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华区”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吗?——基于多变量SVAR模型的视角

本文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研究框架,用多变量的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对“大中华区”中所包含的两岸四地经济体进行详尽的计量检定.通过对各种冲击相关系数大小的分析,以及冲击绝对值平均与法国和德国作对比,发现“大中华区”已经具备组建最优货币区的宏观经济基础(尤其是1998年后).同时,本文着重刻画了实际有效汇率对结构性冲击的响应方式,发现其响应方式呈现趋同的收敛方式.综上所述,“大中华区”内部组建货币联盟是一个可行的经济目标.     

中国的城市规模过大么——基于273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关键发展时期,城市规模迅速扩张,但与此同时也衍生出很多城市问题,中国是否应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针对该问题,本文在包含异质性个体的城市内生性理论框架下,重点分析中国城市的最优城市规模和均衡城市规模的差异,并衡量差异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的均衡规模均超过其最优规模,但规模差异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较小.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国应该继续鼓励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经济失衡形成和传递机制的分析及对中国数据的考量

本文认为经济波动是经济分工网络出现局部失衡以及这一局部失衡引起网络内部的结构性失衡,并最终演化成全局失衡后各分工部门又通过自我行动调节恢复平衡的一个动态的市场过程。本文简单地探讨了出现局部失衡的原因以及这些局部失衡引致结构性失衡和全局失衡的传递机制。基于此,我们分析了政府的宏观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并得出政府可以是经济波动的原因,也可以是保持经济稳定和抑制经济波动的重要力量。政府宏观政策的效果受到政府获取认知经济状态信息的效率、以及政府决策形成和执行效率的影响。最后,我们利用中国大陆地区1978-2013年的面板数据做了一系列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宏观政策与经济波动相关,其中短期政策与波动正相关,长期政策与波动负相关,这些相关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显著的,且财政政策显著性的表现优于货币政策。     

中国财政政策影响的区域差异性

利用2005—2013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月度数据,构建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中央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和工业增加值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呈现出相似的特征,即均为正响应,但响应程度有明显差别,即西部地区的响应程度最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呈多样化特征。     

我国存在最优政府规模曲线吗

本文运用格兰杰方法对我国1978-2004年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我国政府规模的格兰杰原因,但政府规模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这一结论说明我国并不存在最优政府规模曲线,但验证了瓦格纳定律,同时也为我国现阶段的财政政策取向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区域经济动态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在2003年、2005年和2007年社会经济数据构成的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区域经济时序立体数据表的基础上,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和雷达图分析方法,动态描述"一圈"区域经济差异,并对其区域经济动态发展水平进行分析评价,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企业伦理经营的理论诠释

企业伦理经营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许多研究者从企业反伦理经营行为对企业和社会危害的角度反证企业必须合伦理经营,但是在我国现实中却仍然存在大量的企业反伦理经营行为。因此,有关企业伦理经营的理论解释问题的研究关系到企业伦理研究和对企业提出伦理经营要求的合法性。对企业伦理经营可以从核心竞争力理论、人性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帕雷托最优状态规律这四个理论角度进行解释,本文在这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资产证券化的革命性意义

资产证券化的最基本功能是增强流动性;资产证券化将中介融资同直接融资有机融合贯通,形成了最优金融结构体制;资产证券化使得融资由依据整体资信变为依据部分优质资产,从而革新了融资评审通过机制.这两条具有革命性意义.即便目前资产证券化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我们也应当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     

汇率波动成本与汇率制度选择

研究分析造成汇率波动的原因，分析货币当局在采取具有不同汇率波动幅度特征的汇率制度时所需要承担的成本，并从成本最小化原则出发，提出了货币当局选择最优汇率制度的政策建议。     

广告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及最优投放水平分析

本文首先对广告的作用,包括经济作用与社会作用做了定性的描述,然后运用经济学模型对广告与社会福利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最优的广告投放水平,最后分析了广告的负外部性因素对社会福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