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较低,仍有较大"加杠杆"空间,可通过推动居民举债消费来实现扩内需和债务杠杆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间的转移,从而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和实现宏观债务风险"软着陆"。根据美国和韩国的发展经验,居民部门债务水平与一国的经济增长、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创新、政府政策激励、房地产市场发展等因素关系密切。借鉴国际经验,未来应多方发力、有的放矢,有序引导居民举债消费,鼓励和推动消费金融创新,促进新消费热点培育与消费金融创新相结合,构建住房政策性金融体系,发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疫情下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新变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逆周期调控政策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表明自2015年起的去杠杆进程告一段落。与2008-2014年加杠杆阶段相比,2020年各部门加杠杆的结构、渠道、期限出现新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发生变化,国企杠杆率趋于下降,私营企业负债快速增加。"房住不炒"下居民平稳加杠杆,贷款增速有所回落。政府部门对宏观杠杆率增幅贡献率上升,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主动性提高,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水平提升。总的来看,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缓冲了疫情负面影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也提高了企业、居民债务风险,加重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当前,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稳定宏观杠杆率,有序处置各部门债务风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中国家庭债务风险的跨部门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 2010—2020年六次抽样微观数据为样本，构建了衡量中国家庭债务风险的指标体系，首次考察了家庭债务扩张对商业银行、实体企业和地方政府跨部门风险溢出路径与风险生成机理。结果发现：第一，家庭债务风险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推高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偿债率等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对银行坏账风险冲击最大，家庭房产持有行为发挥了中介作用；第二，家庭债务风险通过利润表渠道抑制了实体企业盈利能力，其中，债务收入比对企业盈利能力影响最大，而家庭债务对一般性消费的挤出发挥了中介效应；第三，家庭债务风险通过利润表渠道对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通过对银行和实体企业的交互作用发挥了间接影响。家庭债务的收入效应短期会提高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但在长期随着家庭债务收入效应下降、风险效应上升，最终导致地方政府长期偿债能力被削弱。     

宏观政策、金融资源配置与企业部门高杠杆率

随着中国整体债务水平的不断攀升,企业部门去杠杆的呼声日益提高。但统计数据表明,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升并不足以解释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的大幅上升。本文从宏观杠杆率计算公式出发,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开展的实证研究发现,2008年以来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下,金融资源被过多配置到资产周转率和增加值率较低的企业,是近年企业部门杠杆率猛增的主要原因,形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机制则是金融资源的产权错配和行业错配。因此,企业部门债务风险防范的关键是加大金融业供给侧改革力度,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改善整个企业部门的经营能力,而不是仅仅关注微观企业的负债率本身。     

海南省居民部门债务杠杆特征、风险及政策建议

近年来,海南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攀升,居民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对海南经济增长和金融安全的不利影响有所显现。本文在阐述海南省居民部门债务结构和运行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现阶段海南居民部门债务杠杆快速攀升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并提出控制债务风险以及稳增长的有关政策建议。     

中国家庭偿债能力:衡量与影响因素

居民部门债务的快速增长和过度累积可能导致经济体系产生潜在的金融风险。本文以2011-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了综合衡量家庭偿债能力的指标,并根据宏观层面的不良贷款率对该指标进行校准。进一步地,本文基于衡量结果分析了我国家庭偿债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2011-2017年期间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现阶段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变动状况存在明显的人群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应警惕居民部门杠杆率过快上升的透支效应和潜在风险,关注低收入家庭的偿债风险。第二,购房预期收益上升使家庭产生加杠杆行为,导致家庭过度负债从而使家庭偿债能力进一步恶化。本研究对我国居民部门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有一定启示。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居民杠杆率现状和风险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杠杆率增长在扩大内需支撑经济的同时也使得居民偿债压力进一步加大,对金融体系稳定造成一定的风险。本文分析居民债务的构成、杠杆率的现状以及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的原因,通过建立VAR模型实证分析居民杠杆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提出遏止炒房、控制杠杆率增速、强化社会保障、加强金融监管、加强预警等建议。     

我国居民债务迅速增长对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债务水平持续增长,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及人民币消费贷款余额持续快速增长;与此对应,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等多个指标看,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自2011年以来呈现趋势性下降。本文旨在研究居民债务水平增长对消费的影响,利用VAR模型,从宏观层面分析其影响机制,并得出通过结构性去杠杆、实施逆周期政策提升可支配收入、持续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手段可促进消费增长的政策建议。     

美国经济各部门的负债水平及发展趋势

宏观部门的负债水平与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及经济周期高度相关,也是衡量金融风险的重要指标之一。文章用负债／收入（GDP）这一指标来考察美国经济各部门（家庭、企业、金融机构与政府部门）相对负债水平的历史和现状,并对其发展趋势做出初步研判,指出一国债务水平有长期上升的趋势,美国“去杠杆”化过程已降低了私人部门风险,但政府财政风险值得关注。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评价体系研究——基于成都工业投资集团的案例研究

投融资平台作为地方政府最大的债务举借主体,其不断攀升的债务规模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偿债压力,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出发,通过研究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形成原因,利用多因素分析法、层次分析法、Z分数模型等工具构建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评价体系,并以成都工业投资集团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提出了防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去杠杆需考虑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吗?——加息和缩表的比较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货币政策微观溢出效应的两国开放经济模型,提出企业结构性去杠杆需考虑开放经济因素,并在模型中引入企业融资约束机制,利用2002年第四季度-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沪深A股1023家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美联储加息和缩表两类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杠杆率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美联储缩表在初期对我国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程度较大,但不存在长期溢出效应;而加息在初期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但对我国企业杠杆率存在长期溢出影响。在溢出方向上,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显著降低我国企业杠杆率。在溢出结构上,企业融资约束越严重,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杠杆率溢出效应越明显。     

总量型和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搭配——基于结构性去杠杆视角下的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34类工业行业的年度数据,识别信贷配置偏向特征对结构性杠杆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应对效应的特征事实:信贷偏向的存在导致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杠杆变化呈现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所产生的结构性杠杆现象因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而异,传统总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难以有效解决结构性杠杆问题。为更深入理解这一现象以及结构性去杠杆下货币政策最优选择问题,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信贷配置偏向特征、企业杠杆结构变化特征、总量型与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影响特征的DSGE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量型货币政策数量工具的宽松操作可以有效应对技术冲击下结构性杠杆问题;总量型工具紧缩资金供给,结合结构型工具定向紧缩,是应对成本推动冲击下结构性高杠杆问题的较好选择;当经济面临风险冲击下结构性杠杆和经济下行并存问题时,需要结构型货币政策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同时操作,紧缩国企贷款,同时降低民企融资成本。     

债务杠杆、财务脆弱性与家庭异质性消费行为

本文通过引入财务脆弱性来描述家庭无法及时或完全履行偿债义务而发生的财务困境,实证分析了债务杠杆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理论机制分析和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债务杠杆会提升财务脆弱性,从而弱化跨期消费平滑能力,强化消费预算约束,导致家庭落入“高边际消费倾向、低消费支出水平”的低层次消费路径上。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通过负债投资多套房的家庭而言,高债务杠杆会明显增加不确定冲击下的财务脆弱性,进而对消费产生更大的抑制效应;亲友民间借贷的履约机制相对灵活,可以缓解财务脆弱性对家庭消费的抑制效应;债务杠杆上升引致的财务脆弱性,对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压缩效应大于非耐用消费品,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的挤占效应大于城镇家庭。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不宜依赖消费金融扩大消费”“规范发展消费信贷”等提供了理论解释,对金融服务促进消费发展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稳定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2001-2020年的动态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不同实体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及作用机制。通过构造金融稳定指数,进一步论证金融稳定对实体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实体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不同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有所不同。机制检验发现,居民杠杆、企业杠杆和政府杠杆分别通过“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渠道影响经济增长;金融稳定性的提升能够正向调节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高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上述结论对我国经济增长和杠杆调控具有一定政策启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部门杠杆异质性,细化实体杠杆的调控方向,进一步优化杠杆结构,以期实现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双重目标下的动态平衡。     

行业特征、金融加速与企业债务融资

在政策择优供给、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考察特定行业的企业债务融资及其宏观、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对于资金、资源的行业优化配置意义重大。本文以我国200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企业受到货币政策冲击时行业特征对其银行债务获取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行业劳动力越密集、行业竞争越激烈的企业,货币政策紧缩对于债务融资的不利影响会被显著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劳动要素在货币政策紧缩时引起的企业债务融资效应随着行业资本密集度的下降而增强;对于产出是耐用品的行业,货币政策的企业债务融资效应与产品市场竞争较弱的行业一致。本文是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下金融加速分析的拓展,补充了货币政策行业债务融资效应的经验证据。     

美国货币政策推升了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吗？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导致全球流动性异常充裕,对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环境造成显著影响。本文运用28个新兴市场国家2003-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和美国影子利率数据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影子利率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美国影子利率的降低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进一步地,这一影响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但汇率弹性僵化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上述发现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在调控企业部门杠杆率的过程中,除要考虑国内因素外,也应高度重视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     

Optimal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and House Prices in Korea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mpacts of the macroprudential policy of limitation on credit growth in housing market on Korean economy to find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Empirical results based on VAR models show that 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like LTV and DTI in Korea have significant and persistent effect on real household credit and real house price. This article further addresses implications of optimal macroprudential and monetary policy in Korea by employing a standard DSGE model.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time-varying macroprudential policy responding to the borrower’s debt to income ratio is most effective in stabilizing household debt among the macroprudential policy rules considered, but produces a moderate downturn of the economy.     

我国居民杠杆率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本文使用货币信贷和城镇储户调查数据,对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和偿债能力现状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各省住户贷款数据计算各省的居民杠杆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居民杠杆率上升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的快速上涨和住房销售的增长都对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上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房价上涨的影响程度更大。此外,金融发展水平和老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正向影响,少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负向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率

本文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探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杠杆率变动背后的逻辑。在基于2002—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描述企业杠杆率结构性变化的经验事实以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Baker et al. (2016) 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负向效应在短期负债率、民营、小规模和制造业企业更为明显。进一步考虑经济转型的扩展分析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的负向影响会随着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民营化改革的推进和对外开放度的扩大而显著降低。本文的研究对深入理解企业杠杆率变化背后的逻辑以及科学地制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政策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