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提升的新视角——基于环境规制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采用中国200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OFDI显著提升了国内创新效率,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三重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对OFDI逆向创新溢出的积极影响相对有限,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水平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好,过于严厉的环境规制反而会弱化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虽未能最有力地驱动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但这距离跨入环境规制的最优区间并不遥远,短期内通过环境规制手段进一步释放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是切实可行的,但长期内也不能忽视环境规制"度"的限制;在环境规制约束下,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表现出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为正向的倒"U"型、"U"型和倒"U"型非线性规律,在"一带一路"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地区分别具有正向的倒"U"型和"U"型非线性特征,这些发现为在不同空间实施差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更有效地促进OFDI逆向创新溢出提供了依据。     

我国商业银行在东盟的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2008年次贷危机为我国商业银行对外投资提供了历史机遇，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进一步推进了我国银行业的对外投资进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对外投资， 为我国商业银行进入东盟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机会。 本文通过选取 “一带一路” 沿线东盟国为研究对象， 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影响中农工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研究。 实证结果表明： 双边贸易额、 对外直接投资额、 东道国市场潜力、 集聚经济效应及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均显著正向影响四大银行海外机构数量， 而地理距离、 金融开放程度与海外机构数量呈现负相关。 基于此， 本文立足 “一带一路” 倡议， 为稳步推进四大商业银行对东盟地区的投资区位布局以及完善商业银行境外机构网络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高科技企业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

由于单一技术难以支撑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高科技企业希望通过技术多元化寻求突破。能否正确识别、 选择与企业自身能力特点相匹配的多元化战略对企业尤为重要。 基于此， 本文引入企业动态能力作为调节变量， 探究动态能力对相关技术多元化与非相关技术多元化战略选择影响作用。 实证结果表明： 技术相关多元化与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非相关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动态能力对相关技术多元化、 非相关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间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品牌危机类型和应对诉求匹配性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

当下越来越多的品牌卷入了各种危机中， 给品牌和消费者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利益损失。品牌面临不同的危机时， 如何应对才能更有效地修复危机， 维护品牌和消费者关系， 这成为企业关心的核心问题。研究结合危机类型， 应对诉求方式和品牌信任， 探讨了出现危机后品牌应该采用何种应对诉求，能更有效地提升消费者购买意愿。实验结果表明在产品功能型危机情境下， 采用能力诉求能更有效地提升消费者品牌购买意愿， 且品牌能力信任起中介作用； 在价值关联型危机情境下， 采用温情诉求能更有效地提升消费者品牌购买意愿， 且品牌善意信任起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品牌如何有效度过危机提供了借鉴和实际应用价值。     

去库存及建筑总量控制政策对三四线城市能源消耗的影响效应研究

近十年来房地产开发迅猛,在满足人们居住需求的同时也伴随着大量泡沫的涌现。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去库存和能效提升给建筑部门指明了发展方向,有效地实施供给侧改革是建筑部门一项重要工作。拟通过开展去库存及建筑总量控制对三四线城市能源消耗的影响研究,为建筑部门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建议和参考。站在建筑部门宏观视角,通过文献调查,分析总结了建筑终端能耗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效应,梳理了中国建筑总量、库存量及建筑领域能源消耗量总体情况,论述了三四线城市去库存、进行建筑总量控制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根据分析结果、三四线城市特点及数据可获得性,选定自变量和因变量及量化指标,运用岭回归方法,以6个城市的数据为例进行三四线城市建筑总量控制、去库存政策对城市能耗影响效果的定量分析;最后基于彼此间关系及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对建筑部门的供给侧改革工作提出建议。     

个体退休意愿及家庭内互动关系研究

在我国老龄化不断加剧、延迟退休政策势在必行的大背景下,对我国中老年人群的退休意愿进行考察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利用CHARLS 2013年全国追踪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计量模型分别从家庭因素和财务因素角度对我国中老年群体个体的退休意愿及配偶间退休决策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主要得到了以下几点研究结论：(1)从家庭因素角度看,独生子女父母的退休意愿最为强烈且其更多地承担了照顾孙辈的责任,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表明后者是造成前者的主要原因；(2)从财务因素角度看,不同保障程度的养老保险对个体退休决策具有不同的影响,包括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及补充型养老保险在内的高保障养老保险会显著促进个体的退休意愿,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新农保等低保障养老保险则没有这种影响；(3)家庭内配偶间退休决策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夫妻退休决策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表现为闲暇的互补性,而配偶高保障养老金的“溢出效应”可以为这种现象提供解释。     

基于消费效应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实证研究

农民消费与公共品的供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借鉴李燕凌(2004)所提出的C-L模型的思想,利用2006年至2016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近些年的农民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随着农村公共品供给状况的改善,农民的消费结构在不断地优化和升级.但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消费需求之间仍然存在差距,需要进—步加大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并降低农民的消费成本.     

普惠金融与县域资金外流：减贫还是致贫*——基于中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县域资金外流的影响，并验证了贫困县资金外流是否会产生致贫效应。本文研究发现：如果普惠金融只注重解决贫困地区对金融机构的接触性排斥，会进一步加剧资金外流，对减贫产生负向影响，即存在显著的致贫效应。这种致贫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外溢性，邻近县域的贫困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彼此“传染”，并具有空间衰减特征的地理边界。因而需要客观认识普惠金融的本质，有针对性地选择恰当有效的实施载体，解决好对信贷产品等关键金融服务的使用性排斥问题。     

基于Fuzzy DEMATEL的养老地产平台

基于Fuzzy DEMATEL模型，以平台生命周期为主线，借助MATLAB编程计算网络效应影响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原因度，确定养老地产平台网络效应激发的关键要素。引入综合影响度指标,确定网络效应激发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排序,以实现静态结果分析，并进一步借助MATLAB软件的图形展示功能明确了影响因素在养老地产平台全生命周期的演化特点。锁定综合影响度指标和影响因素的动态演化，构建养老地产平台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网络效应激发路径，旨在为养老地产平台相关企业在平台发展不同阶段运营策略制定提供一定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