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国家级孵化器“认证”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全部科技企业孵化器（简称"孵化器"）数据，检验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简称"国家级孵化器"）的"认证"效应。文章认为，获准入驻国家级孵化器能够向外界传递关于企业质量的积极信号，帮助企业通过高新技术认定。研究发现，相比非国家级孵化器，国家级孵化器中的初创企业获得高新技术认定的概率显著更高。在控制了已有文献中资源连接和能力建设的替代解释后，文章结论不变。从"认证"效果的需求和供给角度分别展开研究发现，对于更需要权威机构认证的群体，如首次创业者、大学生群体以及专利数量较少的初创企业，入驻国家级孵化器的影响更显著；并且，专业技术领域的孵化器与孵化企业的技术领域一致会增强国家级孵化器的"认证"效力。为了缓解可能的遗漏变量问题，文章仅保留在孵化器评定为国家级之前已入驻的企业样本，并以孵化器评定为国家级作为冲击事件构建多时点DID模型，结果支持本文结论。文章拓展了孵化器的作用机制研究，并为创业服务机构影响初创企业资源获取的现有观点提供了基于大样本的经验证据。     

空间相关性、创新生态环境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创新效率——基于中国23个省份的实证研究

构建两阶段共享投入关联DEA模型，测算中国内地23个省市样本期整体及各子阶段创新效率，并从时间、空间维度进行对比分析，构建空间Tobit模型进一步分析创新生态环境对其创新效率的空间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样本期整体与创新研发阶段效率均处于中等水平且呈M型变化趋势，而成果转化阶段效率较低，呈W型变化趋势；创新生态环境与创新效率具有强正向空间相关性，说明地理邻近空间存在知识溢出效应；在整体创新阶段，劳动力素质、政府支持均与创新效率显著负相关，而市场结构与创新效率正相关；在研发创新阶段，人均GDP对创新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基础设施、对外开放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成果转化阶段，除对外开放程度与创新效率负相关外，其余影响因素均与创新效率正相关。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数字经济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是实现传统经济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变、数量型增长模式向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采用201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趋于减弱；数字经济发展会强化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边际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更能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企业家精神、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建议。     

技术积累提高了区域创新数量还是创新质量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背景下，提高创新质量至关重要。以高技术产业为例，综合采用联立方程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技术积累与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技术积累对创新数量的贡献大于创新质量；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间的协调性不高；技术积累对创新数量的贡献中其自身、研发人员、创新质量的门槛效应呈递减趋势；随着创新数量增大，技术积累对创新数量的作用弹性逐步提高；当研发经费处于中等水平时技术积累对创新数量的弹性影响最大，对创新质量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效应。     

创新韧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与特征研究

提出创新韧性的概念，认为创新韧性是创新面临外部冲击时保持系统稳定甚至进化为更高创新水平的能力，并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探究创新韧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创新韧性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大小、特征、规律。利用高技术产业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创新韧性与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的关系。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创新韧性对创新产出存在积极贡献；创新韧性与创新产出呈倒U型关系，创新韧性中等时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最大；低创新产出下，创新韧性负向影响创新产出；创新韧性的弹性系数随研发经费、研发人员增加先减小后增大，中等研发投入时，创新韧性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最小。     

知识基础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研究——知识场活性的调节效应与市场感知能力的中介效应

基于311家高新技术企业调研问卷，利用层次回归模型，研究知识基础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以及知识场活性、市场感知能力在二者关系中扮演的调节和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知识基深度和知识基宽度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意愿均产生促进作用，知识场活性增强了知识基础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意愿的正向影响，市场感知能力在知识基础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意愿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厘清不同维度知识基础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机制具有理论意义，同时，对高新技术企业主动激发创新意愿具有实践启示意义。     

高科技企业离职员工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高科技企业离职员工创业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普遍现象，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离职员工为何离职创业，而忽略了对离职创业结果的探究。聚焦于离职员工创业机会创新性，以华为26个离职创业样本为研究对象，应用组态思维整合文化情境和个体特征两个层面因素，探究创业机会创新性背后多重条件间的复杂互动本质。研究发现：文化情境与个体特征因素联动匹配影响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实现；影响高-低创业机会创新性的路径呈现差异性，高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影响模式为创业自信驱动型、知识能力主导型与个体-组织协同型，低创业机会创新性的影响模式为过度自信触发型与创业特质缺乏型。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合作申请专利网络集聚效应分析

根据中关村管委会提供的“一区十六园”和11个技术领域合作申请专利数据，构建高新技术企业合作申请专利网络。以模块度作为描述性指标，采用Louvain聚合算法分析社团结构特征及演化趋势。最后，具体分析4个时间截面的五大社团结构，从而揭示网络社团结构对企业合作申请专利的推动作用。     

ESG disclosur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the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ESG disclosure effectively promot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IC) and also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green vs. high-tech). Further, examine the role of financing constraint (FC)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SG disclosure and TIC. We employed the panel regression model, Causal step approach, Bootstrap mediation effect test, 2SLS, and GMM model. We used Bloomberg’s ESG disclosure score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19 (1); we found that the ESG disclosure ha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corporate innovation indicators (OTI, STI, NSTI) and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IC at different levels of corporate innovation (2) ESG disclosure of non-green (high-tech) industry is more effectively promote TIC than green (non-high tech) industry (3) ESG disclosure can promote corporate innovation by reducing the level of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FC ha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ESG and TIC.     

高科技上市公司内在价值评估：基于连续型实物期权模型的实证研究

高科技企业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决定其本身具有潜在的期权价值,所以,传统的评估方法难以客观地评估出高科技公司内在价值.针对高科技公司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引入Schwarz的连续型实物期权模型,在对模型进行离散化处理后,利用蒙特卡洛模拟对中国软件开发板块的高科技上市公司进行价值评估,并由此对整个软件开发板块的高科技上市公司价值评估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实物期权模型能较好地对高科技企业进行价值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