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

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主持人熊景明女士和温铁军、黄平以及其他一些等专家学者,从乡村建设的必要性入手,对乡村社区建设、农民教育、农民组织与利益代表、专业人士的角色扮演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为此,我们摘要刊登这次座谈会的发言记录,以飨读者。     

如何建设新农村

引言:“切不可把农村问题仅仅当成是农村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相信只要城市化就解决问题”中国已经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化建设的进程,当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一般都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而这个时候大多数市场经济的国家特别是东亚的日本、韩国等等东亚小农社会国家,都会适时提出新农村建设,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如何建设新农村

引言:"切不可把农村问题仅仅当成是农村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相信只要城市化就解决问题" 中国已经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化建设的进程,当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一般都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而这个时候大多数市场经济的国家特别是东亚的日本、韩国等等东亚小农社会国家,都会适时提出新农村建设,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现代化要与“三农”问题科学对接

这几年，我们越来越多地简单照搬现代化的法律和制度来解决“三农”问题，结果导致制度成本大幅上升；不仅如此，而且上升的幅度成本还无人买单，这些政策可能加剧矛盾甚至制造矛盾，导致“三农”问题越发严重。     

把合作金融还给农民——重构"服务三农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议

2006年12月22日,银监会发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切实表达了我国金融监管当局与执政党保持政治上高度一致的意愿,且体现出在全国人大10月31日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之后,我国已客观上开始了“把合作金融还给农民”的制度安排。     

财政支农如何应对WTO？

朱Rong基总理曾经说过：“入世，我最担心的是中国的农业。”那么，入世后，对中国的“三农”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财政支农又该如何应对呢？记采访了名的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温博士原是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任《中国改革》的总编辑。他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有着独到深刻的见解。     

找不到大学，找不到教授—教育作为“第三产业”的投资、收益与风险

尽管“教育产业化”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是许多不清晰的概念和政策还有待进一步讨论。不过,在对教育问题的讨论上,目前存在着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使政策制定者、学者、教育投资者坐在一个会议桌上,也往往是自说自话,几乎无法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于是,教育投资者热火朝天地投资于教育,教育投机者仍然踩着政策的边缘为高回报窃喜;而那些对教育垄断与泡沫并存担忧的人则为政策不明晰而愤愤不平。本刊将陆续刊载对教育问题讨论的有代表性的观点,本篇文章是温铁军博士在海口博鳌“教育论坛”上的发言提纲,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教育产业化”潜在的危机,提醒人们不能也无法回避的现实——     

新乡村建设实践二十年

本文介绍了二十余年来，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发起背景、取得成果，分析了实践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并针对性地提出推动教育创新实验、完善学校教育体系，加强乡建团队学习、完善青年人才培训体系，搭建强有力的乡建网络系统、多方联动融合城乡等建议。     

农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

<正>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同时重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中央一号文件全面地近乎事无巨细地涉及到了党的二十大确立的方向性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都和乡村振兴有关。遵照“人口规模巨大和共同富裕”这前两个特征，最主要的是人的现代化。据此看，在“三农”现代化中，就是长期占中国户籍人口最大比重的农民群体的现代化；而如何促进农民为主体的乡土文化融入精神文明，则是“三农”现代化的关键。     

“三农问题”世纪反思

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农民国家,无论什么外来思想、内生理论,都不得不在能否解释农村、农民和农业这“三农问题”上受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