,也左右不了股市之预期。A股"牛市"真的结束了吗?最近,瑞银首席策略师陈李在研究报告中给出了肯定的回答陈李的报告认为,中国股票市场上,以流动性推动的牛市暂时告一段落,之前低估的A股大型股已经达到"合理水平",未来期待盈利改善推动中国股市上涨、他认为,过去两个月推动资金入市的一些重要动力,包括散户入     

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提升的新视角——基于环境规制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采用中国200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OFDI显著提升了国内创新效率,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三重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对OFDI逆向创新溢出的积极影响相对有限,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水平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好,过于严厉的环境规制反而会弱化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虽未能最有力地驱动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但这距离跨入环境规制的最优区间并不遥远,短期内通过环境规制手段进一步释放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是切实可行的,但长期内也不能忽视环境规制"度"的限制;在环境规制约束下,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表现出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为正向的倒"U"型、"U"型和倒"U"型非线性规律,在"一带一路"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地区分别具有正向的倒"U"型和"U"型非线性特征,这些发现为在不同空间实施差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更有效地促进OFDI逆向创新溢出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