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缺口”模型中国悖论的成因

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来促进经济增长是我国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但"两缺口"模型已经不能对此进行解释。由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和国际贸易统计体系的颠覆,改变了"两缺口"模型成立的初始条件,而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转轨时期不完善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对引资作用片面和静态的认识促成了"两缺口"模型在中国的悖论。     

SDR货币篮子中人民币的国际化定位——汇率市场波动传染与波动聚类的实时甄别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逐步推进,SDR货币篮子中人民币的国际化定位引人瞩目。本文基于非线性MSBIARCH模型,实时甄别人民币市场与美元市场、英镑市场、日元市场、欧元市场之间的波动传染关系,以及波动传染作用下汇率市场的波动聚类态势,进而识别SDR货币篮子中人民币的国际化定位,旨在为及时防范并规避人民币市场的波动风险提供参考。研究发现,汇率市场经由“经济基本面”“市场情绪”以及“市场预期”对外发挥波动传染作用,人民币市场与美元市场之间存在双向波动传染关系,与英镑市场、欧元市场以及日元市场之间存在单向波动传染关系。不同汇率市场之间的波动传染关系表现出时间区制转移特征,汇率市场的波动聚类态势也呈现时变特征。汇率市场发挥波动传染作用的时间与汇率市场呈现波动聚类态势的时间相匹配,均集中在极端经济事件期、不规则事件期以及政策颁布事件期。国际汇率市场的波动传染作用导致了人民币市场的波动聚类态势,而人民币市场的波动传染作用仅强化了国际汇率市场的波动聚类态势,SDR货币篮子中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中国通货膨胀预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混频无套利Nelson-Siegel利率期限结构扩展模型

综合国债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信息以及不同频率的宏观信息,本文构建混频无套利Nelson-Siegel利率期限结构扩展模型,在对不同期限债券进行一致性定价理论约束下,提取了中国通货膨胀预期的期限结构并对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模型提取的通胀预期期限丰富、结果稳健,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通胀预期水平和变动响应主要受货币增长率、通胀率及全球食品价格变动等国内外相关宏观变量的影响,与国债收益率因子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国债收益率因子对中长期通胀预期的方差波动具有较强解释力,表明国债定价反映了未来通胀的不确定性。本文研究有助于充分利用我国宏观与金融市场信息条件,有效发现和锚定通胀预期,一方面,研究结果可为政策制定者和市场投资者提供科学的决策参考,另一方面,研究方法对丰富宏观金融领域的分析框架具有参考价值。     

流动性、银行间市场摩擦与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工具

通过内生引入流动性短缺银行(拆入行)对流动性盈余银行(拆出行)的流动性需求机制,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间市场的DSGE模型,对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效果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1)负向冲击会同时增加拆入行和拆出行对流动性的预防性需求,在经济形势不确定的情形下,拆出行不会很快恢复对拆入行的流动性供给,引起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缺口放大和市场失灵。(2)由于仅依赖银行间市场自发回归稳态的过程太过缓慢,需要央行进行流动性干预。借贷便利类工具可以通过引导贷款市场定价和流动性效应这两个渠道来影响银行融资可得性,进而降低银行间市场流动性风险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3)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效果边际递减,央行可根据借贷便利操作的收益和成本,制定最佳的反应程度参数。     

基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居民债务问题及其风险研究

本文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出发,对比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居民债务演变,有效度量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水平。通过宏观部门经济间的关联,构造基于存量-流量一致的部门结构化均衡模型,剖析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传导机制,分析货币、财政和地产政策在居民债务风险防范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负债率和偿债比例偏高,偿债压力逐步加大。但适中的资产负债率和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速为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化解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利于居民部门去杠杆化,但由此引发的消费减速和经济下行将导致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攀升;减税较政府直接支出更能激发消费内需、降低居民和企业债务杠杆,同时,长期经济的好转利于政府债务风险稳定。紧缩性地产政策虽然有助于长期经济结构的调整,但需防范短期经济下滑。     

活跃因子和杠杆因子表现分析——基于A股市场的多因子资产定价研究

多因子资产定价理论是继CAPM理论之后的重大创新,也是时下资本资产定价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本文搜集整理多因子资产定价理论的相关文献,分析梳理其发展脉络。通过理论探究,引入以市值增长率为代理变量的活跃因子和以资产负债率来衡量的杠杆因子。基于我国A股市场进行Fama-MacBeth横截面和时间序列的回归检验,发现加入活跃因子和杠杆因子后的八因子模型解释能力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其中活跃因子的表现显著,而杠杆因子对股票超额收益解释能力相对较弱,但仍强于六因子模型中的风格因子。     

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兼论农村金融机构改革

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之一在于提升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但相关研究较少考虑不良贷款约束,对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也很少涉及。基于此,本文以较具代表性的沿海地区G省为例,运用非径向EBM-Undesirable模型从多个视角测算分析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并基于空间相关性检验和空间计量模型,对经营效率进行了空间效应分析与影响因素估计。结果显示: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效率总体水平较高,但起伏较大;农商行效率高于农信社,但2015年后差距有所缩小;经营效率具有空间相关性,经济水平、产业结构、行业竞争、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是驱动因素,隐形风险是阻碍因素。鉴此,本文提出了加快推进农商行治理能力建设和产品服务创新、将经营效率作为农信社改制的重要参考指标、监管部门和省联社给予针对性经营指导、深化邻近协同经营等政策建议。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驱动因素研究——基于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理解资本流入的驱动因素,对于设计一个有效的资本流动管理政策框架至关重要。本文研究了1998年至2018年间45个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各类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重点分析了资本流向亚洲地区的驱动因素与其他地区的共性和异质性。使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对面板数据集的实证结果表明,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制度质量和国内因素对吸引资本流入具有重要影响;对亚洲地区来说,人均收入增长和贸易开放是吸引资本流入的重要驱动因素,国内外利差水平和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吸引组合投资和其他投资具有显著影响,VIX指数和影子利率对亚洲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规模的影响也具有重要影响。这表明,在设计管理资本流入的政策框架时,全球经济金融合作和政策协调应被考虑在内。     

电子信息产业国内价值链省域比较优势测度及空间差异研究

为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加剧的“比较优势陷阱”,中国亟需通过国内价值链省域比较优势的互补协同提升整体国际竞争力。在价值链产品内,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框架,兼顾增值能力与劳动生产率两个维度,使用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设计一个评测国家内部区域电子信息产业真实比较优势的新指标。结果表明,东部沿海省域比较优势强度与广度最为显著,内陆省域比较优势集中于上游能源型部门;制造业部门比较优势凸显,服务业部门比较优势相对薄弱;比较优势高省域集中度与低省域集中度的产业部门中,均存在整体比较优势强弱差异,其中,高省域集中度产业部门比较优势强度更高。     

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吗——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8—2018年面板数据,测度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对本省域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均有促进作用,而在部分矩阵下对省际创新发展有负向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科研经费投入、人才投入与外商投资均对区域创新产生一定影响。为此,建议加强区域技术联系与资源共享,打破数字经济在区域间创新发展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实施创新资源精准投入,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经济应用水平,以进一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