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问题分析

近年来吉林省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形势不容乐观。财税政策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文章着力分析吉林省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方面财税政策存在的缺陷,并提出积极的完善建议,力图满足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山西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研究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别对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四个阶段,各行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同阶段、不同行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联程度差异显著。其中工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能耗较高,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能耗较低且经济贡献率高。基于对山西不同阶段、不同行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习近平关于大食物观论述的理论渊源、思想内涵与时代价值

文章以大食物观为研究对象，运用系统分析法与辩证分析法，全面分析了大食物观的理论渊源、思想内涵及时代价值。研究发现，大食物观以中国传统粮食观和马克思主义粮食观为理论渊源，以食物消费观为核心、食物来源观为方向、食物供给观为路径、食物安全观为基础构成大食物观思想框架，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粮食观、把握新时代粮食安全内涵、解决国际粮食安全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最终价值实现目标。     

我国非转基因大豆进口潜力探析

2023年“一号文件”再次明确提出，加大力度扩种大豆油料，深入推进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国家各个部委亦出台了一揽子稳定大豆生产的支持政策和措施，其目的是从统筹发展和安全战略高度，深入实施“大豆振兴计划”。但由于我国耕地面积有限，且需要优先保证主粮供应的稳定性，国产大豆产量增幅有限，依然需要多元化进口大豆保证国内大豆供应。特别是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在保障国内大豆生产的同时，拓展多元化的进口贸易渠道，就成为了保证国内非转基因大豆供给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当前国际大豆产量及我国大豆贸易现状的分析，结合俄罗斯、非洲等国家的大豆生产现状，以及我国国内大豆的需求特点，从政策制度建设、我国大豆产业优势、培育“一流”大豆加工企业、抢占非转基因大豆定价权等角度，给出进一步发展我国大豆进口贸易的建议。     

提高出口退税能够“稳就业”和“稳外贸”吗?

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剧了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本文以中美贸易为例,探讨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在稳就业、稳外贸以及应对贸易摩擦中的作用机制。首先基于1994-2020年季度数据发现:中国就业的波动较平稳;净出口则呈现高波动特征;中国就业和净出口呈现弱顺周期。这些周期特征与其他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其次构建了一个含有不完全金融市场和价格不完全传递的对称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数值模拟发现:在本国出口退税冲击和它国技术冲击下,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中国就业和净出口的周期特征,其中财富效应和由贸易条件变化引起的支出转移效应是主要的内在传导机制。借助模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反事实实验发现:中国单方面提高1%出口退税时,中国就业增长0.05%,净出口增长0.28%,呈现较强持续性,提高出口退税能够稳就业和稳外贸;当中国提高1%出口退税和美国提高1%进口关税时,中国就业增长0.03%,净出口增长0.16%,呈现较强持续性,勒纳中性不成立,此时出口退税在稳就业和稳外贸中的作用尽管有所削弱,但依然有效。     

基于高职贫困生消费价值观特点探索发展性资助模式

探讨高职贫困生消费价值观的特点,并根据其特点探索发展性资助模式。以福建省5所高等职业技术学校63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大学生消费价值观问卷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高职贫困生的消费价值观呈节约型>愉悦型>利他型>质量型>社会型的特点。消费类型以节约型和愉悦型为主,说明高职贫困生中部分学生朴素勤俭,有务实精神,但也有部分同学追求娱乐休闲消费,盲目追求愉悦感。在性别、年级、生源地等人口学变量上,消费价值观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学校应结合高职贫困生消费价值观特点,引导学生建立健康的消费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为根本,探索发展型资助模式,帮助学生自立自强,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有责任、有担当的人才。     

展望2021之三重体验与个性化是零售业发展主基调

全球监测和数据分析公司尼尔森公布的最新研究显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零售业带来深刻影响,伴随着人们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的转变,消费市场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零售商和品牌商需要重新审视人们的购物场所和方式,调整业务重心,以满足消费者新需求的同时把握2021年零售业的发展主基调——消费者体验感及品牌和产品个性化。     

房价上涨会影响居民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吗?

构建模型阐释房价变动对主观地位评价的影响,并基于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使用面板有序Probit模型分析房价上涨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高房价会导致居民主观地位评价下降,且对于男性、农户和城镇居民的影响更强;婚姻匹配和相对消费都是房价影响主观地位评价的重要渠道.