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制衡、违规行为与外部监管——来自2004-2005年上市公司的证据

被查处的违规行为并不等同于公司实际的违规行为,为此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所作的研究表明,基于不同的治理战略,在内部治理机制亟待完善、外部市场监管乏力的情况下,具有绝对信息优势的第一大股东集中持股(基本为非流通股)并非有利于约束,而是有利于掩盖上市公司日趋频繁的违法违规行为;此时,其他大股东通过外部治理机制进行制衡时所面临的成本更低而成功的概率更大,因此其治理战略很可能是选择不通过内部治理机制实施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而是更多地求助于外部治理机制,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与外部监管者合作,降低信息不对称性,配合监管部门查处控股股东的违规行为,提高外部监管的有效性.     

“限薪令”的政策效果：基于竞争与垄断性央企市场反应的评估

在新一轮国企分类改革的背景下,本文针对2014年《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构建模型分析了事前的薪酬管制对竞争和垄断性央企的不同效果,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限薪令"具有实际约束力,降低了央企高管的货币薪酬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2)竞争性央企有显著负的累积异常收益,符合"干预假说",垄断性央企几乎不受影响,支持"中性假说";(3)就影响机制而言,公司治理越差、行业增长率越高、竞争越激烈、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时,公司价值的损失也越大,但这些都只存在于竞争性央企中。鉴于"限薪令"对竞争和垄断性央企不同的冲击效果,本文建议国企高管薪酬政策应遵循分类改革与精准监管的思路。     

独立董事保护了中小股东权益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投票机制的研究

本文研究表明：（1）上市公司年度内举行独立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即独立董事越勤勉，越有可能实施累积投票制度；（2）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即独立董事运作机制越好，实施累积投票制度和网络投票的可能性越高。基于此，本文建议从单纯强调独立董事规模与比例，转向注重提升独立董事的勤勉程度和完善独立董事运作机制，切实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大股东制衡、治理战略与信息披露—来自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不同的治理战略,控股股东和其他大股东对信息披露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内容具有不同的选择偏好。具体而言,控股股东往往倾向于让信息披露看起来较为可靠和及时,以便迷惑市场和广大中小投资者;同时有意降低信息披露的相关性,使投资者缺乏相关的信息作出适当而有效的反应。相反,其他大股东可能阻碍控股股东操控信息披露,对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性产生“负面作用”,同时倾向于要求在年报中披露更多更加相关的信息。     

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机制评价及信息披露指数研究

本文借鉴中外有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和法律法规,以信息透明度为核心选择信息披露完整性、真实性、及时性三项评价指标,依据实证调研的数据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完整性进行统计分析并作出初步评价。中国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真实性、及时性、完整性及信息披露指数上的表现均不尽如人意,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分属不同行业、第一大股东性质不同、分属不同省区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状况总体偏差,信息披露指数比较低。     

企业业绩组合 业绩差异与季报披露的时间选择——管理层信息披露的组合动机与信息操作

本文主要考察企业业绩组合、业绩差异与季报披露的时间选择之间的关系以及季报披露时间的信息内涵。实证研究显示,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均为“好消息”,一季度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高的上市公司季报披露时间间隔大;上年年报为“好消息”而一季度季报为“坏消息”,上年年报为“坏消息”而一季度季报为“好消息”,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均为“坏消息”,一季度每股收益比上年度高的上市公司季报披露时间间隔小。这可能是由于一季度季报和上年年报均要求在4月30日之前披露的特殊性,上市公司管理层在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组合动机与信息操作行为,一季度季报披露的时间选择可能关键取决于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披露的“好消息”或“坏消息”带来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的组合与权衡。     

高管过度激励、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国际化战略

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讨论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研究证实,由于边际递减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所谓的过度激励,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表现为倒U形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在促使企业高管开展国际化经营方面的作用迥然相异。     

机构投资者有助于企业业绩改善吗？——来自2003-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区分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探讨其持股对企业业绩改善的影响。研究表明：（1）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业绩改善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动机和能力帮助企业改善业绩;（2）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对企业业绩改善的作用不同,持股比例较高的基金、券商有望显著改善企业业绩,而持股比例低的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对企业业绩改善没有显著影响;（3）机构投资者对企业业绩改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对企业长期业绩改善的作用逐步减弱。简而言之,目前机构投资者对企业业绩改善已开始初步发挥作用,但其作用还较为有限。本文建议进一步促进机构投资者的规模化发展,提高其改善企业业绩的动机和能力。     

审计委员会治理与审计意见

本文从审计委员会的存在性、独立性和勤勉程度三个方面,将审计委员会与审计师规模、异常审计收费、审计师变更等结合起来考虑,探讨审计委员会治理对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意见类型以及不利审计意见改善和审计意见恶化的影响。研究表明,相对于审计委员会的存在性,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勤勉程度对外部独立审计师审计判断及其所出具的审计意见的影响更为显著;在结合考虑审计师规模、审计收费、审计师变更等相关因素的前后均可以发现,在董事会中设立审计委员会并切实提高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勤勉程度,不仅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质量,而且亦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对管理层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进行有效的制衡。     

过度激励与企业业绩——基于边际递减效应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研究

在“第二类代理问题”占据主导和隐性激励大量存在的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管看起来显著较低的薪酬和持股比例亦可能导致较为严重的过度激励。有别于先前多数有关高管激励的研究文献,本文不仅清晰展现了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的滞后效应;而且进一步在实证研究中证实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显著的边际递减效应和过度激励,即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间在表现为线性正相关关系的同时呈现左低右高的倒“U”形关系,薪酬和持股比例过低不利于激发高管努力工作改善企业业绩,但薪酬和持股比例过高亦可能导致高管过度激励,同样会对企业业绩造成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