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知识、资本与企业权力——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

基于简单协作、分工协作以及机器体系的工厂制度等古典企业组织形式内部,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专业化知识.当企业内生知识外化为代表着特定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的物质资本时,赋予了物质资本所有者取得企业内部权力的合理性.因此,构建"分工、知识、资本" 三位一体的内在逻辑和分析框架,可以对从手工工场制度到工厂制度的古典企业内部权力现象及其演变做出合理解释,从而彰显了基于分工来分析企业权力内生性质的思路.     

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比较研究

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理论。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合理性，又有局限性。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吸收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有益成果，重建商品价值理论。     

教育创新是推动农民劳务收入增长的根本--以河南省为例

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制约农村和谐社会进程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农民的外出劳务收入已经超过在家劳动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农民劳务收入与受教育年限正线性相关。影响农民劳务收入增长的教育因素主要有思想认识和制度安排两个方面。只有创新农村教育理念和体制,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农民劳务收入的增长。     

皖西北平原地区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报酬调查

使用家庭日记帐的方法统计农户的总收入、农业劳动时间和非农业劳动时间，然后对它们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农户从事1小时的农业劳动（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所带来的家庭总收入的增加为21．9元，而从事1小时的非农业劳动（外出务工）的报酬是1．72元.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国际劳务输出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提出扩大国际劳务输出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我国进行国际劳务输出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和发展空间。我国政府应加大国际劳务输出的管理力度,为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另辟新径。     

数字技术赋能服务业生产率：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理论模型阐释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高技能劳动力与市场化水平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并从数字产业的发展与数字技术的应用等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算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字技术水平,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与异质性冲击。结果表明：（1）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赋能效应;（2）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赋能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加凸显,在东部地区暂未显现;（3）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加偏向于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数据要素投入较多的行业;（4）高技能劳动力更易适应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能够强化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赋能;（5）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够进一步释放数字技术红利,从而显著增强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否提升城市专利质量？

产业协同集聚与融合发展已成为带动地区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研究测度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度与城市专利质量水平,并实证检验了协同集聚带来的城市专利质量提升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提升城市专利质量水平。产业协同集聚是促进地区创新的空间前提条件。主要影响机制的探讨表明,知识外部性溢出与分工深化是导致城市专利质量提升的主要中介渠道,但创新成果转化加速的中介提升机制尚不明晰。分地区看,相比于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更能促进城市专利质量提升;分行业看,制造业与金融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协同集聚所带来的城市专利质量提升效应更加明显。目前中国整体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存在的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是促进城市专利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     

建立劳动争议全程调解机制的有效途径探析

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在企业及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往往需要对自身组织机构及人力资源运行模式进行相应的深化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员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发展目标存在冲突,进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劳动争议。劳动争议如果得不到较为优质的解决,将引发较为严重的劳动争议事件,进而对社会的安定和谐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浅谈国有企业人工成本控制

现如今,一提起国有企业,大多数人会认为其是一个“铁饭碗”。国企是什么?国企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其与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息息相关,涵盖通信、石油、军工、天然气等重要领域,国企成为越来越多求职者梦寐以求的“天堂”。基于此,国有企业的问题日渐凸显,其中人工成本问题十分突出。论文从人工成本控制的作用、国有企业人工成本控制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措施三方面展开论述。     

The Arbitration of Labor Disputes in China Today: Definition and Implications

Over the past 12 years China has strongly encouraged the use of a formalized arbitration process to resolve, among other conflict areas, labor disputes. Using a formal resolution process is meant to calm labor unrest by giving employees both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voices in workplace issues. Ultimately, China recognizes that, as di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passage of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giving employees voice quells potential social revolution and helps business by making use of employee ideas while attracting the best employees. 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bor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 and its specific provisions promulgated in two laws and a set of regulation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process are enumerated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ocess to foreign investors,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is laid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