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销幅度测算中的偏颇之处

倾销幅度测算是裁定倾销以及实施反倾销措施的依据和基础。然而,具体操作过程中存在的偏颇之处,使得调查结果总是倾向发现“倾销幅度”,从而裁定倾销存在。本文以倾销幅度测算过程中的不合理之处为分析对象,举例说明了在很多情况下,原本不存在的倾销行为,是如何在现行的规定下被测算出了“倾销幅度”。     

河北省城市竞争力比较研究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河北省的区域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城市竞争力计量模型,对河北省11个地级市城市竞争力进行逐一测度,发现河北省城市竞争力水平比较低.解决这一问题,要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发挥企业的主动性;改善投资环境;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最后必须要重视人才.     

我国市场化进程与外资流入方式选择的地区性比较分析

本文以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分析目标,从市场化进程的角度来分析外资进入各地区的行为特征。通过一个简单的二期微观经济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阐述和论证了一个假说:在外资进入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外资进入时会选择这样一种进入方式———高直接投资比例,低国际借贷投资比例。     

大学经贸英语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探讨了现阶段大学经贸英语课程教学所存在的几个问题，指出了大学经贸英语课程教学必须整合课程设置、编写更实用的教材、建立高素质的师资、改革教学方法等，从而有效地培养大学生经贸英语的交际能力和应用能力。     

以企业文化为切入点提高核心竞争力

企业文化是企业历史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是企业经营管理最深厚的底蕴。一个企业真正有价值、有魅力能够流传下来的东西，不是产品，而是它的文化。企业文化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精神支持。以企业文化为切入点，提高核心竞争力，应注重企业精神与企业价值观的人格化，着眼于对国际企业的文化研究，注重企业良好形象的塑造。     

发展特许连锁经营,促进城乡居民就业

本依据我国近年来特许连锁经营发展的形势，阐述了特许连锁经营在民间投资和就业发展上的特有功效，提出了利用特许连锁经营促进我国城乡就业的观点，并指出了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政策和措施。     

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资本逐利还是风险规避

外资自由化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内容,在促进境内外资本要素互联互通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微观企业行为。以我国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外资进入对我国本土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地,外资进入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股权集中度更高和市场化进程缓慢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此外,在不同资本市场开放水平,外资进入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     

浅析工业设备支撑体系方案优化的思路

设备承重支撑体系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形式,在我国工业项目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设备支撑结构体系类似于民建钢框架结构、钢框架-支撑结构体系。重型设备的支撑点主要集中在结构体系的局部楼层,导致上下楼层质量、刚度比例偏差较大,设备布置偏心,不满足抗震设防要求[1]。随着传统工业的工艺技术不断革新、新型工艺技术的发展、重型设备的出现,优化钢结构承重支撑体系势在必行。在满足承载能力和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可打破常规规则与相对不规则结构形式间的界限。依据结构专业设计条件[2]、操作楼层和承重楼层分别设计的优化思路,对降低钢材用量、节约项目成本具有现实意义。鉴于此,论文主要对现阶段工业承重体系的优缺点进行分析,提出其承重钢结构体系优化的构想和措施。     

探索城市规划项目开发审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城市规划项目开发审批过程。为了提升城市规划项目中的公众参与,可将其作为正式制度纳入城市规划工作程序中,促进编制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积极引导各级群众的参与,实现真正的公众参与。     

董事责任制度重构： 精准问责、合理容错、宽容失败——以弘扬企业家精神为视角

基于权力（利）、义务、利益、责任与风险相匹配的基本逻辑,新《公司法》既要健全董监高的差异化公平问责规范体系,也要建立人性化合理减免责任制度。董监高问责能力取决于其职位的含权量、含金量、实际控制力与影响力,也取决于所在公司治理实况。要重点锁定并严惩关键少数者,严格区别独董与内部执行董事的法律角色。董监高责任应以过错责任为主、严格责任为例外。为精准识别董监高过错,建议采取法商、德商、智商、情商合一的理性人标准。要坚持责任自负为主、连带责任为辅。连带责任规范要保持统一化与谦抑化,赋予董监高在承担连带责任后的法定追偿权。要坚持有限责任为主、无限责任为辅。董监高对第三人不负责任为原则,负责为例外。建议精准甄别董监高个人责任与公司法人责任。章程或公司决议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只要登记、备案或公示,即可对抗相对人。建议导入商事判断规则,允许公司自主豁免或减轻董监高责任,要求董监高自担最低责任限额,导入董监高责任保险制度。董监高问责机制要与股权激励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