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角色定位对旅游治理的影响——以广西阳朔遇龙河景区为例

政府角色如何定位对旅游地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以阳朔遇龙河景区为例,探讨其旅游地发展历程中政府角色定位的演变,解读不同阶段治理失灵的原因。研究发现:在旅游探查期,社区自主发展,政府基本缺位;在旅游参与期,政府以“规划者”角色介入,并主导运营管理,治理角色不中立,导致治理权威受损;在旅游大发展前期,政府治理目标部分错位加上在资源欠缺、政策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急于强制干预,最终导致治理失灵;在旅游大发展期,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资源跟不上旅游规模的扩张,缺乏长效监管机制,难以实现有效治理。     

青岛市市北区：抢抓改革创新黄金期 构筑北方滨海科创城

青岛,历经百年沧桑巨变,依然岁月长青、美丽富饶。但昔日繁华闹市、人流攒动的主城,如今却不得不面对城市变迁后的发展转型。作为青岛主城区之一的市北,当下已经走到了全面跃升的关键节点,进入了快速裂变的黄金时期。2019年,借助人工智能项目相关企业座谈暨签约等活动和相关项目群的签约落地,青岛市市北区“1412”发展格局和“六个千亩”规划逐渐浮出水面,一幅青岛百年老城的复兴蓝图和向海而兴的美丽画卷,正在青岛市市北徐徐展开。     

中国会计学发展创新与成长路径 ——基于1949—2019年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的70年,不仅是我国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70年,也是我国的会计改革与会计理论不断成长发展的70年.本文以新中国经济建设不同时期的环境变化为基础,梳理了我国会计在各时期所经历的变化及其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从而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会计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历程.不仅有利于总结我国会计改革的发展历程与创新经验,而且能够明确我国会计未来的发展与理论研究方向,更好地发挥会计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作用.     

发明人角色识别及二元创新能力差异分析——社会资本视角的解释

发明人的创新活动嵌入在合作创新网络中。基于社会资本视角，从结构资本和认知资本两个维度辨识并定义4类发明人角色，包括“明星”、“纽带”、“平庸”和“活跃”发明人。以人工智能领域在德温特专利数据库（DII）授权的专利数据为样本，运用负二项模型，对4类发明人的二元创新能力进行实证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不同角色发明人的二元创新能力显著不同。其中，“明星”发明人的二元创新能力最高，“平庸”发明人的二元创新能力最低，“活跃”发明人的二元创新能力高于“纽带”发明人，即认知资本对二元创新的影响大于结构资本。结论对提升发明人二元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创新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变迁关系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创新要素流动既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又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反之，产业结构变迁又会通过微观效应推动创新主体创新。基于1998-2018年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了创新要素流动与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关系及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结果表明：R&D人员流动对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其它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抑制了本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溢出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R&D资本流动对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其它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其它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对R&D人员及R&D资本流动具有促进作用，但是抑制了其它地区的R&D资本流动。     

共享型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 ——员工权力感的中介作用

本文探讨了共享型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以及员工权力感的中介效应和差错风险承担、角色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丰富了员工建言行为、共享型领导的相关理论并给出了相应的实践建议。以上海多家企业中的员工以及其直属上级领导作为研究对象,通过194对领导-下属有效调查问卷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①共享型领导对员工的促进性建言与抑制性建言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②员工权力感在共享型领导与员工建言行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③差错风险承担在员工权力感与促进性建言之间存在调节作用,角色自我效能感在员工权力感与抑制性建言之间存在调节作用。本文在此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并给出相关管理建议。     

历史制度主义视野下我国科技人才政策战略转型与变革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人才政策历经恢复调整、初步确立、转型完善、深化改革到全面建设等5个发展阶段。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探究我国科技人才政策变革逻辑与动力机制。结果显示，路径依赖是我国科技人才政策保持结构稳定性与内在连贯性的基本阐释工具，体现在回报递增效应、多主体协作效应和制度场域自我强化等方面；关键节点在政治逻辑作用下成为科技人才政策变革的原始驱动力，其本质是在保证政治属性不变的前提下建构以绩效为核心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进一步，在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以“缓冲器”式中介组织为核心的行政认同、市场协调和学术本位之间的合理张力，进而推进利益相关者群体利益协调与整合机制成为我国科技人才政策不断自我革新的有效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